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得一位当代美国自然文学作家曾写道：“我总是想从细微之处来思索自然，那些人们每天面对的景色，从窗户沿一条小路的方向望过去的景象，那些身边的自然。”然而，在这组系列文章（该系列自《书城》2024年4月号《心灵慰藉》始，至此篇结束）中所描述的五位十九世纪欧洲女性却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离开了自己身边熟悉的环境，选择了一条颇具挑战性的道路，走向当时那个依然存在着荒野甚至野性的拉丁美洲。

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重温十九世纪五位欧洲女性前往拉美的跨洋之旅，尝试着想象她们当时的无限憧憬，体验她们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分享她们在探险中的种种奇遇，无疑会给我们带来心灵的互动。想想英国游记作家格雷厄姆（Maria Graham）、苏格兰探险家英格利斯（Erskine Inglis）、法国社会主义活动家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瑞典小说家布雷默（Fredrika Bremer），以及英国的旅游艺术家、摄影家、考古学家布莱顿（Adela Breton）。这些昔日的欧洲女性形象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她们前往拉美的跨洋之旅可谓是对自己人生的探寻，也堪称是对自己身心的极度测试及挑战。诚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英语教授弗劳利（Maria H. Frawley）所述：“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探险……主要是她们历尽苦难，从而构建了她们的个性。”这几位前往拉美探险的欧洲女性所经历的磨难，令她们逾越了限制女性成才之阻碍，同时，也以一种极富创意的方式，让女性摆脱了作为家庭主妇的生活模式（《十九世纪前往拉美的跨洋之旅：欧洲女性的心灵朝圣》[Translantic Travels in Nineteenth-Century Latin America: European Women Pilgrims]，第207页，本文作者译；下文仅标注页码）。因此，这些欧洲女性远离故里的风尘苦旅和漫漫长路，对她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成就了一种精神追求，一种高度个性化的通往自我实现的精神朝圣；而对她们中另一些人而言，这种跨洋之旅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探寻，是一种旨在探索新的边疆及女性身份认同的可能性。阅读并探索这种别具一格的旅行或探险，即便在当下，依然给我们带来精神的愉悦及心灵的升华。

前往拉美探险的欧洲女性与赴拉美的男性所持目的也有所不同。男性探险者跋涉是为了寻求“天人合一”的自我发现。而女性探险者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拉美新大陆则有着身体的强烈感受。她们不辞劳苦、远渡重洋，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忍受了身体的不适及背井离乡的孤寂感，为的是寻求新的知识。当男性探险者认为，跨越大西洋之旅在精神上打破了他们原本的各种固有观念时，女性拉美探险游记则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文本——将女性探险者的身体置于她们所面临的、被重塑的地理空间（第207页）。众所周知，某些风景及自然景物会激发人们独特的心理感应，促使人们超越词语层面上的惊奇，获得一种由别样的地貌带来的全身心领悟。所以，此文所描述的女性旅行强调的是通过女性身体所体验到的那种跨洋之旅的情感冲击力。她们通过远洋跋涉，运用身体隐喻展现出跨洋之旅的最终成果。

在这些跨洋女性的作品中，法国女作家特里斯坦的传记《一个贱民的旅程》（Peregrinations of a Pariah）将她本人的拉美之旅生动地描述为以女性身体为中心的“奥德赛”。随着特里斯坦身份的改变，其身体意象及身体对旅行的移情（displacement）及不适的反应也随之变化。在墨西哥轮船上，身体的不适在她旅行写作中反复出现：

登上我那个漂流的家一小时之后，我便开始晕船。我将不再向读者描述这一番折磨，因为它的确是无聊乏味……它是一种永久的痛苦，一种悬在空中的生活。（第208页）

特里斯坦上述经历的叙述令人想起她游记中那个“悬在两个巨大空间”（此处指天地之间）的主题。在《一个贱民的旅程》中，地平线的碧海蓝天构建了叙述者此次跨洋之旅从启程到结束的旅行路线。“我是孤独的，孑然一身”这一表述极为形象地传递了许多女性在其旅行中所经历的孤寂，与众多欧洲英雄好汉所进行的以满足其科学好奇心为目的的“孤独的旅行”相比，这种孤寂更为令人震撼（第208页）。

