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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3月，毕淑敏最新长篇《昆仑约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部分章节发表于《当代》杂志2025年3期。《昆仑约定》不仅获得了读者与文学界广泛好评，出版后多次加印，毕淑敏分享小说创作、时代发展、青年成长等话题的短视频，也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引发了年轻网友火热共鸣。2025年6月，毕淑敏围绕《昆仑约定》一书相关话题，接受了互联网从业者李大白的访问。

以下内容节选自访谈实录。

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单行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李大白：年轻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从您的小说和经历里能看出，您对这个世界一直抱有好奇心，这可能是令当下年轻人感到亲近的原因。您是怎么看待好奇心这个事情的？

毕淑敏：每个人好奇的东西不一样，没有高下之分。我的好奇心主要集中在人身上。我从当卫生员起，就是和病人打交道，当内科主治医师之后，我想：我对人的生理已经比较了解，但对人的心理不太清楚。比如病人说自己失眠。失眠的人，都是思来想去、浮想联翩的。那么他想的是什么？有什么始终记挂在心，不得安眠？这一切是从何开始、如何加重的？它绝不仅仅限于纯粹的生理原因，经常夹杂心理因素在内。人并不是一个盛着疾病的空洞容器，而是和世界有着万千联系的活泼整体。我开始对人的心理产生兴趣。至于文学，人们常说文学就是人学。当然，文学里也有写动物的，也有写外太空的，拟人化的种种，但它们的实质，仍是从人的眼光看过去，聚焦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核心都是人。我对此充满好奇和探索。

李大白：在《昆仑约定》里，您经常写到高原的景物，写到自己半夜与星星对视。当时真的有心情去欣赏高原的景观吗？您觉得年轻时在一个雄奇瑰丽的大自然中待过，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有多大？

毕淑敏：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和大自然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天然联系。我年轻时代在阿里高原，常常仰望星空，感受它的浩渺博大和某种程度上的神秘和不可琢磨。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心无旁骛地凝视过星空，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在高原上仰望星空，感觉震撼，会觉得原来宇宙这么大，星星这么多。我们眼睛看到的每一束星光，都跋涉了亿万年，仍然明亮且不弯曲。假如把星光想成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它在穿越过程中，多么孤寂，多么寒冷，根本无人理睬，但它一往无前地前行着。人心中有大坐标，就会增添勇气。如果天天当井底之蛙，周围全是鸡零狗碎的事，也没有看过真正的浩瀚星空，这样的人生定位会是模糊的。

李大白：您的职业分了几个阶段，广为人知的就是最开始您在阿里当卫生兵的经历，写作是从三十五岁才开始的。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开始写作？

毕淑敏：写作的人基本都是文学青年起步，还有文学神童等等。可惜我没有文学青年的时代，一开始就直接进入“文学中年”了。为什么要写作？主要是我特别想让人知道年轻时在西藏阿里经过的那些岁月，想和更多的人分享阿里故事，特别是年轻战友们可歌可泣的生平。我想如果我不写下来，知道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尽管我完全没有文学的训练，平常最多写个病历、开个处方，但为了我的战友们，为了那一段难忘岁月，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决定努力去试一试。真做起来，其实挺难的。我一冒出想写作的念头，就被自己用各种理由打压下去。但心中的使命感煎熬着我。拖来拖去，我都三十多岁了，心想再不开始写作的话，拖延得太久了。这就是我开始写作的初心，是最早、最原始的动力。

李大白：一般开始写作的时候都是心中有“不得不抒发之块垒”，才需要诉诸笔端。您当年在阿里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要写下来，还是由于工作太忙了？

毕淑敏：你说得特别对，要下笔的时候，我觉得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而我在阿里的时候，内心最主要的冲动是想当一个好的卫生员，然后当一个好的军医，是要献身医学。

李大白：那您是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就变成了一个作家。

毕淑敏：对。我刚开始写作时候就想，写一篇就算了，把心中积蓄的蓬勃激情抒发完了，就像火山爆发过一次，剩下的岩浆不就沉寂了吗？我以为是这样的。那时候自己手艺欠缺，写得也不够好。虽尽力了，但好像还有一些话没说完。最后一点一点地继续写下去，变成了一个作家。

李大白：那个时候您应该还没有经过系统的文学训练吧，这个过程对您来说会不会有一种探险的感觉？

毕淑敏：的确是。初动笔时，我在文学界举目无亲，四顾茫然。也不知道该请教谁，甚至连稿子怎么投出去都不知道。能给我启示的，就是我读过的书。好在文学有个特点，它包罗万象，百花齐放。它容忍各种各样的风格。我当时几乎用一种写个长病历的初心开始动笔了。

