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苏轼跪下：“烛送词臣”在明代的图像化
一
一六四五年闰六月二十七日，风雨飘摇的南明政权迎来了它的第二个皇帝，其时刚刚就任“监国”二十天的唐王朱聿键在群臣拥戴下在福州即皇帝位，建元隆武，史称隆武帝。崇祯末年，朱聿键曾因起兵勤王，被崇祯帝猜忌圈禁凤阳多年。当时驻守淮安的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路振飞曾对龙困浅水的朱聿键多方照顾。朱聿键即位后，感念昔日情义，擢升路振飞为吏、兵二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随后，路振飞入朝觐见，据说隆武帝见到他时，“大喜，赐宴促膝，夜分撤御前金莲烛送归，解所佩玉带赠之”，上演了一场危难之中君臣知遇的佳话。
事实上，隆武君臣表演的这出戏码，乃是再现著名的苏轼“撤金莲烛送归院”的典故，据《宋史》本传记载：
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此事发生在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四月，其时苏轼正以翰林学士当值，因草拟吕大防拜相的制词宿直禁中，当晚被宣仁太后和宋哲宗召见谈话，事后享受了一回以御前所用的金莲烛送归的殊礼。“烛送归院”也成为此后令历代无数文人才子羡慕不已的经典场景。这是中古以来文臣被君主优礼的最高级待遇之一，明代君臣自然对这一典故也是相当熟悉，甚至一度还安排进了帝王教科书。
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年末，为了便于让年幼的万历皇帝学习历代君臣事迹，从中学习为君之道，时任大学士张居正主持编纂并领衔向明神宗进呈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明君嘉行和昏君暴行故事的“帝王教科书”——《帝鉴图说》。其中苏轼被“金莲烛送归”的情节，作为明君礼待贤臣的正面典型被收录在《帝鉴图说》上篇专讲明君嘉行的《圣哲芳规》的最后一条，并被命名为“烛送词臣”。《帝鉴图说》的“烛送词臣”条的文本内容平平无奇，主要是摘录了《宋史》苏轼本传中“撤金莲烛送归院”的那段文字，再附上对《宋史》这段记载的比较“直白”的讲解，最后是编者对君臣知遇佳话的一番感叹：“看那时人君接见臣下，问答从容，礼数款洽，蔼然如家人父子一般。所以为臣的感激主恩，不觉悲泣。君臣间是何等景象！史称宋家以忠厚立国，又言其竟得尊贤敬士之类报，岂不信夫！”
在君主专制体制得到空前甚至是变态强化的明代中后期，大臣能够得到皇帝如此的优礼厚待，简直恍若隔世，就连身为权臣的张居正都艳羡不已。毫无疑问，张居正把“烛送词臣”编入《帝鉴图说》，其目的想必也是试图以此典故来教导年幼的明神宗能够发扬风格，在接见臣下时可以时不时地也展现一下“问答从容，礼数款洽”的温情。然而颇有些反讽的是，《帝鉴图说》的“烛送词臣”条的插图，却在文本与图像之间呈现出极为明显的违和感。
《帝鉴图说》本质上就是“儿童读物”——张居正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此书不过是“训蒙语耳”，只不过这个被上课的孩子是皇帝罢了，才使得此书在明末颇受士林重视。因此，《帝鉴图说》对每个故事的讲述，除了有文字讲解以外，还辅以绘画插图，在增加趣味性的同时，又方便学习者对所述故事本身有更直观的了解。但从苏轼典故的图像化再生产角度来看，《帝鉴图说》的“烛送词臣”条的插图，与其文字部分所要表达的意涵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即插图的本意是为了更简明直观地强化文本的主旨，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以最常见的，也是最早的《帝鉴图说》的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刊本的“烛送词臣”条的插图为例，画面的中心是宣仁太后和宋哲宗高高端坐于大殿之上，而苏轼则居于下位且双膝跪地做拱手状，只是殿外站立的两个手持莲烛的内侍，特别是其中一个内侍做引导状地正转身向外走去，勉强回应了一下这个主题。显而易见，君尊臣卑在这一刻完全具象化了。“烛送词臣”所描述的宋代君臣之间“问答从容，礼数款洽”的君臣知遇的佳话荡然无存，观看者能够体会到的只是明代专制皇权极度膨胀后在描绘宋代君臣知遇故事的画面上所形成的强大的压迫感。
