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读者的“浩然重评”——基于读者来信的阅读史研究
作为“官方办刊的特有模式”[1]，读者来信在当代文学的制度设计和批评实践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吸引了不少文学史研究者的关注。然而，笔者视野所及，除李建立依托一批《今天》编辑部留存的读者来信等原始文献，对《今天》的读者构成、传播状况、读者接受等问题进行了整理和阐释之外[2]，普遍的研究方法是将读者来信作为切入点，揭示左右当代文学实践的“隐形的手”，导向的是对“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的研究。如此一来，编者和媒介被置于研究的焦点，作为主体的“读者”却无奈隐身了。
个中缘由，主要是读者来信这一形式特殊的当代文学文献并没有得到妥善的留存和发掘。原真形态的读者来信付之阙如，研究者只能依据公布于报刊媒介上的来信或编辑群体的事后追忆这类转述式的二手资料。如文化史学者达恩顿所说，“要研究读者，作者手中的读者来信和出版社的档案是最理想的材料”[3]。理论上，读者来信的处理有着制度性的保障，报纸、期刊、出版社这类媒介平台以及作家都经手过大量此类材料。自《关于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4]一文发出后，“人民来信”备受重视，出版机构普遍设有专门科室或安排专人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工作内容大致是收发来信、登记稿件、汇编意见、转寄信件等。不过，落实到具体事务中，处理读者来信则往往被视为边缘性的工作。[5]媒介平台对于读者来信的处理，主要是通过编者按、专栏等形式，用数量反映群众关注度，用肯定或批评意见的数据对比彰显群众意见，征用读者的身份表达官方的声音。因此，因“工农兵”之名义被推向台前的读者固然备受瞩目，但他们的阅读经验和阅读感受，即便能够进入公众视野，也不免经过了层层筛选和过滤，呈现出来的已不再是单纯的读者意见，而是媒介平台的话语运作。从作家这一方面来说，无论是在世时亲自整理材料还是去世后家属留存材料，读者来信的散佚程度可能都是最高的。重要作家、批评家或重要人物的书信往来被公认为有价值的史料，通常会单独发表或编入文集、全集中。普通读者的来信则不然，即使经典化程度更高的现代作家也少有此类材料的辑录。两条关键渠道没有疏通，读者来信缺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来，笔者有幸从梁春水女士和梁秋川先生处见到了一批浩然收到的来信。这批书信原稿始于1971年，终于1991年，横跨二十年，足有数千封。其中，文学编辑的事务性书信以及友人之间的日常通信占比最高，普通读者来信虽然比重相对较低，但因为基数庞大，总量也相当可观，事实上显示了一个专业批评圈子之外的接受群体。有意思的是，当拟想中的“工农兵读者”真正以个体面目亮相时，工人、士兵的身影颇为常见，作为农村题材小说理想读者的“社员”，其来信反倒较为稀少。此外，大中学生则构成了普通读者的另一个主力群体。在年代分布上，这批读者来信在1978—1982年较为集中，恰好与转折时期的“浩然重评”形成了呼应。自1977年第11期到1978年第2期，《广东文艺》连刊四篇署名李冰之的批评文章，将浩然塑造为一个在过去的历史时期犯了错误、有待审查的作家。当年，近乎所有的文艺期刊均参与其中。[6]如何评价浩然便由广东文艺界发起的文学批评问题上升为转折时期的一个全国性文学事件。虽然在事件的尾声，文艺界通过“人民不会抛弃一个犯了错误的作家”[7]的表述接纳了浩然，但批评形成的“历史结论”却如幽灵般游荡在1980年代的文学场域中，直至当下仍然是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对于一个曾经在国人的阅读生活中留下了深刻印痕的作家，“浩然重评”实际上构成了转折时期的一个公共文化事件，它在普通民众中激起的波澜要远比专业批评更为复杂。因此，笔者拟借助这批读者来信，将目光聚焦于文学转折之际的普通读者，探究以下阅读史的问题：阅读在何种情境中发生？读者采用了怎样的阅读方式、如何评价被阅读的对象？阅读行为背后表现出何种心理机制？阅读活动如何从精神性的维度中解放出来，体现出其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一面？个人的阅历、教育水平、阅读情境等私人性的因素与社会文化的公共环境对于具体的阅读活动会产生怎样的交叉影响？以此呈现普通读者的“浩然重评”，进而考察他们的阅读经验和内心世界。
一 “浩然倒了”：文学转折时期的社会舆论
197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动用宣传机器给予浩然极高的评价，俨然有将其塑造为“文学样板”的意图，以至于后来产生了“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说。这一说法的学理性自然有待严谨的考证，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浩然特殊的文学史位置——他已然成了过去时代的文化符号。只不过，这种被激进政治强势干预的“经典化”并不具有稳定性，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对于浩然的重评势必与当代政治的转型一并发生。1976年10月，浩然正在上海进行《井冈山》剧本的修改工作，耳闻“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后立即飞回北京，之后便觉察到，“关于我的谣传，正在各地‘盛行’”[8]。
正如一位来自黑龙江国营红卫农场的读者所谈到的：
很多人谈起您，说您可能倒台了。我也认为您可能要一直“隐”下去了，将来您的作品大概是不会再重新出现了，特别是看了李冰之同志写的评“西沙儿女”及另一篇文章，认为您一定是一蹶不振了。[9]
郑忠文1979年11月25日信
