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言必称鲁迅 ——我眼中的王得后先生
今天的座谈会，题目是“探索鲁迅之路——王得后的学术与人生”。在座的大多是鲁迅研究专家，或起码也是现代文学研究者，都能谈论王得后先生的学术。好像只有我纯粹是以朋友身份来参会的，所以感觉王得后先生的“人生”这个话题是专为我预留。当然，得后先生的人生是一个漫长的故事，也不是我所能道尽。这里只是就记忆中的几件事，略为呈现我眼中的王得后先生。
如果论资排辈的话，王得后先生应该属于我的老师辈人物。不过，他一向不以师长自居，更喜欢和年轻一些、甚至是小孩子们“厮混”。据说当年在鲁迅博物馆，他身边常围着一群小朋友，因为王叔叔会天天发糖。我没吃过他的糖，却没少喝他的酒。说到显示行辈的称呼，我也是跟着更早认识他们的黄子平与张玫珊，没大没小地直呼“得后”，这自然是从赵园那边论起。用今天的网络语言，赵园既然是陈平原的“亲师姐”，得后因此降格成为我们的平辈。
最早知道得后，应该是在见面之前。1980年代初，我哥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做编辑。一日归来，讲了一件逸闻：王得后去杂志社为赵园送稿，对编辑说，赵园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能改，“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当年我哥哥不知道这是老舍的原话，很是惊异，感觉此人口气强横，不得了。而这和我后来接触的“即之也温”的得后形象完全不同。
当然，由此也可以看出赵园在得后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没听过得后郑重其事地当面夸赵园，但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得后名字中的“后”是指赵园。得后本人在《我有三个名字，一个名字有四种写法》（参见《垂死挣扎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中也提到，“朋友笑话我‘得’到一位皇‘后’”，以此作为“得后”的一解。实际上，除了早期文章与内部印行的《鲁迅谈自己的作品》一书使用了本名“王德厚”与乳名“王汉元”之外，其他著述，从1979年开始，包括1982年初出江湖即惊艳鲁研界的《〈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都统一采用了“王得后”这一现已为人熟知的笔名（感谢温州大学的彭小燕教授提供了王得后先生发表署名的情况）。考虑到改名的时间节点恰与得后、赵园的相识、结缘有关，似乎也印证了此说并非纯属朋友间的打趣。
第一次见得后则是去看电影。当时由他牵头，组织了王瑶先生的几个弟子到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内部片。其中有子平夫妇，陈平原也被邀加入。而平原立刻提出要再添上我，全然不顾得后操作此事的困难。得后日后却不断称赞平原的率直，因为当时我们还在谈朋友，并没有确定关系。老实说，我虽然曾经非常喜欢看电影，但段位太低，只是出于娱乐。得后组织的观影本来带有学术性质，记得看的第一部片子就是以原始人类（猿人）为主角，看得我直反胃；何况还要从北大骑车过去；最要命的是，还要写影评。如此，去过两三次，我就偃旗息鼓，辜负了得后的一片热心。
跟得后真正熟起来，是在他和赵园入住安贞北里之后。那时，我们每周要回我父母家，从北大到东直门，正好可以路过他们的住所。并且，平原是在博士二年级时和我结婚，最初几年，我们一直居无定所，不断搬家不断借住别人空出的房间。这让得后、赵园很不安，因为得后时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他们可以住在那样相对宽敞的房子里。而这样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明显带有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已经不是现在这个社会的人所能理解。
后来，当我们终于有了独立的套间，甚至购买了目前仍在居住的圆明园花园居室后，率先前来参观的得后，一方面为我们拥有了三室一厅的新居高兴，另一方面也马上告诫我们，千万不能让保姆住“工人房”。原因是，我们买的房子不带电梯，屋子里因此多出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设计图上标为“工人房”，我们打算用来作储藏室。得后对这个设计理念很不满，日后在杂文中还特意写到，预备让保姆住在这样密闭的房间里非常不人道。由此，我也感受到得后深入骨髓的平等意识。
其实，我们对得后称呼的随便，已然是受了他的平等思想的感召。这也表现在拍照时，他从来不在C位，起码我参加的合影，他都选择站在边缘。而平原总觉得应该讲一下礼，一再拉得后居中，不过从来没有得逞。老钱（钱理群）对这个场面已经很习惯，于是会一再说：“不要管他。”并且，今天这个座谈会现场的合影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主角得后仍然靠边坐，只是前进到倒数第二位。同样，朋友间的聚餐，得后明明比老钱年长，却是绝对不坐主位，要跟我喝酒就成为他的借口，老钱也就顺理成章地占据了上座。当然，我和得后永远是用啤酒干杯。