当特里斯坦在经历海上的晕船及孤寂时，英国的旅游艺术家及考古学家布莱顿则在拉美攀登波波卡特佩特及伊斯塔西瓦特尔火山（Popocatépetl & Ixtaccíhuatl）。这两座火山的山名源于墨西哥神话中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据说，一位部落酋长的女儿，美丽的公主伊斯塔西瓦特尔爱上了一个勇敢的武士波波卡特佩特。当这对恋人向酋长表明心迹时，酋长要求波波卡特佩特必须打败与他竞争的部落才同意这桩婚事。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波波卡特佩特奔赴战场与敌人奋战。但是，另一个求婚者在波波卡特佩特不在公主身边的时候散布谣言说，波波卡特佩特在战场上遇害身亡。年轻的公主信以为真，不久就悲伤而死。当波波卡特佩特凯旋后，悉知噩耗，悲痛欲绝。他抱着伊斯塔西瓦特尔的遗体登上高山，手持火把日夜守护于她身边。众神被他们的爱情深深感动，用冰雪覆盖了二人，把他们变成了两座相连的火山，永远在一起。这个爱情故事被称作墨西哥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布莱顿就是这样将自己置身于一种浪漫且忧伤的环境之中，给读者留下了女性在拉美风景中的身影。她在搭起的帐篷前拍照留影，显得刚毅顽强。她的身边站着当地导游、她的精神伴侣索罗里奥（Pablo Solorio）。正是这位当地导游支撑着她完成了在墨西哥高原山区那些艰辛的长途跋涉。然而，作为艺术家，布莱顿并没有将自己展示在她的艺术作品之中。相反，她似乎有意抹去她的艺术人格，比如，在她的附图档案的每幅插图中，除了图中常见的地点及时间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标记。这一点显露出世纪之交的时代情怀。或许，依据自然文学的理念，我们也可以解释为，布莱顿当时只是想将自然景物作为中心，而并非想突出自然中的人类。

十九世纪游记写作中追寻自我的主题有着强大感染力，女性的朝圣之旅具有显著的性别认同特征。此书选择这几位漂泊羁旅的女性作为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在展现一种早期女性主义论述，无论是特里斯坦对婚姻制度的评析所显示的走向新型性别范式的前瞻性主旨，还是布雷默在美洲旅行中所赞扬的领域分离论（the notion of separate spheres，主张社会有公共领域及私人领域之分，前者与政治、经济及职场有关，被视为男性的活动范围，后者与家庭、儿童及家务有关，被视为女性的活动范围。两个领域泾渭分明，互不干涉）都可体现上述论点。

尽管上述女性的经历不同，但其跨洋的朝圣都是为了在新大陆重塑自己的女性身份，这是对女性共同境遇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要么外化为具有社会联系的社会群体，要么表现为一种极为个人化的内心追求（第209页）。通过与当地上层克列奥尔人（即生于美洲的西班牙人后裔）及欧洲旅伴的频繁接触，以及与当地土著居民和非洲人那种短暂但至关重要的相遇，这些女作家将女性的社会境遇作为其旅行的核心关注点，进而形成一种身份的相互映照。以新大陆的高山与溪流为家，这些前往拉美探险的欧洲女性与美洲的女性建立起姐妹之情。这种情谊或是导致其自身性别认同发生变化，或是让她们直面并共情于独立后的拉美女性只得接受封闭状态（如修女及被抛弃者）的命运。

这裹挟着他者（the Other）的凝视，伴随着每位女性旅者所拥有的未竟的梦想、未达成的目标与未了的渴望，和她们一起踏上了漫漫旅程。所以，这跨洋的朝圣就成为一种走向内心、走向成熟以及探索自我意识的旅程。无论是通过与非欧洲群体的短暂接触，还是通过与克列奥尔人同辈长期的和谐共处，这些女性旅者都重塑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她们纷纷拿起笔和素描本前往拉美的战场或客厅，形成了各自富有创意的创作过程，塑造了一个个有自主意识的叙述者形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书写成为女性探索自我主题的一种方式。同时，书写又起到了同样重要的记录她们所经历的事件之功能，因此成为一种“将她们自身载入历史”的重要途径（第209页）。

在布雷默结束了古巴的旅行，回到美国南方时，她在“圣马修”号蒸汽船上发出了另一番深情的表述。只不过，这一次并非源于对奴隶制屈辱感的回应，而是源于她在性别等级体系中自身的角色。由于船上有三对婚姻幸福的夫妻——布雷默将他们戏称为三对“斑鸠”（在动物世界里，斑鸠多为“一夫一妻制”，终身相伴，象征“至死不渝的爱情”）——布雷默第一次与自己独身的现状妥协了。她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对久别重逢的中年夫妇并这般评述道：“在我眼中，他们俨然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唯独我除外。我旁观眼前这一切，上帝偏偏赐予我从他人的幸福中汲取欢愉的本领。”在布雷默后来的旅途中，当她穿越佛罗里达州南部的红树林沼泽时，她在独自沉思中肯定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独特地位，感到自己完全与自然和神灵相契合。清晨，佛罗里达荒野中的一片片青苔布满了露珠。这景色在她心中激发了第二个新的高潮时刻，这并非关于转变的时刻，而是关于蜕变的时刻：

