刘增人：我的“导师”田本相先生
翻检旧书，居然找到若干前贤的赐函，使我逐渐回忆起若干往事，难免心潮激荡，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初识先生
我有幸结识田本相先生，已经多年。还是1987年末，我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乘了九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赶赴自己心心念念的青岛大学报到了。新建的青岛大学，坐落在青岛东郊的大麦岛，是从一片荒凉的丘陵砾石里硬硬开凿出来的。从德式建筑的青岛火车站到学校，只有一条路，就是乘6路公共汽车到中山公园再转31路，终点是辛家庄。从辛家庄到学校，还有至少两站路程要自己跋涉。那路全部是砂土路面，一路上坡。但那时的青岛大学创建伊始，学校领导和刚刚聚拢在一起的教职员工，都满怀着创业的理想与向上的朝气，希望尽快把这座创办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里的大学，兴办得有模有样，成为自己后半生实现理想、安置家园的人生港湾——人和事，于是都充满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我的老师冯光廉先生出任中文系主任，更是殚精竭虑，一心一意要把我们这新生的中文系办成可以与山东西部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山东师大中文系等并驾齐驱、互补相生的学术高地。因此，中文系一开张，就出台了一系列带有深远意义的举措：一是强化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文化素养，借以营造全校的人文氛围；二是约请北京学者吴福辉、蓝棣之、王富仁等前来助威，为新办的中文系出谋划策；三是举办现代文学助教讲习班，请严家炎、田本相两位先生讲学。我都有幸参与了。
1989年春夏，冯先生举办现代文学助教讲习班，约请严家炎先生和田本相先生主讲。严先生上午讲新出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田先生下午讲自编自著的《电视文化学》，我被冯师安排做助教班的负责人，因此有幸与两位先生熟悉起来，而且从头到尾，一堂课不落地听完了当时是中国最前卫的现代文学·文化的学术成果。我自己究竟提高了多少，不敢也不易量化评估，但后来我敢于在中文系开讲关于“电视文化观”的所谓“学术讲座”，敢于在冯先生和我联合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承担有关小说流派乃至其他文学文体流派的篇章的大改任务，主要应该归结于这个助教班的收获。休憩时日，我便陪两位先生和诸位助教，去周边的景点游散。我们学校南边的小麦岛，那时还未经“开发”，风光依旧保持原貌，水阔云高，风激浪涌，极目处海天一线，颇似欧美小说里描写的风致，特别引逗遐想。我们就坐着礁石，背对远海，留影纪念。大胆的助教，也有的去石老人海滩破浪远游，风光无限，我却只有羡慕不已的份儿。讲习班就要结业了，我买了一箱易拉罐的青岛啤酒，请老伴做了几个我们家的“传统节目”，例如椿芽摊鸡蛋、芹菜炒肉丝，还有来青岛才学会的辣蛤蜊、烧鳗鱼等，为两位先生饯行。那时还不时兴去酒店吃饭，来客人都是自己“家宴”招待。两位先生都没有空手前来，严先生带的什么记不得了，田先生从黑色人造革包里掏出来的，就是“口子窖”。因为我是第一次知道这酒的名字，尝到这酒的味道，所以印象比较深。
这一晃就三十多年过去了，几位旧友的情谊，严先生和田先生对我的鼎力支持与无私帮助，绝非短文所可缕述，而人间沧桑轮回，学术苍黄变易，不知已经掀过去多少篇页……
单兵教练
1992年《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之前，冯师就召集我们学科开会，部署新的科研任务：冯师说他已经申请到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要求我们合作编写一部《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卷（后来又增加了文学批评卷），每人一卷，两年交稿，每卷可以有三千元经费。冯师话音刚落，我的同事立马认领了小说、散文、诗歌三卷，一眨眼间我就已经没得选了！我当时不清楚这个“近百年”是从什么时候算起，是鸦片战争还是辛亥革命？更不知道在这么长的时段里中国有些什么戏剧，它们有什么文体特点，所以无法认领。但如果我谢绝了这一卷，冯师精心设计的以四大传统文体支持起来的学术宫殿就可能因“瘸腿”而“畸形”，整部书就有可能成为学术界的“笑柄”，更重要的是对于一向热情支持我们的山东省社科规划办无法交代。因为我已经没得选择，又不能逃走，总体写作计划就在我的迟疑中迅速敲定了。回家以后，苦闷多日，担心由于我的知识缺欠拖累了冯师庞大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但我要完成任务又确实有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日忽然想起戏剧专家田本相先生，茅塞顿开：我有救了！一封长信换来本相先生一纸短柬，他说我的问题太大，非书信可以解决，最好到北京面谈，大概需要几天时间。暑假将至，我马上函请北京的朋友代我在紫竹院左近预定了招待所，到京后立即电话向本相先生汇报了具体住址。
