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最后一次讲演
1927年7月13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发表了一条有关旅居日本的辜鸿铭的新闻报道，其中谈到已经旅日三年之久的辜鸿铭，即将返回中国。而对于辜鸿铭结束在日本社会的巡回讲演，以及在大东文化学院的研究讲学，返回中国的原因，公开的说法是邀请方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而《大陆报》在这一说法之外，还提到了另一种在社会上流传的“谣言”，那就是当时的日本社会，已经不再需要像辜鸿铭这样一位有着奇怪的保守主义以及民族主义观点的中国著名学者，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了。
事实上，无论是在日本期间，抑或是从日本到台湾探亲访问期间，辜鸿铭都注意到了当时日本社会日趋明显的“军国化”，以及对于台湾的殖民统治的种种现实。对于这些，辜鸿铭尽管并没有公开地、直接地予以指明和批评，但他亦确确实实地表现出过忧虑，这一点，就连负责接待他讲学的日本人亦都感觉到了。所以，辜鸿铭一方面仍在公开地宣称，中国古代一些优良文化传统，在日本得以保存和延续，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日本需要警惕军国化的倾向。
而当辜鸿铭的上述忧虑越来越沉重的时候，回国就成了他唯一之选择。在此之前辜鸿铭还曾一度有过在日本或台湾终老的打算——失去在北京大学的教职，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对于辜鸿铭的打击都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他一直很少公开地袒露出来，仅偶尔在写给他的爱丁堡大学的老校友、曾经出任英国驻威海卫最高行政长官的骆任廷的信札中提到过。
重新回到北京的辜鸿铭，显然已经处于病痛的纠缠折磨之中——他之前甚至一度被谣传已经去世。尽管如此，在1927年的12月17日，亦就是从日本回到中国半年之后，病重之中的辜鸿铭接受北京大学的邀请，在北大廿九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了一次公开讲演。这次讲演，应该也是辜鸿铭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仅仅4个月之后，辜鸿铭就因病不治而去世了。
对于辜鸿铭的这最后一次公开讲演，应该说新闻媒介还是予以了重视的，《益世报》《大公报》等报纸在当天及翌日都作了报道。最早对该项活动进行报道的，是天津的《益世报》：
京大文科理科及法科第二院，均系前北京大学改组。本日为前北大成立之纪念日，文科当局为节省经费起见，不欲多所铺张，只约各名流到校讲演，藉宏启迪。其讲演人氏及题目撮志如左：
《何为教育》，辜鸿铭讲演
《中国今后之学术界》，顾维钧讲演
《东西洋人种及文明源流之异同》，胡汝麟讲演
《英文文学之概要》，罗文仲讲演。
与《益世报》只是报道纪念日活动消息有所不同，第二天的《大公报》则对辜鸿铭前日演讲的具体内容予以了简要介绍：
昨日为北大二十九周年纪念，并未举行庆祝会。仅有学长胡仁源邀请名人演讲。兹将复旦社所纪辜鸿铭氏讲《何为教育》照录如下：
现在有人分中国为新中国旧中国，吾确系一旧中国人。学问之道，无所谓新旧，只有真伪之分。求学之法，重在学而不重在教。诸位现受大学教育，将来目的，不仅为吃饭，要重在做人做事。
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者何？乃个人极端阐发内心至诚之谓；新民即改良社会之意。以个人内心之美德，谋社会之改良，然后方臻于至善。
查东西文明，自有历史以来，即互相映照，至为明显。如中国之夏商周，欧洲之埃及犹太希腊经过之时期，先后亦莫不相同。诸位对于史学，尤须留意。但中国人之缺点，向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之病，故遇事之分辨力薄弱异常。深望诸位本此博学强国、敦行不怠之旨做去，将来自可养成有礼义廉耻之人，决不至受若何欺骗云云。
是日《大公报》所载，仅节录辜鸿铭一人之讲演内容概要，这也显示出辜鸿铭的社会声誉及社会影响力仍在这一事实。而同日《益世报》，基本上亦照录了复旦社的上述速记，并无其他增补。所不同者，就是当日《益世报》在辜鸿铭讲演内容之前，还描绘了讲演台上的辜鸿铭“形象”：
文科于下午三时，在该科风雨操场举行讲演会。首由辜鸿铭讲演。辜氏为七十老翁，精神矍铄，演说时间，用柔脆之英语交杂其中。
