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秀才的生计
秀才原指出类拔萃的人才，后用来称读书人。明清两代，秀才是民间对儒学生员的俗称。明初的生员都由政府发给廪膳银，用于补贴家用。后来，随着生员人数增多，只有优秀者才能获得廪膳银，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其他生员算是另外增加的名额，称“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刚考中的生员，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附生经过岁试、科试，才能依成绩先后递补为增生、廪生。由于廪生人数有限，多数家境贫寒的生员都需自谋生路。为改善生活，即便廪生也要从事某项职业。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明代儒林士人为主要写作对象，书中记述了不少儒学生员的谋生手段，真实反映了当时秀才们的现实生活。
坐馆教书是多数秀才赖以谋生的手段。如广东高要县严监生的两个阿舅：一个叫王德，是府学廪膳生员；一个叫王仁，是县学廪膳生员。都在当地坐馆教书，名气甚大。
秀才多以坐馆教书为业。余有达、余有重兄弟会见徽州秀才王玉辉时，余有重向其询问道：“一向知道吾兄清贫，如今在家可做馆？长年何以为生？”广东南海县的范进中了秀才后，欲到省城参加乡试，向丈人胡屠户借盘费，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喷头。胡屠户训斥范进道：“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在胡屠户眼中，秀才女婿最好的前途就是当一名教书先生。
由于学识高低不同，名气大小有别，各地生活消费水平存在差异，秀才坐馆教书的报酬也有所不同。虞博士做秀才时，在家乡常熟县乡下坐馆，每年的馆金是三十两银子。除去个人生活消费，当年余下十几两银子，又预支了明年十几两银子的馆金，合起来就娶了亲。婚后，“又做了两年，积攒了二三十两银子的馆金，在祁家傍边寻了四间屋，搬进去住，只雇了一个小小厮。虞博士到馆去了，这小小厮每早到三里路外镇市上买些柴米油盐小菜之类，回家与娘子度日。娘子生儿育女，身子又多病，馆钱不能买医药，每日只吃三顿白粥”。可见一般秀才坐馆教书只能勉强养家糊口，甚至连家人生病的医药费都付不起。个别秀才的馆金也有相对丰厚的。南直隶句容县的迟衡山，向杜少卿提议在南京修建一所泰伯祠，杜少卿当即表示愿捐银三百两。迟衡山回应道：“我把历年做馆的修金节省出来，也捐二百两。”一下子就捐出二百两银子，这说明他的馆金是相对丰厚的。
在达官贵人帐下充当幕僚，一般胜似坐馆教书，故一些秀才也靠作幕为生。这些作幕的秀才多出身于下层官宦之家。浙江嘉兴秀才蘧景玉，其父蘧祐是山东督学范进的同年。在蘧祐任县令时，蘧景玉便跟随范进在山东督学幕中读书，也帮他看看卷子。南直隶怀宁县的秀才季苇萧，其父季守备是扬州盐运司荀大人的文武同年。季守备故去后，季苇萧前去投奔荀大人，荀大人不仅送给他一百二十两银子，而且还让他在瓜洲管关税。荀大人因贪污被革职拿问后，季苇萧又到荀大人的门生扬州府厉太守帐下作幕。由于能力大小、与幕主关系亲疏不同，幕客们的收入悬殊。从《儒林外史》的描述来看，蘧景玉、季苇萧的作幕收入还是相对丰厚的。
除坐馆教书、充当幕僚外，秀才们还常常通过代写诉状、碑文等获取报酬。贡生余特被人告发，官府文书错将余特写成其弟余持，余持代兄受过，向五河县知县力辩自己是清白的。知县遂让其写一张“清白呈子”来回覆。余持离开县衙要走，却被差人制止。余持对差人道：“你家老爷叫我出去写呈子。”差人道：“你才在堂上说你是生员，做生员的，一年帮人写到头，倒是自己的要去寻别人？对门这茶馆后头就是你们生员们写状子的行家，你要写就进去写。”这一故事，反映了秀才们为人代写诉状的情景。
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除了要熟读经文典籍外，还要参阅历科考卷。考卷的点评、编写、印售，逐渐演变为一种行业。处州人马纯上是位府学廪生，与杭州文海楼长期合作，以选编墨卷为生。马纯上名气甚大，选编一本《历科墨卷持运》，得到一百两银子的酬金。杭州文瀚楼的店主要刻一部考卷卖，邀请乐清县秀才匡超人批阅考卷。匡超人六天批完了三百多篇文章，挣到二两选金和五十本样书。由于匡超人批得又快又细又好，得到书商的认可，匡超人遂成为“选家”，五六年时间共选编九十五本科考文选。
为了生存，一些秀才也从事一些普通人的职业。有经商的，有靠一技之长谋生的，有投机钻营的，有招摇撞骗的，甚至有与社会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的，还有充当无赖混混的，如五河县的秀才唐三痰，靠吃“荤饭”为生。但从其“头戴破头巾，身穿破直裰，脚底下一双打板唱曲子的鞋”来看，生活是十分穷困潦倒的。
（作者：刘朴兵，系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