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曾纪鑫 

【编者按】

曾纪鑫的创作多产而丰富，已创作、出版作品三十多部，包括小说、散文、传记、戏剧、学术论文等，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并有六本论著、论文集、评论集对其创作进行专门研讨，甘肃省张掖市图书馆还于2018年挂牌成立了曾纪鑫研究会。

本访谈旨在对曾纪鑫的创作历史进行回顾与梳理、剖析与反思。访谈缘自2021年9月，2022年5月形成初步提纲，2024年2月8日完成初稿，2月20日定稿。采访内容由面谈、电话对谈以及微信语音留言、文字互动等整理而成。

与谈人：

曾纪鑫

1963年生，湖北省公安县人。当过农民、教师，曾任湖北省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市艺术创作中心、湖北省艺术研究院编剧，2003年作为重点人才引进到厦门市工作。一级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

姚楠

1954年生，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8年被评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及学报编辑工作，2014年从集美大学文学院退休。

姚楠：少年时代，有没有什么事情激起了您对作家的向往？

曾纪鑫：我自1982年开始创作，一晃四十多年了，驻足回望，进行一番综合性的回顾、梳理与反思，很有必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虽是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态，但也不能盲目播种任其自生自灭，还要抬头望天、低头看路、环顾四野，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与时俱进才是。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乡村，村子环境闭塞，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儿时的文化生活极少，每年村里放一两次电影，就是小伙伴们的“狂欢节”。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书，主要是连环画，大多根据当时流行的电影、样板戏、长篇小说改编，如《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大刀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等。进入少年时代，周边只要能够找到、借到的书，我都要囫囵吞枣地看一遍。颇有意思的是，连环画我看了又看、翻了又翻，有的还用零花钱买下；而文字书籍大多只看一遍，看两遍的很少，如《水浒传》《西游记》《薛仁贵征东》等，这可能与儿时的兴趣、理解力、购买力有关。书中的人物、故事深深地吸引并影响了我，看后还与村里的玩伴分享，滔滔不绝地讲给他们听，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

后来，当我得知这些电影、书籍、故事都是作家写出来的，就觉得作家实在是太伟大了，他们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觉得他们不是人而是神，简直就是“活神仙”，仿佛遥不可及，我只有崇拜、仰望的份儿。虽然我的作文写得不错，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但从未想过要当什么作家。而且就我所知的范围——方圆十里吧，不说发表作品、出版书籍的作家，连一个爱好写作的人都没有。虽无从追随，但心向往之。

姚楠：在您的人生经历中，有哪些方面对创作的影响最为突出？

曾纪鑫：第一，是较为丰富、坎坷的阅历。

我读书较早，五岁多发蒙，念完小学一年级，又跳了一级，直接上三年级了。那时中小学缩短学制，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于是，1977年7月，我刚满十四周岁，就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了。当年10月恢复高考，也就是说，我高中毕业之后才恢复高考。

当时中学教学实行“开门办学”，从初二到高一的两年时间里，经常在校田里参加生产劳动。当年高考也去参加了，因很少上文化课，基础差，自然考得一塌糊涂。想读补期，父亲不让，于是一边劳动，一边自学。一年多后，我成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可以一边教书，一边补习功课。我考的是文科，1981年9月，我考取湖北省民办教师中等师范学校。这年，我刚满十八岁。

今天想来，正是高中毕业后的四年农村生活锤炼了我，改变了我。如果人生太顺，没有这段异乎寻常、刻苦铭心的底层生活，缺少磨炼、曲折与坎坷，我的身上，就会缺少坚韧顽强的动力，缺少拼搏向上的精神。一句话，绝对不会走上创作之路，也不会有几十年的勤奋努力、刻苦自律。

二是影响与立志。

首先是时代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文学十分火爆，一首诗歌、一篇小说的发表，可以产生轰动效应，改变个体的命运。

其次是环境的影响。进入公安县师范学校学习，受同班同学影响，我爱上了文学。

再次是立志。师范毕业自然当老师，可我不想这样平庸地度过一生，总得奋斗一番，唯有从文了。我觉得写作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一支笔、几张纸就行了。给报刊投稿，邮寄稿件时，只需剪去信封右上角，可以免费不贴邮票（报社、杂志社邮资总付）。况且文学创作靠作品说话，不必拉关系、走后门。