李大白：现代人常常陷入“三十五岁焦虑”，我常常在想，人体在三十五岁是不是进入到一个转换的时间了？大家在这个时候会产生情绪上的变化，因为您刚刚谈到，是在三十五岁的时候觉得“我必须要写了”。

毕淑敏：真可能有这个道理。人的所思所想，积蓄到了一定程度，思维活动就更丰富了，有一些未完成的念想，也可能是萦绕不去的思绪，感觉到岁月督促我们开始去尝试、去行动。它必然伴随着探索的失败，对未来的茫然和恐惧。这些汇聚在一起，让三十五岁很容易成为一个焦虑的年龄。

李大白：您在三十五岁开启从医生到作家的转型之后，四十五岁又开始攻读心理学硕士和博士方向的课程。学习心理学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毕淑敏：心理学对我最大的帮助，不是学习了某个系统或是某个理论与治疗方法，而是它帮助我比较清晰地认识了我自己。认识自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同学、老师、朋友、爱人，甚至是父母，都不一定能够清晰深刻地认识一个“完整”的你，了解你的精神世界，明白你的内在逻辑性。因此，“认识自己”这个工作，当仁不让地只能由自己去完成。把这件事儿弄明白之后，我就搞通了：我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于写作？因为我年轻时曾经看过的那些山川河流，听到的那些故事，认识的那些战友，烙刻在心，永不磨灭。所以，我从《昆仑殇》开始了文学创作，这部处女作之后，写作最初的动力并没有释放完，依然蓬勃燃烧。我就明白了《昆仑约定》（当然那时不知道会起这个名字）一定要写出来。现在我的“昆仑”系列，大致画了句号。再者，我是女性，感觉到女性并不是以一个完全平等的状态，存在于当今世界中。我会为这个性别的现状，去呼喊、去努力、去奋斗。这也是我生命中的使命之一。因此“女性系列”，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去写。比如我写的关于乳腺癌心理治疗小组的故事，如果我作为一个女作家都不写，还能指望谁写？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做这件事情，义不容辞。

李大白：说到对女性的关注，您的少女时代是在高原军区度过的，是否对您女性观的形成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也知道，您在后来的作品中其实非常关心女性的成长和心理健康。

毕淑敏：当年阿里军分区只有九个女兵，男性很多，女性很少，人数不平衡，也不受重视。我有点不服：对男生和女生，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如果说保卫祖国，子弹打过来，不会因为你是男生，我是女生，子弹就会拐弯。女子照样会英勇牺牲。另外大自然也是公平的，男人所感受到的那缺氧、高寒、高原病种种的折磨、缺乏维生素等等，我们也是同样一一领略。外部环境的严酷性，我们共同经受。不过仔细想起来，可能男性士兵在更艰苦、更危险的地方，还是比我们付出的更多。通过这段在高原上当边防战士的经历，我觉得女子在保卫祖国，为国家担当，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坚持奋斗这些方面，并不会输给男性。大家都是热血青年。男女除了在体力上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外，目前并没有任何研究证明，女性在脑力活动方面，如决策、智慧、判断力、选择、记忆力等需要做出决断的层面，处于劣势。我的经历让我认定，女性完全不必自卑。身为女性的一员，有机会为这个性别发言的时候，我会努力发声。

李大白：我听到过一个说法，说一个真正的作家，不能让原型人物一看到书里的某个人，就能对号入座。处理现实生活的原型以达到文学的真实，实际上是每一个作家都要必须修炼的一课。您早年在昆仑高原种种经历，在高原上有那么多战友，他们的形象和事迹，肯定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转化到这本书的创作之中。您是怎么处理人物原型问题的？

