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的身段
杨慎守得住气节，放得下身段。
他曾是天子门生状元郎，又成了皇上钦定一囚犯。他是赤胆忠心的真君子，又成了簪花傅粉的浪荡汉；他是著作等身的明代文宗，又成了漂泊无依的边地流民；他是规训子孙的家训大家，又成了放浪形骸的滇南狂徒。
少年登科，杨慎是朝堂上引经据典的清流翰林；暮年流落，他是市井中醉吟风月的白发罪臣。
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仗节死义 充军烟瘴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明史·杨慎传》载：“新都人，少师廷和子也。年二十四，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杨慎籍贯地是四川，出生地在北京，明代弘治元年（1488年），生于北京孝顺胡同，父亲杨廷和做过两朝首辅，官声甚佳。这般家世，给予了杨慎得天独厚的治学条件。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德皇帝朱厚照猝然离世，无子嗣继位，堂弟朱厚熜以外藩亲王身份入继大统，是为嘉靖帝。这场权力交接，埋下了明史“大礼议”之争的伏笔，也将杨慎推向了命运的悬崖。
嘉靖帝登基六日，下诏礼部，欲追封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杨慎父亲杨廷和时任首辅，召集群臣商议，主张嘉靖帝应称孝宗朱祐樘为“皇考”，改称生父为“皇叔父”，祭告时自称“侄皇帝”。管亲爹叫叔，管叔父叫爹，这是哪儿跟哪儿？后人看来是一出玩笑剧，时人却当第一严肃事，闹哄哄闹了四年。
这是权与法之争，嘉靖说权大于法，群臣认为法大于权。
嘉靖三年（1524年），心灰意冷的杨廷和辞官归乡，临行前劝诫时任翰林修撰的儿子：“端做闲官，只守闲官。”杨慎骨子里的刚直，不允许他坐视礼法崩坏。张璁、桂萼等投机官员迎合帝意，提出“继统不继嗣”，主张嘉靖帝可尊生父为皇考，杨慎联合36位翰林联名上疏，称耻与张、桂同列，集体辞职抗议：“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
“帝怒，切责，停俸有差。”嘉靖对杨慎进行了训话，处罚几个月工资，处分不算蛮重，警告意味特严重。同年七月，嘉靖帝正式下诏，去除生父尊号中的“本生”二字，执意称“恭穆皇帝”。群臣哗然，杨慎对着文武百官，振臂高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和之”，他们“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曰：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
逾月，杨慎偕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帝震怒，命执首事八人下诏狱。”群臣本已散去，杨慎与张原等人撞撼宫门，继续大哭抗议。帝怒更甚，将在场134人全部下狱，当场杖毙16人。嘉靖余怒未消，认定“杨慎、张原等欺慢君上，震惊阙廷”，下令对撞门者再施廷杖，张原当场毙命，杨慎被打得皮开肉绽，几近殒命，随后被判“永远充军烟瘴”，流放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这场“大礼议”，后世史家莫衷一是，但杨慎展现了“仗节死义”的风骨。杨慎并不反嘉靖，他被嘉靖贬云南三十多年，吃尽了苦头，“慎既病，闻世宗卒，北向痛哭。”
滇南放歌 以磨壮心
余窜永昌，去都门，陆走万余三千里。买舟下江陵，乃登陆，鬟流弓折几万里而倍矣。江陵以西，山川益以遐，箐道险涩，瘴雾昏塞，其苦有不可胜言者。
没有亲历，无法感受杨慎的流放之苦。杨慎抵达永昌卫，“扶病驰万里，惫甚。抵戍所，几不起”。
在江陵，暮色苍茫，杨慎看到了长江边渔翁与樵夫，悠然闲谈。自己正值壮年，本应在朝堂之上指点江山，不想却沦为流放之囚，何处是归宿？杨慎百感交集，挥笔写下千古传唱的《临江仙》，起笔是“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分苍凉，三分幻灭，三分不服，还有一分豁达。这首词也因作了《三国演义》起首，广为传诵。