三是阅读。没有大量的阅读、吸收、借鉴，厚积薄发，如何写得出优秀作品？好在县师范学校图书室有不少藏书，可以满足我如饥似渴的阅读。有时上政治、生物等副课，也在桌下偷偷地读。还给自己制定了不少背诵“指标”，清晨记忆力好，便将每天的早自习作为专门的诵读时间，将许多古典诗词赋曲、古典散文及现代散文名篇背得滚瓜烂熟。后来写作时，那些富有启示性的诗句、名言、典故便如灵光般不知不觉在脑海闪现，在笔端涌现。

四是胸怀与格局。写作不能太过功利，不要以眼前发表为“能事”。要耐得住寂寞，提高个人素质与修养，要“放长线钓大鱼”，写自己想写的作品。

姚楠：人们常说，家乡的自然环境、社会存在以及生活方式，对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有很大影响。您刚才谈了人生的阅历与坎坷，能不能就创作的影响谈一谈？您的家乡湖北省公安县，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都出了许多名人的地方，它对于您的文化生活、世界观的形成有多少影响？

曾纪鑫：刚才聊过，如果不是高中毕业后回乡的几年农村生活，我不可能走上写作之路。故乡是我的创作之源，其自然环境、社会生活、荆楚文化等对我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我的小说大部分以故乡为背景，写故乡的河流湖泊、山岭田野、动物植物、人物事物等。

湖北公安县自古以来名人辈出，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而诞生于公安县毛家港镇的智𫖮（读音yǐ），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在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故乡时，我对他们了解得不多。当我离开公安县调到黄石、武汉、厦门工作，在对故乡深情的回望中，才发现这块养育了我的土地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于是，我断断续续花了十八年时间，创作了“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第一部传记《晚明风骨》。不久，便转向了对智𫖮的阅读与天台宗的研究。十多年来，我一边阅读、消化智𫖮四本厚厚的《天台八部》及相关研究专著、论文，一边多次踏访与他相关的遗迹，已拟定创作提纲，尚有待创作。

姚楠：我注意到，您创作的文化历史散文有两个重要而突出的地域文化板块，一个是您出生地与成长地的湖北荆楚文化；另一个是您作为重点人才引进到厦门工作后，所置身的福建闽文化及闽南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曾纪鑫：湖北是我的生命之源，也是我学习、成长及早期工作之地，我的身上深深地打上了故乡的烙印，于是创作了湖北地域文化散文《千秋家国梦》；2003年我从武汉来到厦门，很快便融入到闽文化特别是闽南文化之中，并时时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共性与差异，感触颇深，于是创作了福建地域文化散文《永远的驿站》。

地域文化给我的一个最大诱惑，就是独特与差异。面对不同的山水、迥异的人文，不知不觉间沉浸其中，感同深受，促人思考，不吐不快。

近来，我准备创作两部地域文化散文，一是《祁连绝唱》，以甘肃省张掖市为重心，兼及河西走廊。二是《七彩云霞眩南国》，近些年我对云南情有独钟，几乎走遍了云南的主要名胜。每到一地，我都根据创作需要，有目的地做一番攻略，因此每一次行走，都深有感触，萌发出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

姚楠：您在创作前是如何准备的？

曾纪鑫：无论创作什么体裁的作品，我都反复构思，列出一份详细的创作提纲。这个过程有时会很漫长，有的长篇作品得花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

比如创作一篇文化历史散文，首先是选材，无论人、事、物，最好是介于似与不似、知与不知、著名与隐约之间。如果广为人知，那么挖掘新的材料、写出新意将十分困难；而鲜为人知的“冷门”，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弄得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读者知道一点点，又不是十分了解，这样的题材最适合发掘与发挥。即使是绕不开的名人，也要写他鲜为人知具有代表性的一面。

其次是搜集资料、阅读消化，有时还得进行田野考察，深入现场，体验感悟。面对大量的历史资料，往往是丰富与芜杂、敞开与遮蔽、真实与作伪并存，通过文献考据、现场感受、多重比较、逻辑推理等手段，庶几可以还原现场，逼近历史真相。然后是构思，不仅要选取、利用新的材料，还得通过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对描写对象进行剖析、阐释与思索。构思成熟后，我会列出详细的创作提纲。

最后自然是创作了——尽可能求真求实、客观公允地书写，少将个人情绪、偏好带入其中。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会比较快，利用单元时间，沉浸于自我构建的气场与氛围，任凭激情喷涌，一气呵成，这样写出的东西往往十分顺畅。用文学的方式剖析典型的个体与偶然，抵达文化与历史的深处，会有一种审美的愉悦与成功的喜悦。

