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引

倘若人们只把眼光盯着“京派”大先生们的肖像描写，而忽略了“海派”文人中峻峭凸起的面影性格描绘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失去对另一个文化高地上，林林总总性格人物的历史素描。

2025年是徐中玉先生诞辰110周年，其实，2019年6月25日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就想写一篇悼文，因为2017年钱谷融先生离世时，我写了悼念文章，作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文坛双星巨擘，也是期颐之年的长寿老人，徐中玉先生是非写不可的老前辈。我欲找到徐先生2010年给我写的那封亲笔信，久觅不得，直到去年齐森华先生去世，又触动了我那根敏感的神经。

1930年代以后出生的先生们一个个陆续辞世，让我唏嘘不已，先前“先生素描”若再不延续下去，也许，我本人就没有续写他们的机会了。2025年5月8日，我在进京的高铁上，猛然看到复旦大学的古文字大师裘锡圭先生的讣告，就用手机在自己的微信里，写了一篇一千五百字的草稿。火车到站后，准备去旅馆修改一下，再寄给“文汇·笔会”，孰料，到了宾馆一查，文章杳然如黄鹤一去不复返。我愚蠢至极，竟然以为手机微信会自动保存，后悔不迭。于是，一种紧迫感，促使我想抓紧时间补白，把那些想写而没有写的先生们，请上殿堂来，以志纪念。

2025年6月25日是徐先生离世6周年，文章刚写了一个开头，忽然想起先生15年前给我写过的那封信函，搜寻了一个多月，方才觅到，于是，文章的思路，便活络顺畅起来了。

毫无疑问，徐先生让人最难忘的印象，就是他那张刚毅的国字脸和那挺拔的身板，以及那健步如飞虎虎生风的行走步态。用一句南京方言来说，就是从仪表到内心世界，都是一个十分“硬正”的人。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屡屡去沪上开会，参加钱先生任顾问，吴宏聪、范伯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国自学考试教材的编写，后来则由齐森华先生组织去外地，召开自学考试委员会的年会。很多时候，徐先生和钱先生是形影不离出席会议和考察的。

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都是苏南人，一个江阴，一个武进，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同事六十年的好友。他俩还都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南京大学校友：1938年钱先生考入中央大学时，徐先生已经在山东大学并入的国立中央大学，担任“中大文学会”主席，次年就毕业了。无疑，那正是南京大学一百多年来的“黄金时代”，因为自罗家伦1932年8月起执掌中央大学的十年间，“诚朴雄伟”这一校训，就雕刻在了许许多多“南大人”的情怀和灵魂中了，我想，这也是两位先生能够遵照此训做人为文，最终登入先贤祠的最好注解吧。

1952年，当我刚刚出生在苏州阊门的苏南公署里时，徐中玉先生就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执掌中文系，那时钱先生已经在华师大任教了。他俩不仅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名片，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当事人和见证者，他们为什么会对“海派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除人品和文品外，其风骨是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否则，巴金、于伶之后，上海作家协会为什么请徐中玉先生来担纲作协主席呢。

徐先生和钱先生性格不同，后者不仅长相如菩萨，个性亦如此，是给人一种自然的安全感和亲近感的好好先生形象，当然，他写起文章来却是绵里藏针。而徐先生拥有刚直不阿、正气凛然的气势，坚持真理和良知的秉性，是那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尊者形象。

那些年，我正在读关于俄罗斯“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书籍，尤其是读了以赛亚·伯林的许多著作，对照徐先生1955年为施蛰存先生辩护的历史事迹，以及他在反右运动的遭遇，忽然，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更加高大起来。

因为他所倡导的“学术至上”和“教授治校”的主张，在那个时代里，正是少有的知识分子良知的天然个性流露，然而，又有几个知识分子敢于发出这样的呐喊来呢？他被发配到图书馆去工作，在他人看来，这应该是一种惩罚，而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则未必就是坏事。许多人说，先生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读书卡片资料，为日后学术文章的厚积薄发作了准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定力的修行。博尔赫斯也是在1955年的诗作《关于天赐的诗》中抒发肺腑之言：“我一直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是的，图书馆应该是读书人的天堂，做领导的徐先生，能够安安静静地坐在天堂里，读自己喜欢的书，也算是一种天赐，此中有不能与他人言说的愉悦。这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不是孔乙己的迂腐行状，而是一种价值理念的蓄势待发。