第二天下午，我的“研究生”待遇正式开始了。他告诉我戏剧文体流变这个选题太大，我恐怕做不了。因为其中有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京剧以外，各种地方戏究竟有多少种，他也心中无数。光是普查中国近百年的地方戏，我大概一辈子也无法完成。因此，第一是要做“减法”，即排除戏曲，只谈话剧（这一减，成功化解了我不知道“近百年”从何说起的焦虑和困惑——我的书稿，就从李叔同他们的“春柳社”写起）；第二是要做“加法”，即把研究的范围从现代、当代的话剧这种主流体式扩展到近代以降的“文明戏”以及当下颇为盛行的“探索戏剧”（这一加，顿时大大丰富了我原来的狭窄思路，从我比较熟悉的曹禺、郭沫若、夏衍、吴祖光、老舍出发，调整到与中国话剧的发展沿革实际状貌尽可能贴近的轨道）；第三是做“除法”，即按照正在热烈讨论的“戏剧观”分解为写实型、写意型以及写实与写意结合型，开展纵向与横向结合的梳理、归并（这一除，就帮助我分清主次，有详有略，比较从容地在规定的字数里基本完成相关历史的描述）。
第三天下午，他告诉我话剧的体式是由编、导、演以及舞美等一整个“团队”共同的“戏剧观”支配的结果。中国的“戏剧观”，不但与体现着中国传统审美意识、表演形式的京剧有关联，还要看到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带来的具备异域风味的艺术营养。然后相对系统地梳理了从五四以来“戏剧观”讨论的大体脉络，特别叮嘱我注意人们普遍不太重视的张厚载、宋春舫一类学者的意见，以及提倡“国剧运动”的一班戏剧实践家们的意见。当下的探索戏剧向何处去，也值得充分关注。（这一部分，是我的书稿里最薄弱的部分。因为我现场观看话剧的体验、感受实在太少太少，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永远无法取代那种真实的现场感。）
第四天下午，他告诉我研究话剧，当然要十分重视剧本，但话剧艺术不同于小说、散文、诗歌，它与编、导、演以及舞美、宣传、演出反响等等二度创作甚至三度创作，都有血肉一般的关联，言说话剧文体只谈剧本必然是“偏瘫”的研究。因此，他已经和自己担任所长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资料室的老师说好，可以去复制一批《野人》《车站》等探索话剧的演出录像带。但这是话剧所自己的研究资料，一般不对外，我只可以自己作为撰写书稿的参考，不要外传，而且要合理付费，因为人家有成本。临别，他给我留下一份书目，一份可能集中发表相关文章的刊物目录。他后面有离不开的重要会议，预祝我写稿顺利，并代他向青岛大学的朋友问好……
后几天里，我按照本相先生指点，从王府井到大栅栏，买到有关书籍二十余种，在北图复印了近百篇有关文章，包括剧本、导演解读、知名演员的角色阐释、剧场艺术的进展等，当然主要是相关研究论文以及学术会议综述，从此开始逐步走进话剧研究这个过去完全陌生的艺术世界、学术领域，给自己的研究视野打开了一扇别致的窗户，也使我的教学生涯开辟了全新的途径和乐趣。由于本相先生的指点，我自己也非常刻苦努力，话剧卷基本按时交稿了。事后我慢慢体悟到：从授课内容的精粹切要到“单兵教练”的讲授方式，几乎完全是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的待遇。
提携奖掖
1991年暑假，中国话剧研究会与南开大学举办“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承田本相、刘家鸣先生邀约出席会议，提交论文《论曹禺剧作的人物配置艺术》，后收入邹红主编《曹禺研究：1979—2009》（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四辑“曹禺剧作人物研究”。同辑有钱谷融、黄会林、陈平原、王富仁、孙庆升、刘家思等学者的文章。
后来本相先生还给我颁奖，除去惭愧外，更加体会到前辈学者对后学提携捧扶的厚爱。但因为自己没有继续在戏剧研究的道路上走下去，思来想去，有负雅意，中心惭愧惶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