姚楠：我看到在您的书房里藏书众多，它们对您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曾纪鑫：我最大的癖好就是读书、买书。书一多，书房放不下，便另外购置了一个套间专门做藏书之用。

对我来说，生活、阅读、行走是创作的基础。如果没有丰富的阅历、生活的积累，创作便是“水中月”“镜中花”；没有长期而广泛的阅读与感悟，就不能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与多元文化的智慧，认知便永远停留在应试教育、标准答案、标语口号之类的层面；要是没有出游行走与田野调查，见识斑斓多姿、广袤无垠的大千世界，不过是自满自足的井底之蛙而已。

姚楠：您在创作谈中谈到，有的作品是系列的计划，有的则是偶然的出现，其中有什么写作的原则吗？

曾纪鑫：我的创作多在计划之中，当然也有偶然。这种偶然，一是工作中的任务，暂时搁下手头的创作以应急，不过这种情况极少，也难以留下痕迹；二是突然冒出新的灵感，马上抓住，就是一篇新的文章或一部新的作品；三是约稿，这类偶然情形最多。在我看来，第一种偶然是纯粹的偶然，很快就完结，过后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第二种、第三种属于偶然中的必然，新的灵感涌现，触动创作“按钮”，这样产生的作品，质量一般都挺高；而约稿，必须契合我的口味，或者说是我想写的题材，才会应承下来。

比如创作《抗倭名将俞大猷》（又名《大明雄风·俞大猷传》），多次约写，才答应下来。因其不在我的创作计划之列，但是我写过一篇约一万五千字的《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对俞大猷及其所处的明朝后期有过一定研究，加之俞大猷是我十分崇敬的历史人物，也被约稿方的诚意所打动，这样才不得不调整计划，暂时撇开手头的创作，先行完成《俞大猷传》。该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一度沉寂、误解、冷落的伉倭英雄俞大猷，起到了很好的正面宣传作用，很快又出了第二版。这也说明，创作中的适度变化、调整、更新、拓展，是十分必要的。

厦门市作家协会原主席陈元麟先生曾说过，一个作家写什么，写多少，皆有“定数”。对此，我深以为然。

姚楠：我对您创作的文化历史散文中的人物形象有两个好奇之处，一是已有的人物形象和未来的人物形象，他们有没有什么关联？是先有总体计划，还是随着情节发展而不断加入？ 

曾纪鑫：我落笔的人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阅读与行走中感受十分深刻、不写不足以慰怀的人物，如韩愈、萧红就是；另一种就是一部书稿整体构思中的人物，如《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千秋家国梦》《永远的驿站》等选取的人物就是，他们既相互关联，又构成一个系列。至于未来计划将要描写的人物对象，依然是这两种情形。

姚楠：您对艺术的追求，有具体的方向吗？对未来的创作有什么总体计划？

曾纪鑫：有一个较为长远的创作计划，一是前面谈到的地域文化散文《祁连绝唱》《七彩云霞眩南国》，人物传记《东方释迦•智𫖮传》。

二是描写太平天国的文化历史散文《并未远去的“天国”》，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集古代与近代、中国与西方于一体，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并且这一看似乌托邦似的运动，有着整个人类的诸多元素，可作为典型个案加以解剖，就某种程度而言，可触及人类灵魂、精神、制度层面的本质特征。

三是以关键性人物为载体，描述、剖析、反思中国历史的系列三部曲，已完成古代的《历史的刀锋》，近代的《千古大变局》，还有一部现当代的《历史向何方》有待书写。

四是长篇小说《牛浪湖岁月》，描写故乡牛浪湖流域的社会、文化、历史及其变迁。

五是回忆录，我在不少场合提倡写作回忆录，个体生动而具体的回忆，承载、映证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与记忆。

我创作的最后落脚点，就是超越某一具体题材，着眼于宗教、哲学、美学、物理学等方面，体察人与宇宙万物的感应与对应、联系与变化、矛盾与统一，深刻认识民族、国家，了解地球、宇宙，探讨人类的命运与未来，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作品。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作品的“原创性”。原创性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思维方式、理论学说、整体精神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我的创作，能否经由文学、史学、哲学等方式的综合性上升，做出一点原创性的贡献呢？

当然，这样的高度需要气魄，更需要水平，我不一定能够达到，只能算是努力的一种方向罢了。套用一句励志的话，那就是“人生没有止境，只有不断前行”——不断地阅读，不停地行走，不住地思索，不断地创作，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