这段文字，读来令人不免生疑。大概该文记者不仅未曾到场听讲，甚至对于辜鸿铭当时的身体健康状态，亦不甚了解。相比之下，12月28日《大公报》上面发表的另一篇有关辜鸿铭在北大最后一次演讲的相关报道，其中对于当时辜鸿铭身体情状之描写，似乎要更为可信一些：
（辜鸿铭）仍是平日服装，只是左右多了两个扶掖他的人。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羸弱了。走上讲台也要人扶掖。在座有刘哲、胡仁源及许多教授。他岸然坐在中央，经刘、胡介绍之后，他脱下风帽，露出苍白头发。慢慢站起来，两手扶住桌案，开始讲演了。
不过，上述描写，尽管看上去似更可信一些，不过其中亦多少带有一些记者的想象，讲台之上的辜鸿铭的“岸然”，看上去亦实在让人心中为之捏一把汗。
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次讲演，既是辜鸿铭离开北大之后再次来到北大的最后一次讲演，也是辜鸿铭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而此次邀请辜鸿铭再次回到北大来讲演者，应该就是当初最早延聘辜鸿铭来北大任教的时任校长胡仁源。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当年在北大英文门的同事胡适，被荐举为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之后，首次到校视事。其日记中有一段文字，表现出当时胡适对于这一职任比较悲观的态度，“虽然受了很热烈的欢迎，我细看校中状况，很难有办法。最难的是经济方面”。胡适不是行政方面的人才，至少在此方面并无突出的特长及表现。而胡适对于接任自己的母校中国公学校长一职的前途显然并不看好，他对此所做的解释亦甚为有趣：
我太腼腆，不配应付这个民族里的人。沈从文的小说（《旧梦》）里一个女人说：“你放痞一点，你就成功了。”我不能“痞”，也不想成功。
写这段日记的胡适，绝对不会想到，一个真正不痞的人，也是胡适在北京大学英文门的同事和论敌的辜鸿铭，是在这一天因肺炎在北京去世。第二天，也就是5月1日，胡适当日日记中记录了辜鸿铭病逝的消息，这也是胡适当日的唯一一条记录：
辜汤生先生死了。此老对我虽表示反对，然相见时却总是很客气的。他尽管嬉笑怒骂，也还不失为一个“君子”人。他的著作里最崇拜“君子”一个字，死后我这样评论他，似乎不失为平允。
曾经的论敌死了，胡适日记中给予了在他自己看来“不失为平允”的评价，当然这也显示出了胡适的“君子”之风，至少没有痛打落水狗。不过，当胡适给辜鸿铭如此之盖棺论定的时候，不知道是否亦曾想起近十年前因为一纸学生的举报，而将辜鸿铭从北大除名的那一“事件”。对于胡适在此“事件”中是否扮演过什么角色，辜鸿铭和胡适这两个当事之人后来都没有声张，更没有相互指责，表现得都有“君子”之风。
只是辜鸿铭在失去北大的教职之后，生命中最后十年并无稳定的经济收入，为了养家糊口，几乎是在疲于奔命当中度过的，也真正成了他戏仿孔子的那句话所说的，自己成了一个“东西南北之人”，也就是所谓居无定所、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人。
尽管如此，辜鸿铭并没有去学“痞”，最终亦没有沦落成为一个“痞子”。这一点，不知道胡适平允地将辜鸿铭视为一位“君子”的时候，他脑子里是否亦想到过这一点。
更让人多少有些意料不到的是，在辜鸿铭重返北大讲演当年的3月28日，胡适日记中摘录了他写给汤尔和的一封信札中的一段，兹抄录如下：
我实在不能做管理学校的事，尤不愿服侍今日的学生老爷们。……将来胡子白了的时候也许肯出来做几年校长，现在只想趁精力未衰的时候，努力多做点有益工作，不应该浪费精神去做性所不近的事业。
这封信札中所说的“管理学校的事”，是汤尔和劝说胡适出任清华校长，而胡适写信力辞。只是信中所提到的那一句“尤不愿服侍今日的学生老爷们”，读来让人不免有些今夕何夕之感——当初辜鸿铭亦就是因为一封北大学生的举报信，而不得不离开北大讲台，而学生举报的理由之一，就是辜鸿铭在课堂上教得少，闲话多。对此，辜鸿铭在北大的最后一次讲演之中仍毫不掩饰地表明，“求学之法，重在学而不是重在教”。
至于辜鸿铭的这一观点究竟是否正确，见仁见智。不过有一点亦可以肯定，那就是辜鸿铭并没有悖离自己对于教学的认识理解，而这一立场及主张，一直到他在北大的最后一次讲演中，依然坚持宣讲了出来。
倒是胡适大概未曾预料到，当初他曾经寄予厚望的青年学生，近十年之后风流云转，却变成了他眼睛里的“学生老爷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