大地充满了芳香。我亲吻着绿叶上的露珠；我将露珠置于我的眼睛、眉毛上，这些生长在崭新的、年轻的土地上的新鲜露珠; 我真想再次在这乌尔达圣泉（Urda-fountain，乌尔达圣泉是北欧神话中的一个神圣地点，位于世界之树的根部，是众神每日聚会和讨论事务的场所，具有净化和赋予永生的力量——本文作者注）中沐浴一番; 我泪流满面……因为，我终于喝上了一口那清凉的琼浆，为此，我曾在漫长的沙漠朝圣之旅中口干舌燥。我曾经畅饮——现在我依然从上帝取之不竭的泉水中汲取生命的丰盈，我依靠着神赋予我的翅膀而得以支撑。这世上还有谁比我更自由，更富有？（第210页）

在那些以科学及慈善为目的享受自由旅行并以“孤独的旅者”自称的女学者中，布雷默堪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占据了她应有的位置。依据当时的传统观念，作为一个女性，她或许不应当独自远离故土，跨洋探险，但她并没有为此做出习惯性反省，而是承认她的主要身份确实是一位女性朝圣者。

书中的另一位女作家——法国的特里斯坦则将自己描述为“一位在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女性中介人”，成功地建构了其自传中的“我”的形象，为她的文本赋予了书写权威性及宗教权威性（第210页）。或许，只有将她的越界行为转变成一种天意使命，特里斯坦方能获得连贯统一的作者话语权，同时彰显其文本的真实内核及价值。如她所述：“上帝之王国就在眼前：我们将进入一个彰显真相的时代。”因此，“贱民”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边缘群体”，而且还是一个极具表现力的发声场所。她继而写道：“我将讲述自己两年的生活经历；我将鼓起勇气，说出我所遭受的一切。”将自己界定为社会符号秩序未知范畴中的边缘放逐者，特里斯坦——这个女“贱民”，正是基于这种否定与排斥才获得了书写的使命：“那位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新大陆都被剥夺了参与所有社会活动权利的人……将这种剥夺变成了一种使命。”（第210页）不论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离经叛道者，还是一个跨洋的旅游者，自称为女“贱民”的特里斯坦在墨西哥之旅中将这一旅程描述为让自己经历蜕变的一次朝圣之旅。这也是一种兼具个人命运与文学见证双重意义的角色定位。法国资深比较文学学者米肖（Stephane Michaud）对《一个贱民的旅程》赞誉有加，他评述道：“这本书首先讲述的是一次成功的逆袭故事，通过这一过程，被社会排斥的过程逐渐演变成了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第210—211页）然而，将自我转变成他者的强烈意识，或者说，特里斯坦的叙事立场中蕴含的越界意识，完全有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一个没有固定居所、漂泊于海上的女人，别无选择，只能在内心深处重新塑造自我。所以，当特里斯坦将自己饱经磨难、刻骨铭心的经历注入笔端时，她的传记《一个贱民的旅程》就显得格外标新立异，非同凡响。

与特里斯坦“贱民”的身份不同，苏格兰探险家英格利斯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贵族家庭，是墨西哥独立之后第一位西班牙驻墨西哥公使的夫人。她来到墨西哥，在很大程度上是履行其公使夫人的职责。所以，她是以“自我分裂”（a split self）的视角来描述她这段女性旅行经历的。当时的她远离苏格兰熟悉的家园，很不适应新大陆的火山和峡谷地貌。她对家的渴望，并非指向她与家人在新英格兰共同拥有的田园风光，而是追溯到了更久远的过去——她祖先们的家园：

我想到了欢乐的英格兰的圣诞节，想到我们家人欢聚一堂的往昔岁月，宛若躯体的旅行还不够，于是我便开始了心灵上的旅行，思路飘向全然不同、遥远且早已逝去的场景之中。睡时，我梦归苏格兰；醒时，我却在墨西哥！

这时，我们看到旅者英格利斯尽管努力尝试着适应全新的环境，却深陷身体和心理的混乱失衡。她以过去那些“圣诞魅影”与当下现实境遇时间差的形式来呈现上述情景。以家庭为根基的旅行经历所产生的吸引力，深深地牵动着这位女性朝圣者的心。与其他浪迹天涯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相比，英格利斯似乎是逆向而行的。因为，其他几位欧洲的跨洋女性“都迫切想要在远离故土英国的地方确立自己的身份，摆脱那里所奉行的与城市家庭观念及性别规范紧密相联的有关理念”（第211页）。而对于英国女性旅者而言，对故土所产生的那种颇为矛盾的依恋，或者说爱恨交织的情感，充当着她们的精神缓冲及内在支撑，从而帮助这些女性旅者忍受背井离乡、浪迹天涯的漫长岁月以及对于未知的归宿的恐慌。