二
《帝鉴图说》万历元年刊本是张居正在万历元年主导并由内廷负责刊刻的，可以说是最能反映张居正等编写者本意的一种刻本，通常被称为张居正刻本。这个刻本成为大部分明代《帝鉴图说》刻本的母本，比如胡贤刻本（万历元年在南京刊印），以及郭庭梧刻本（一五七五年在云南刊印），这两个刻本“烛送词臣”条的插图，跟张居正刻本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帝鉴图说》还有另外一个系统的版本，即隆庆六年年末张居正呈进给明神宗的那部手抄手绘本，可以说是《帝鉴图说》的原本，可惜早已亡佚，一般认为现存最早也是最接近原本的是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馆的万历初年潘允端刊本，可惜此本现有残缺，而“烛送词臣”一条正好在缺失的那部分之内。不过幸好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帝鉴图说》的彩图本，法图本的插图是中国画家所绘，但没有配上《帝鉴图说》的汉文原文，只是在每幅插图的左侧用法文书写了一段说明文字。学界一般认为，法图本的插图所绘制的年代，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晚明时期，当是除潘允端本外，最接近原本的一种（有关《帝鉴图说》的版本考证，参见林丽江：《晚明规谏版画〈帝鉴图说〉之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三十二卷第二期）。
现存的法图本虽然也有残缺，但幸运的是“烛送词臣”条的插图刚好保存了下来，除了是彩绘以外，其构图与线描插画风格的明清书坊刊本大体相同，画面主体表现的场景仍然是苏轼双膝跪地，面向前方高坐的宣仁太后和宋哲宗，所不同的只是法图本中苏轼的手上多出了一块笏板。显然，“烛送词臣”典故所要表达的君臣知遇的幻觉，在这样的构图中完全被君尊臣卑的现实狠狠地打脸。
有意思的是，法图本的插图前有用法文撰写的一段对“烛送词臣”故事进行解释说明的文字：“皇帝曾下令宫中需常驻学士以备咨询。某夜太后与皇帝同在时，召见了当时在宫中的学士。此人是闻名遐迩的博学之人。太后与皇帝询问他如何从外地来到宫廷，他答曰：我因过失被先帝外放，蒙当今陛下恩召回京。皇帝告知，此事当感念先帝——因其早有意召回你，曾阅读你的文章而深为叹赏。皇帝命人拿着从御前取用的灯具护送他回去，这是特殊的恩典。”尽管这段说明文字没有明确提到苏轼，编者也不知道“金莲烛”的具体所指，但这段描写也相当准确地点明了“撤金莲烛送归院”这个典故的重点之处——“皇帝命人拿着从御前取用的灯具护送他回去”，并强调“此乃特殊恩典”。显然，选用御前才可以使用的灯具护送苏轼回去，才是“烛送词臣”典故进行图像化表达时最应该表现的场景：苏轼从殿内缓缓地走出来，在宣仁太后和宋哲宗的注视下，由内侍手持金莲烛护送他离开。
然而可惜的是，以上几种版本的《帝鉴图说》都没有选择这个苏轼生平最高光的瞬间，而是选取了苏轼在殿内跪着被太后和皇帝接见时的场景。而这个典故中最应该出现的“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的情节，则在画面中完全消失不见。这样的选择，显然并非插图绘制者随意为之，而是张居正等编者有意主导的。这一点对比另外一个不太常见的刊本，即较晚出现的万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金濂刻本，可以看出一些别样的意味。这一刻本的插图是金濂委托民间木刻世家安徽黄氏所制，金濂本的“烛送词臣”插图，选取的是“命坐赐茶”的场景，虽然宣仁太后和宋哲宗仍然高居殿上，但苏轼并没有跪在地上，而是侧身坐在一个带有花纹装饰的圆形鼓墩之上，且双手捧着一个茶杯。让苏轼坐着，多少给了这位大才子一些体面，也让这段君臣知遇的佳话在图像化表现时看上去没有那么违和。金濂本的弦外之音，显然是觉得之前那些版本在图像化这个典故时让苏轼跪着的处理方法多少是有些不妥的。