人们都以为钱先生与徐先生性格相反，一个天真活泼，率真幽默；一个不苟言笑，认真负责。其实徐先生也率真幽默，但是那种渗透在骨子里的冷幽默。而在特定的场合中，他却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先生，作为一个后辈小学生，我从仰视到能够平等地与他们说话，都因他们平易近人的人品。

我和徐钱二位先生交往甚早。徐先生与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先生共同倡导恢复“大学语文”课程，编撰了1949年以来第一套华东师大版的《大学语文》教材，一时风行全国，震撼了整个出版界，几十年来盛行不衰。上世纪90年代末，在徐先生和齐森华先生的提议下，几个更年轻一点的外校老师进入了编写组，南开大学的陈洪、复旦大学的朱文华和我等人获得邀请，分别参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部分的编写。因为我同时还参与了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自学考试教材的编写，几乎每年都要在华东师大师资培训中心专家楼里开会聚首几次，而自齐森华先生接替徐先生，担任全国中文专业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主任后，在全国各地碰头的机会就更多了。

每次《大学语文》的编撰会议，徐先生都事必躬亲，从头到尾，逐篇过堂，连每个细节都不放过。但每次散会后，他从不参加饭局，于是就没有机会共餐。看着他离开专家培训楼，迈着轻盈步伐快速离去的背影，一种怅然若失的心境油然而生，因为窃以为，在饭桌上喝酒聊天，是最见人性情的场所。

终于，我的人生迎来了和徐先生多次在外地出差同桌共餐的机缘。记忆最深的是三回，一次是在温州；另一次在武夷山；最后一次是南京大学的校园餐厅。

三十年前的1995年，我们去温州开会，因为徐先生的一个学生是当地的文化局长，固然是少不了一顿自掏腰包的海鲜大餐招待。席间，徐先生一反平时的不苟言笑，啜饮了一杯黄酒后谈笑风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他性格中不易为外人所见的另一面。我想，平时让人敬畏有加的徐先生，原来也有开朗活泼的另一面。

那天，席上除了大青蟹外，还端来了一大盆毛蚶，我知道这是上海人最喜欢吃的海鲜，即使因此而引发过甲肝在上海大流行的历史，此物仍是长相思之尤物也。见此物，我立即脱口而出：血蚶！因为1966年“大串联”时，我从上海坐“民主19号”海轮来温州，在小酒店里，第一碗吃的就是它。当地人将它作为一种点心来吃，这活生生的蚶子，血色的尤物，在开水锅里走一下，就将其如嗑瓜子一样吸起来。我也学着嗑，哪知道夜半急性肠胃炎发作，多亏武汉大学的一个大学生，背着我去温州医学院挂水。14岁时的往事并不如烟，历历在目，使我在这次再度遭遇血蚶时，举箸不定。此时，徐先生轻轻说了一声，吃啊，齐先生就给我挖了一大勺，我便大噬起来，把当初吃的苦头置于脑后。

饭毕，酒量大如斗的陈洪和朱文华兄尚不尽兴，便在夜半空寂的餐厅里继续豪饮。我们三个曾经的老知青忽然悲从中来，大杯大杯喝酒，酒酣耳热之际，那朱兄聊起插队的往事，口齿都不清楚了。他与那个抢救两根电线杆的金训华是一个连队的战友……让我想起那个时代的教育，那个时代的文学。此情此景，恍如昨日，而朱兄2023年已逝，念之不胜悲怆。

从温州回到南京后，我感到浑身无力，一查，又是急性甲肝。住院期间，睡在病床上，辗转反侧，就想着对那个时代的文学进行反思。于是，便与我的学生王世诚一起，酝酿了一部书稿，按照拟定的大纲和目录，他写一章，我改一章。王世诚悟性和理解力都好，且也是一个“快枪手”，一个月就完成了这部书稿：《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感谢血蚶给我带来的反思时光。