此后三十四年，杨慎以浪荡之姿行走于滇南大地，纵情山水，“每到一地，辄携酒登临，题诗赋词”。
杨慎与当地士绅百姓诗酒唱和，不问出身贵贱，只求性情相投。他曾与李元阳游山，两人脱冠散发，踞石放歌，“醉里狂歌惊宿鸟，山间长啸起清风”。
杨慎好酒，易醉，醉后即狂言无忌，“醉后谩骂，若无人者”，乃至“醉后喧呼惊太守，醒时疏放傲公侯”。云南民风喜好歌舞，杨慎“踏歌起作婆娑舞，醉后酣歌意且真。沉醉倒，绿杨阴里玉山倒”。杨慎非磨人在磨己：“百年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
杨慎看透了命运之无厘头，“用脩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油头粉面，大男人还头上插花，插花也算了，竟还扎了丫头的“冲天炮”，这是曾经的状元？
身为罪臣，流连风月，理学者斥杨慎有辱斯文，却是不知，柳永是奉旨填词，杨慎是奉旨浪荡，“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若是杨慎仍要经营仕途，或是愤懑不平，世宗都不会放过他。“慎闻之，益纵酒自放。”
王世贞是杨慎知音，知杨慎行事孟浪，佯狂避世、明哲保身，实因壮心不已，“人谓此君故自汙，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
杨慎自白：“老颠非欲裂风景，聊以耗壮心，遣余年耳。”
慎之不幸 滇之大幸
放荡是外衣，君子是内质。杨慎“虽谪戍，不忘民瘼”。
“永昌，古哀牢国也，山川险固，夷汉杂居，为滇西门户”，永昌盐税，倍于他处，民多破产。”杨慎特别撰写了一份“调研报告”，“请减其额，以苏民困，此仁政之首也”。在《与永昌守论采宝石书》里，杨慎为民请命：“宝井之役，民不堪命，今又益之，是驱民于死地也。宜力请罢之，以安边氓。”官员滥征民役，借修滇池自肥，杨慎挺身而出，痛斥：“今海已涸矣，田已出矣，复修之何为哉？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利。”
“金碧山前恶氛起，虏马来饮滇海水，城西放火银汉红，炎焰尘头高十里。”杨慎诗中描述的是“嘉靖丙戌冬，闻安铨、凤朝文之乱”。杨慎一介书生，带头出征，“即率僮奴及步卒百余，星驰入木密所”。位卑未敢忘忧国，“某以一旅之师，当数万之贼，誓不与贼俱生。”杨慎这股驰援讨贼的雄风，更胜于当年撼门哭谏的勇气。
“滇士多朴茂，可教也。吾于滇中，设馆授徒，日与诸生讲贯精义，讨论诗文。”杨慎在云南广收弟子，不分男女、无论出身，“诗受业随园者，方外缁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其弟子既有官宦子弟，也有民间才子，甚至有不少女性学子向他求教，他都“有教无类，就其所呈篇什，拔优选胜而存之”。
杨慎为推动云南文化贡献至巨，“永昌文风之盛，自升庵始”。
杨慎在热闹中浪荡，在寂寞中刻苦，走遍云南山水，“自江陵抵永昌，途程四千余里，亭驿相望，山川夷险，悉记之”。后人追溯云南人文历史，构建云南文旅底蕴，杨慎之名是绕不过去的，“自升庵居滇，文化日有增进。杨门七子之传，碧鸡书舍之辟，高峣一隅之文化，乃濡染于全省”。
杨慎著作宏富，“学通天人，才雄艺苑，且著述之富，冠绝前儒”，杨慎著述，无所不包，“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著述达四百余种，诗两千余首，编纂《云南通志》《滇载记》等地方志，为云南留下珍贵的历史文献。“提倡风雅，使滇南榛芜之习，化为邹鲁洙泗之风，迄今滇人崇祀之，尊为先师”，杨慎被贬滇南，慎之不幸，却是滇之大幸。
是非成败转头空？杨慎诗作与品格却如青山般永存。他人还能复起还京，杨慎却老死云南，身不曾归来，魂已归来：顺境中不矜不伐，逆境中不卑不亢，得志时尽忠报国，失意时坚守本心。杨慎临终，自述生平，自我盖棺：“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虽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乎君亲。”
“滇海茫茫寄此生，苍颜白发叹孤征。文章信史留千古，风骨英名照汗青。”历史不曾遗忘杨慎的才气，更是铭记杨慎的正气，是非成败不会空转，自有后人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