事实上，随着明代皇权的极度膨胀，《帝鉴图说》中除了金濂本之外的各个版本，其所有条目的插图，无论是什么朝代，也无论是什么地位，只要是君臣共同出现的场合，其图像化的表达，选择的场景几乎都是大臣跪拜在皇帝脚下的时刻，甚至在跪拜之礼并不施行于君臣之间的上古时代，亦是如此。比如“任贤图治”条的插图，是四岳跪拜在帝尧的面前；“梦赉良弼”条的插图，是傅说跪拜在商高宗（武丁）的面前；“不用利口”条的插图，则是事件相关的三个人物张释之、斋夫、上林尉纷纷跪拜在汉文帝面前；“拒关赐布”条的插图，是郅恽跪在汉光武帝的面前。《帝鉴图说》中唯一的例外，只有“丹书受戒”条的插图，是姜太公与周武王东西相向站立的姿势，那是因为这个故事中，拥有“师尚父”身份的姜太公此刻正在代天立言，将先王之道转述给周武王。对此《帝鉴图说》在文本上特别解释说，因为“先王之道大”，故而在丹书授受之际，周武王“不敢居君位”，而姜太公“亦不居臣位”。因此至少在这一刻，二人并非正常的君臣关系；否则，只要是君臣关系，那就算是像苏轼这样的在前代可以偶尔享受一下皇帝的特殊礼遇和优待的大才子，到了明代，在皇帝面前都再也站不起来了，于是“烛送词臣”让苏轼跪着的插图才显得文图之间如此扞格不入。
三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对苏轼典故的图像化再现中，《帝鉴图说》中跪着的苏轼虽然符合明代以降皇权强化的时代大势，但不符合明代文人才子们的自我期许。《帝鉴图说》让苏轼跪着的画法，反倒是极为罕见的做法。目前可见到的明代叙事性绘画中的苏轼形象，几乎都是自在洒脱的才子形象，着力表现的是文人雅士对权力的疏离和对自然、自由的向往。“东坡赤壁”和“西园雅集”是有关苏轼的叙事性绘画中最经典的两个主题，明代的仇英、文徵明、蒋乾等都有赤壁主题的画作，仇英、尤求、程仲坚则有西园雅集主题的画作，这些与苏轼有关的叙事性绘画中，苏轼或站立，或闲坐，或半卧，而绝无跪着的场景。
当然，这是因为大多数时候苏轼绘画的主题本身就远离宫廷、远离皇权，画家不需要处理君臣关系这个敏感的问题，而《帝鉴图说》的插图想要表现的“烛送词臣”这个典故，发生在宫廷，发生在太后和皇帝眼前，从今天的视角看来，在明代的政治文化氛围下，让苏轼跪着似乎也是理所当然。但进一步考察“烛送词臣”这个主题在明代的叙事性绘画中的处理方式，可以发现其实不然。在君臣共处的场合让苏轼站在太后和皇帝面前，如此直截了当地挑战皇权实在过于大胆，画家们当然不会这么孟浪，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让苏轼站起来。
现藏美国伯克利大学美术馆的《宴归图》（又名《苏轼回翰林院图》或《东坡玉堂宴归图》），据传为明代中期的画家张路（一四六四至一五三八）所作，此画描绘的就是“烛送词臣”这个典故，但画家选取的场景是站着的苏轼被一群侍女簇拥着离开的时刻，画家在构图上还特意运用了两位侍女手提的莲花形烛灯点题，画中的苏轼高巾宽袍，意气飞扬，充分展现了风流才子的气度。画家刻意选取了太后和皇帝都不在场的瞬间来绘制这个典故，不让太后和皇帝出场，既可以完全突出苏轼作为典故主角的中心地位，又合理地规避了明代以后君权无限膨胀的现实困境，这样就不会出现苏轼以臣子的身份与君主分庭抗礼的局面。皇权虽然至高无上，不容挑战，但画家其实可以选择让皇权不在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刊刻的明人所编的一部古文选本《古文正宗》的一幅“东坡学士”的插图。该书跟《帝鉴图说》差不多同时代，插图也是同样的线描画。《古文正宗》所配的“东坡学士”插图，一眼可知画的就是“烛送词臣”的典故：苏轼站立于画面的中央，与四个内侍一起行走在御花园里，暗示他刚刚觐见完太后与皇帝正从殿中缓步出来，特别是苏轼身边还有两位内侍前行引导，每人各手持一个大型的莲花座灯笼开路，非常直接地点明了“撤金莲烛送归”的主题，而画面上“承恩入对夜分归院锡金莲”几个大字，也非常醒目地印证了这一标志性符号。可见，即便是在处理“烛送词臣”这样需要直面君臣关系的典故的图像化表达时，明代的画家们也并没有甘心让苏轼跪下，也可以选择避免尴尬的场景来展现这个主题。