关于酒，还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说。王瑶先生去世后，杜琇师母于2007年出国定居，走前把家中珍藏的两瓶酒拿来，请平原转给得后一瓶。因其中一瓶是洋酒，估计得后不会喝，我们就把另外那瓶老版的茅台移交给得后。恰好那时日本学者尾崎文昭在北京讲学，得后于是毫不犹豫地将这瓶珍贵的茅台酒转送给他。尾崎虽是中国通，却不大了解此酒年份的价值。我后来知道的结局是，此酒由尾崎送给了当时他们认识的一位中医师。这让听我讲述流转经过的王风大呼“可惜了”。
王风也贡献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某次会议，得后满头大汗专门赶来，提了一大箱1949年以前的老电影光盘送给尾崎文昭，说这是特供审片委员的纪念品，总共没做多少，外面见不到，而尾崎的研究正好用得上，特意拿来给他。王风好奇，凑过去看目录，不少片名都没听说过。得后也说，有些电影资料馆也没放过。也许是出于不便带回去的考虑，王风随后亲眼看到，尾崎转手就把这袋非常珍贵的影碟送给了别人。这些故事的结尾，得后并不知晓。但我想，即便他知道结果如此，也仍然会照送不误，因为他要表达的是对朋友的关切。
得后对朋友的热心关照，确实无人能够企及。熟识的日本朋友来北京，只要提前告知，尽管当年交通不便，得后必定去机场接送。这也成为他接待境外朋友的标准礼节。而我也阳光雨露，一体均沾，充分享受过得后的照顾。那些年，但凡平原出境出国，我一人留守家中，隔三岔五，得后一定会打电话问候。最应当感谢的是，有一次平原不在家，好像我就是要出境与他会合，一大早，得后就赶到我们在北大的住处来送行。他要我检查一下机票，我还毫不在意地说“没问题”，但得后坚持要我拿出来给他看，结果我翻检了随身包，居然不在。紧急搜索后，总算在桌面的乱纸堆中找到了那张机票，我才松了一口气，并万分庆幸得后的及时现身。
朋友出书，得后也最高兴。以我个人的体验，我最初的两本著作《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与《晚清文人妇女观》（作家出版社，1995年），在出版后不久，都经过了得后的大力推介。前者的书评采用了我的书名正题，发表在1992年9月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后者竟然获得得后两次评鉴，先后以《先驱的遗志》与《解铃也文人 系铃也文人》，分别刊登在1996年第1期《中国图书评论》，以及同年3月1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之所以要详细记述，乃是因为得后是为我写下最多评论的朋友，也是我最应当感谢的读者。
尽管我暂时无法找齐得后的三篇书评（其中两篇已收录在《人海语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得后的书评还是使用了他所擅长的源自鲁迅的杂文风。他并非一味唱赞歌，而是肯定中不乏批评，虽然这批评来得相对委婉。倒是手头一份1997年12月10日得后为我的《晚清文人妇女观》写的鉴定意见，反而显得比较直白。这是由于我当时突发奇想，希望以这本新作作为此前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晚清文学改良思潮”的结项成果，故烦请四位师友帮忙。其他表扬的文字就不说了，这里只节录得后最后两段讨论拙著不足之处的话：
目前成果的不足，我个人以为，是作者对“温和派”之所以取得成功与“激进派”的关系以及“激进派”的历史作用与历史意义稍欠思索，未能从历史条件与现实生活中的实情进行理性的评论。作者感情上的倾向于“温和派”或许也是近十年学术风气使然。
第二，照作者已有的成果看，分论只及林纾和蔡元培，似未完全结束，有待继续努力，写出这一个时代的一批人物，庶几更丰富，而且更符合历史实际。
第二点所说乃拙著最显眼的缺陷，四位师友大体都会述及。第一点则带有得后的个人特色，涉及我在书中表现的整体立场，得后明显不以为然。我于是明白，得后的文化立场实在更倾向于“激进派”，他毕竟是鲁迅的精神传人。
如此表述，是因为无论讨论任何话题，我们总是能在得后的文章中发现鲁迅的声音，这就是我们戏称的得后“言必称鲁迅”。这份鉴定也不例外，在言说“不足”之前的段落里，即大段引用了鲁迅“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那些话。得后说，“作者的研究对于我个人又有一种特殊的启迪”。这似乎是在称赞我。而我的真实体会是，得后是在以迅翁的文字教育我。
入住养老院后，尤其是近一两年，得后最大的苦恼是，他已经不记得鲁迅的话了。而以前，不说是倒背如流，《鲁迅全集》之于他，随口引用绝对不成问题。我们若有查找出处的困难，找得后询问必能解决。我安慰得后，毕竟已经年过九十了，记不住很正常。何况，得后的自立、倔强一如既往，虽然忘记了具体的词句，可我分明感觉到，鲁迅还在支撑着他的精神。
得后有一本书，题名“鲁迅教我”。当年，我对得后的批评没有做出回应，而我现在想说：“谢谢得后教我！”针对书，也包括人。
2025年10月 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