在几位十九世纪欧洲跨洋女性作家中，英国游记作家格雷厄姆在离开巴西时所面临的命运未知的困境令人唏嘘。她停留的最后几天，恰逢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的生日庆典以及他加冕的周年纪念活动。格雷厄姆记录了这一特殊时刻的亲身经历。她先是将巴西皇宫进行了一番描述，栩栩如生，才气横溢。然后，表明自己怀有能担任皇室夫妇最小女儿的家庭教师的期望。为了实现此愿望，皇后指点她可直接给皇帝上书以表此愿。获准为皇室效力后，格雷厄姆就启程前往英格兰，当时她原以为这只不过是个短暂的旅程，并非重返先祖故土的终极抉择。

在英国女性朝圣者的引领下——她们的目的地是远离帝国中心的遥远之地——格雷厄姆的返程之旅本应是一次有益转折，令其获得一种全新的职业身份。她在那艘返乡航船上所做的简短航海记录表明她已将巴西想象并描述为一处替代家园，在那里，格雷厄姆挣脱了束缚女性的枷锁，终于可以自由地投入自己的写作事业之中。她感叹道：“我不受任何约束，只是行走、阅读、写作、绘画，恰若在我的家中。”当航船驶过亚速尔群岛（the Azores）时， 航道被强风所阻，直至有一天“两股海风的交汇让海面掀起的波浪高达任何船只桅杆的高度，波浪绵延成了一条长长的弧线”，展示出“我所见过的最壮丽且最恐怖的景色”（第211页）。尽管格雷厄姆最终安全抵达英格兰，但一种终结感与既定结局随之而来，湮没了她此次海外旅居所期盼的结果。对于格雷厄姆而言，自从一八二四年七月返回巴西去履行其新职务（大概指担任皇室夫妇最小女儿家庭教师的职务）之后，仅一个多月，她便在不明缘由的神秘情境中离开了皇宫。如同法国的特里斯坦当初被驱逐出其叔叔在秘鲁阿雷基帕（Arequipa）市的家庭亲友圈一样，格雷厄姆自始至终都没能体验到拥有新居的归属感与满足感。然而，对于特里斯坦来说，家族的驱逐促使她终身致力于改善欧洲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她的这种社会使命意味着她那永无止境的漂泊之旅，当她最后一次游历法国时，这种流离失所的感觉尤为辛酸。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新大陆对于格雷厄姆的拒绝，标志着这条道路的结点，因为“从此，她再也没有外出旅行”（第212页）。

综上所述，尽管当十九世纪几位欧洲跨洋女性旅者书写其各类的旅行随笔时，她们的初衷都是为欧洲读者而写作，比如，格雷厄姆向英国读者致意——“我的英国朋友们，此日记是正是为你们所著”， 但她们实际上也是在为所有不同地域和时代的读者探寻一条可供遵循的路径。作为文化的传播者，欧洲女性的旅行不仅在地理层面上，也在时间维度上跨越了大西洋的鸿沟，使得当代读者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来想象自身（后现代）的漫游之旅。这也是此书的意义所在。

从二〇二四年四月开始写这组关于十九世纪欧洲女性探索拉美的文章至今，将近两年时间过去了。在这之前，我曾在《书城》上发表过关于“哈德逊河系列”的文章。写那些文章时，几乎篇篇都是得心应手，宛如我与原文作者携手共游哈德逊河并观赏其岸边那壮丽的风景。然而，这组关于拉美的文章，对我来说则的确是一种挑战。因为我对拉美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不熟悉。此系列文章中有关人类学方面的叙述及解释，对我而言，则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然，由于几位十九世纪欧洲女性的背景不同，而且她们前往的目的地是拉美，原文中时有法语、西班牙语及当地土著语出现，还有诸如非裔古巴人或古巴黑奴的语言及其充满个性的土著舞蹈，写作更具难度。总之，这个系列的文章难免有些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海涵。然而，与此同时，我的心中也还是感到有所收获。这组文章使我领略了拉美的风景及风土人情，令我想起了哈德逊河画派从东海岸逐步向西海岸移动的情景，那也是从熟悉的环境向未知的原野不断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有艰难险阻，但也有惊喜与欢乐。同理，我在艰难的探索之中，也看到了别样的风景，遇见了独特的友人。所以，这个系列在某种程度上，也堪称我心灵的旅程，是我与欧洲十九世纪几位跨洋女性携手探险，进行心灵对话的经历。同时，我也获得了以这些文章为桥梁与广大读者结识交友的机遇。我很珍惜这个机遇，它让我心有所依，将思绪延伸至无尽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