第二次是2005年9月，由福建师大文学院承办，在武夷山召开全国语文教改会议，华东师大中文系那些熟悉的朋友，在徐先生和齐森华先生的带领下，悉数前往（这次钱先生没有到会）。会后，9月25日，徐先生、齐先生，以及莫砺锋、方智范、王立群、陈炎、张福贵诸兄一行人，登顶武夷山峰，91岁的徐先生竟然也上去了，虽然是一辆中巴车送上顶峰，但一路颠簸，对徐先生来说，也算辛苦。路上倒是观赏了武夷山从下往上所有的亚热带植被风景，徐先生心情大好。

上到巅峰，俯瞰群山之小，心境更加开朗起来，我们还在武夷山主峰黄岗山碑前拍了照片。

我仰望天空，忽然发现了一个天文奇观，只见在一片白云之中，出现了一块整整齐齐的正方形蓝天，我惊呼一声：天眼！立马又纠正，是“天窗”。赶紧呼唤同行的摄影爱好者拍下这一瞬间。徐先生手搭凉棚，仰头望去，面庞上露出了微笑。大家都说道：因为徐先生登峰造极，老天也开眼了。

十多年后，我在阅读文艺复兴艺术史时，看到了一个绝妙的教堂建筑物名词“眼窗”，立马就想起了我们在武夷山顶峰看到的那扇“天窗”，徐先生不就是为我们几代人开窗的启蒙者吗？

撰写此文时，我请当年会议的组织者汪文顶先生查明了武夷山之行的时间和人物。他还摘录了莫砺锋兄的文章《挽联中的故人身影》（《中华读书报》2019年9月11日）：“今年6月，享年一百零五岁的徐中玉先生去世，我所拟的挽联是：‘曾陪杖履武夷巅，披雾拏云，寥天鹤影瞻前辈；初识仪型场屋内，指瑕示纇，温语春风忆座师。’上联指2005年9月，我在武夷山的‘中学语文教师培训班’上偶遇徐先生。当时徐先生年过九十，但仍是一位‘矍铄翁’，竟然随着众人登上海拔2180米的武夷绝顶黄岗山。他在白云缭绕的峰顶指点江山，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下联指三十五年前我在论文答辩会上初识徐先生，他指摘缺点毫不留情，语气却是相当温和。”

2019年我没看到此文，此番读到，大喜，原来莫兄七年前就对徐先生有了这样的评价。怪不得我那天问他2005年9月他是否陪伴徐先生登上武夷山峰时，他说“我和徐先生还合影了呢”。

晚间，吃了福建的名菜“佛跳墙”，虽不是在福州，但这道闽菜在福建各地都有，显然，这道原名为“福寿全”的菜肴，是奔着寿星而来，大家起身同声祝福徐先生，先生笑容可掬。

最后一次是2012年，我们邀请徐先生和钱先生来母校参加校庆活动，他俩慨然允诺，顿使南京大学中文系蓬荜生辉。他们住在南大专家楼招待所，楼下就是南苑食堂，菜肴一般，但他俩却放弃了朋友在著名大酒店的宴席吃请，和我们一起，在母校的食堂用餐。

其实，我们在一起用餐时，早有小车在楼下等候徐先生，一问，是他的外甥女来接他了，再问，方知她曾任江苏省的副省长。谈及此事，徐先生顺便告知，那副省长的一个弟弟，就是南京大学大名鼎鼎的院士。小事见人品，这让我更加佩服尊敬这位前辈学者。

后来，在学校学位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上与徐先生那位院士外甥相遇时，我们之间就多了一个话题——谈徐先生，我多次在会议室里，听这位如今已然米寿的院士，谈他舅舅的故事。

现在，徐先生2010年写给我的那封信，就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桌上。

在信函正文上方，徐先生特地写了一句话：“南京大学（我的母校之一）”，信的正文中又说：“南大是我的母校（中央大学中文系），因年迈多年未来，一直在想念之中。”他对母校的深情令人感动。

而我们在2012年请两位先生回到母校参加一百一十周年庆典，还有一个理由——他们是南京大学的骄傲。

2025年6月16日起笔于南大和园桂山下

12月28日定稿于南大和园桂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