事实上，“烛送词臣”这个典故的生成过程，本身就潜藏着一个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上相当值得回味的君臣关系博弈的侧面。以御用的金莲烛给加夜班的文学词臣送行，苏轼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早在唐代，另一位才子令狐绹就曾享受过这种礼遇，《新唐书·令狐绹传》记载：“为翰林承旨，夜对禁中，烛尽，帝以乘舆金莲华炬送还院，吏望见，以为天子来，及绹至，皆惊。”此后获得金莲烛相送就成为每个文学之臣梦寐以求的执念。其实早在元祐元年（一〇八六）七月，刚刚结束贬谪生活还朝当上中书舍人的苏轼，在给好友王诜的诗中就借用过令狐绹的这个典故来感叹自己命运的奇妙——“岂知垂老眼，却对金莲烛”。此时的苏轼当然不知道，两年后他将成为后世金莲烛的最佳代言人，此后一般的文人才子们大发能够得到君主优礼的幻梦时，唯一想到的就是苏轼。
然而，令狐绹之后，苏轼之前，享受过这一待遇的，有北宋的王钦若、王珪、晁迥、郑獬，苏轼之后也有南宋的史浩，不过由于苏轼的名声最大，这个典故中的其他人物都被淡化了，至清代中后期，史学家赵翼详考史籍指出，“金莲烛送归院，始于唐令狐绹”，但“今世所传词林美谈，皆指苏子瞻耳。不知宋时金莲烛故事共有六人：王钦若、王禹玉、晁迥、郑獬、苏轼、史浩也”（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苏轼之所以能够在后世独享金莲烛典故的“冠名权”，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他给这个典故创造了新的典范，那就是在“撤金莲烛送归院”之前宣仁太后与苏轼的那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彻底翻转了这个典故原本的内涵。
在谈话中，宣仁太后通过一系列递进式的提问和否定，反复引导苏轼回顾、思考其从贬谪之中（常州团练副使）重返权力中心（翰林学士）的急剧而又充满戏剧性的身份转变的原因。特别是宣仁太后刻意否定了苏轼关于自身晋升源于当今太后和皇帝的恩遇或是朝廷重臣的荐举的猜测，最终揭示其超擢的根本原因在于先帝宋神宗的眷顾。宣仁太后用外间难以获知的宫廷秘辛，即神宗在生前已经阅读苏轼的文章，并屡次以“奇才”称赞苏轼的故事，巧妙表达了她在神宗身故之后重用苏轼，并非是对神宗朝错误迫害苏轼的拨乱反正，而是遵循并满足了神宗的本心与遗愿。
苏轼听后大为感动，当场失声痛哭起来。苏轼“哭失声”的表现，不是简单地想要表现苏轼对神宗的感恩，而是苏轼本人在灵魂深处的一次自我反省和彻底觉悟。事实上造成苏轼获罪被贬、流落江湖的乌台诗案，虽然起因于“小人”的罗织，但最终拍板定罪的还是作为皇帝的神宗本人。所以当宣仁太后询问苏轼何以能够在短短的两三年内竟能从常州团练副使这样的贬官遽至翰林学士这样的天子近臣时，他首先所能想到的原因不过是宣仁太后和宋哲宗对他的文学声望和政治立场的偏爱，其次则是朝廷重臣的推荐，甚至连通过一些歪门邪道的方式上位（尽管他绝不会去这么做）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的是神宗。宣仁太后想让苏轼明白，他这个大才子真正的知己是神宗本人，自己和宋哲宗不过是在替先帝完成未竟之志。
按照这个逻辑（当然恐怕并非事实）——神宗在苏轼被打压的那些年心里一直有苏轼，而苏轼在飞黄腾达后心里却没有神宗，反应过来的苏轼，怎能不痛哭流涕呢！此时此刻的苏轼彻底被宋神宗征服了。因此这场谈话，给烛送词臣的典故注入极具反转性的张力：“撤金莲烛送归院”在其他几个能够享受到这一待遇的臣子那里，只是简单地表现皇帝对于文学词臣的礼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才子征服了皇帝；而在苏轼这里，却是皇帝征服了才子。用文字狱的方式折辱以文学才华著称的苏轼的幕后大佬宋神宗，竟然成了苏轼最大的保护伞，神宗的恩情让苏轼感动得不能自持，他的失声痛哭，充分展示了雷霆雨露俱是天恩的皇权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