毕淑敏：《昆仑约定》出版以后，读者们给我非常多的反馈，几乎每个人都告诉我说，看得泪流满面。我并不觉得一部书能否让读者流泪，就是一个评判的标准，但是我还是有点欣慰，明白这些眼泪是为我的战友们而洒，是他们的故事打动了半个世纪后的读者们。很多人会问我说，小说里面的郭换金身上，有多少你的影子啊？这些故事里，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啊？我觉得，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里面，一定有他或她本人的影子。至于说影子的多和少、浓和淡，可能每一个作家在每一本书里所占的比例不一样。具体到《昆仑约定》，我举个例子说啊。比如书中写到景自连牺牲，腹部贯通伤，肠子都流出来了，上面扣了一个军用饭碗，血和雪，冻成了巨大的一坨。装敛时，军衣前襟没有那么多的余量，正面的扣子全都系不上。人们不忍心用汽油喷灯加热那坨裹着烈士肠管的血冰，最后是把层层军衣的背后布料全部用剪刀剪开，这样正面衣襟勉强可以扣上扣子，再松松地系上腰带。那个军用饭碗就随着他的遗体一起安葬了。真实情况是，当时我是班长，卫生科领导对我说，毕淑敏，一会儿烈士到了，你们班派人把遗体清洗完，穿上军装后安放到棺木中去，要快啊，天亮了就要下葬。我们清洗完烈士遗体后，由于腹部有伤口，还有碗和巨大的血冰团，穿不上衣服，扣不上扣子。我们第一步是用红柳根把屋子烧得非常热，想让盖在肠子上面的那个碗，融冰后脱落下来。结果温度烧到了摄氏三十度，冰冻得非常结实，根本不化，实在弄不下来。没办法，我们只得用汽油喷灯烧这个碗。心想将碗烧热，冰融化了，就能把碗取下来。结果短暂加热，根本融化不了那坨血冰，倒是手术室的空气里，有了极淡的皮肉烧焦的味道。我赶快制止，说这个灯不能再喷了，不能让烈士的身体再受煎熬。虽然我们都知道，他完全没有知觉了。这些，都千真万确发生过。只是那个牺牲的将士，并不是书中女主人公郭换金的恋人，也不是我们班女兵中任何一个的恋人。我们与他素不相识。很多年过去后，我的领导就是当年的卫生科科长，对我说，小毕啊，当时不应该给你们班派这样的任务，你们还都是未出阁的姑娘，去给年轻小伙子擦拭身体，更换尸衣，直到最后入棺，有点不合适，可我真是没人可用了……我说，科长，谢谢您当年信任我们，成了烈士最后见到的人。以上这部分都是真的。小说中牺牲的烈士成了郭换金的恋人，是我的虚构。我们生活中的任何经历，归根到底都不会真正消失，而是顽固地储存在我们记忆深处，在某个时刻它会突然跳出来，栩栩如生。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的历史，正是由这些记忆组成。

李大白：《昆仑约定》里面的三个男主人公，景自连、楚直、潘容，都是高大白皙帅气的典型帅哥，这个是事实还是文学的美化？

毕淑敏：我如实回答。第一，小说中的潘容特别英俊，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军分区，真有从美男子潘安家乡征来的兵。我那时候还挺惊讶，说你们真是潘安老乡吗，我怎么一点没看出英俊来啊？他们腼腆回答，说咱在这高原上，哪儿找潘安去啊？高原对人的外貌的摧残是非常严重的。我想在书中恢复他们的英俊。至于楚直医生，我一向觉得，男生当医生穿白大衣，真是帅啊。现在不是特别流行一种说法：工作中的男生女生都会让人觉得好看？我在小说里安排了一个男医生，穿着白大褂翩翩走来，治病救人的职业，增添了美好。至于景自连，他作为一个军事干部，我觉得他军人风采出类拔萃，卓尔不群。我是有私心的。当年高原上的将士，由于高寒缺氧，寒风凌厉，战伤累累，高原病频发，头发脱落，容颜苍老。我想，如果在平原，他们正值青春年华，焉知不英俊？既然现在我执笔，就把他们写英俊点吧。因为他们实在太不英俊。我记得鲁迅先生说到小说《药》，是用了“曲笔”，在夏瑜的坟上，给他添了一个花圈。我明白鲁迅的用心，寄托着对烈士秋瑾的悼念。我想，鲁迅都用“曲笔”凭空画了个花圈出来，那我把曾经饱受高原缺氧、红血球增多、高原病、强烈的紫外线摧残，加上吃不上蔬菜、充满病痛的边防军人，写得帅，又有何不可呢？我便这样写了，让读者在脑海中想象一下：边防军人英武高大帅气。

李大白：这本书里还有一个女二号，麦青青，用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个词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不是可以这样定义？这个人物总是能够把事情往有利于自己的战略上去引领。这种类型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有，不知道那时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同学或同事的？

毕淑敏：我们要充分认识人性的复杂。即使是和平年代，在职场，在家中，在亲戚朋友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系里，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人性都是温暖，都是爱惜，都是善解人意，都是与人为善。那不是真实的人性，只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世界。真正的人性，就像我们站在太阳底下，你会觉得温暖，也一定会有阴影。对人性的理解，是一个长期的立体的过程。一个人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会更多看到复杂的方面，从而明白它内在逻辑的曲折，并认可它在某种程度上不可改变。关于麦青青，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她。包括比如她在拉练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多占一些被子，这样她就暖一些，但她又不会把被子全部裹到自己身上，若如此，跟她打通腿的女兵就会被冻醒。所以她就“精致”地选择了很微妙的分寸，让自己暖一些，对方又不至于因被冻醒而恼怒。她的这个行为很常见，作为一个个体，你可以选择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职场里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地把事情朝着自己可以得利和占便宜的方向努力，千方百计地促成，又让人抓不到把柄。这种人是有的，且为数不少。作为我们自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你也做这样的人，还有一种就是你选择不这样做，尽可能争取做到公平、正义、善良。对于前一种选择的人，我总觉得，日久见人心，短时间会得利，但时间长了，大家都不愿意和这样的人做朋友，他的人生埋下潜伏着的不利因素。从一生来看，并非最优。不过每种人的存在，都是生命不同的形态，你拥有选择权。

李大白：用现在的网络用语表达，可能麦青青这个人物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现在很多青年特别希望自己的“社会化”来得更早一点，甚至会四处学习如何变得更加“社会”，希望以一种更“成熟”的姿态去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毕淑敏：“社会化”是把原来认为扁平的人和事，变得立体起来。不能只用好或者不好，正确或者错误来简单评判。希望你心中永远有基本的是非标准，做人所保持的底线。就像刚才盖被子那件事，你要么盖一多半，你也可以平均分（当然在具体的时候不会那么平均，但你主观上可以尽量平均）。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成功的社会化进程，是你明白可以基于你的价值观去做不同的选择（甚至你也可以选择你只盖少半幅被子，把多半让给别人，这也许就是你性格中崇高的部分；也有可能就是想讨好对方，觉得暂且受一点苦可能会换来更多的利益）。总而言之，我不觉得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变得阴险、丑恶、利己，而是知道自己有很多种选择，然后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具体情况去做最适宜的选择。

李大白：知世故而不世故，实际上不管怎么样，在任何一个时代，人的善恶的标准，对于纯洁，对于善良的追求，其实这个是不能变的。

毕淑敏：对，这起码是我觉得人类之所以称为“人”，要坚守的非常宝贵的部分吧。

李大白：《昆仑约定》里的郭换金在经历过生死之后，说了一句话，看上去平淡普通，但我读后却很有感触：“人不是在比较中存在的，没人能代替你，你所有的感受都是你之所以是你的特征。”虽然这句话是郭换金说的，但我相信您个人肯定也认同这句话，您是什么时候想明白这个道理的？

毕淑敏：我觉得看大自然很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能随随便便拿一株小草和参天古木去比较吗？根本不可比。但因此能说小草的生命就没有古木的生命宝贵了吗？其实它们都是宝贵的。如果用“年龄”做标准的话，参天古木也许已经活了三千年了，它总不会说：我这么老了，还活着有啥意思呀？干脆自断筋脉，也不吸收这土里面的养分了，自杀算了。所以我觉得大自然给我们非常朴素，又非常能直击内心深处的启示，就是每一个的生命都是宝贵的。这似乎所有人都懂的道理，可有些人轮到自己时，就觉得自己不宝贵了。这种双标真是站不住脚。

李大白：其实大家都应该去关注一下多样性，不管是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还是人类的生存状态的多样性，让自己跳脱出比较的樊笼。

毕淑敏：对，比较在某种情况下不是我们天生带来的，而是一代一代人累积起来的。因为人太容易比较了。甚至你还很小，不会说话的时候，就有人说，唉，怎么别人都长牙了，你没长？别人都会爬了？怎么你翻身都比别人晚？说这话的人，很多是你最亲近的人。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长大的，所以很容易就进入了比较的圈套。“比较”这件事，特别容易让我们变得萎靡不振，让我们变得斤斤计较，让我们丧失信心，让我们对未来抱一种灰暗看法。所以，改变从放弃比较开始吧。

李大白：您曾经在演讲中说过，在一个人的生命序列中价值最高的东西一定要放在前面去做。在您的人生序列中，会把什么东西放在价值最高的位置上？

毕淑敏：由于我的存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通过自己的劳动，不让地球变得更千疮百孔、丑恶横生，而是让它变得美好，起码是保持现状，不要恶化。由于你的存在，你和很多人的交往，让大家在变好。这个事就是值得的。

（访谈者简介：李大白，本名李萌，文学硕士，互联网从业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