在主流批评声音的引导下，不少读者认同和追随报刊媒介上的观点，转变了对于作家的看法。如沈阳的高二学生朱睿，原本是浩然的忠实读者，初读《西沙儿女》“立刻就被那散文诗一般优美的字句吸引住了，一口气把它读完，然后又想方设法地从同学们那里借来了《奇志篇》……一直认为这是一部好小说”。直到“看了那位同志的评论文章，才知道这是一部，一部，嗯——怎么说呢？就是一部不好的小说吧”。[10]不同于朱睿支支吾吾地顾忌收信人感受，一位匿名读者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当我得知你的‘罪行’，我曾诅咒你，同时为你遗憾，我不知你的心理，但从我的印象上来说我觉得你太没有屈平的精神了（这种看法是我不久前才‘获得’的）。做（作）为一个作家，没有这等起码的政治远见，我都替你不光彩，因为我曾是你的‘鼓吹’者。恐怕你也知道现在你的威信扫地，因为，人民是痛恨‘四人帮’的。”[11]历史转折之际，读者对过去的时代有着切身体验，对于他们所认为的亏节辱身的文化名人，内心涌动着激愤的情绪，匿名读者的信中也体现出了这种历史转折时期特有的情感方式。由此，读者相互“感染”，“‘浩然倒了’的流言”[12]在社会上盛传，成为文学转折时期社会舆论与集体心理的表征。
尽管此时对于如何处理浩然并没有明确的官方意见，但在舆论压力和约定俗成的批评规则下，社会上出现了民间性、自发性的抵制行为。有的国营单位做出了禁止传播、借阅浩然作品的规定。贵阳车辆厂的图书馆管理员黄成龙便因违背“禁书令”向外借阅浩然作品，被扣上一顶“立场不稳”的帽子，触了不小的霉头。[13]不知是为了早日出清以避免损失，还是为了表达站队式的政治态度，一些地方的新华书店将浩然作品悄然下架或是当作旧书打折出售。湖北武汉，一位读者反映批评刚开始的时候《艳阳天》尚在书店的书架上。“再以后，竟然书架上也同书刊一样销声匿迹。”[14]黑龙江大庆，新华书店削价出售《金光大道》，售价从每册一元多钱减到0.30元，大庆师范学校英语专科班的张立民气不过，特意准备用原价购书以表达自己的态度，遗憾的是“去晚了一步，没有买到，据说它被几位马车老板当作抽烟纸买去了”[15]。
赵贺亭，一位有着十五年军龄的、颇有素养和见识的解放军军官，在1979年2月像往常一样走进宁波的旧书店时，同样看到很多《艳阳天》新书被当作旧书处理，售价仅三角多一本。虽然早已拥有此书，出于对作家的同情和支持，他仍又买了两套馈赠友人。他对书店的做法不以为然：
我感到这样处理太可惜了，我很疼爱它……文化大革命以来，《艳阳天》出版数量很大，几乎每个省都翻印过，而且不止一次地翻印，但仍经常看到不少读者购买。就是在被作为旧书处理前不久，我还在宁波书店看到一位女解放军原价买了三卷……虽然作为旧书出售，但买的人仍然很多，二十几套，不几天就售完。当然，同时作为旧书处理的其他新书为数也不少（这是应该处理的，因为读者不欢迎）如《春潮急》《铁旋风》《草原新牧民》《千重浪》……等，我没发现有谁去买它。[16]
赵贺亭1979年9月24日信
这段书信涉及特定时期的书籍印刷、流通以及阅读风尚的诸多信息，可谓阅读史的珍贵材料。除此之外，赵贺亭还在来信中揭示了普通读者对于流言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他谈到，“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您的任何消息，人们在私下有各种议论。大体分两种，一种认为您跟‘四人帮’很紧，是‘四人帮’线上的人”。持此观点者依据四条证据：一是浩然在1974年的西沙之行，二是浩然作品“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早解放出来的”，三是《西沙儿女》吹捧江青，四是浩然“在短期内（仅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写出了‘西沙儿女’的初稿，这是忠实地执行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没有生活基础，完全是为了赶任务”。这四条集中于“文革”时期浩然的政治表现和文学活动，与公共话语的批评保持一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批评引起共情背后的民意基础。“另一种认为您没有紧跟‘四人帮’，至少跟‘四人帮’有过斗争。”赵贺亭自然持后一种观点，在信中对以上四条逐一反驳，并且从批评浩然的文章中分析细节，转换为自己的论据。如有篇文章“承认您对‘四人帮’某次布置的创作任务，曾以巧妙的‘称病’方式加以推脱”，在他看来，这便是抵制阴谋文艺的最好办法，“鉴于当时您所处的身份，做到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17]
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大学的场域中。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七七级大学生周荐在来信中谈到：“同学之间经常谈论您的问题，有同学一定要挖所谓思想根源，认为你写《西沙儿女》等糟糕的作品是在向‘四人帮’‘摇尾乞怜’（请原谅我把这句话照录下来），并且为他们的观点找出理论根据，是什么‘动机和效果统一论’。”对于这种观点，周荐征引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和丁玲延安时期创作的例子，说明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效果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以此把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下降为文学内部的问题。不过，“无论怎样辩论，我终究成了少数派，拥护我的观点的人少的可怜”。周荐为此感到十分痛苦，个中原因并不是自己的少数派位置，而是“觉得‘四人帮’的‘棍术’‘棒术’无形中毒害了我们的人民，使得许多读者不自觉地用‘棍’‘棒’来鞭挞我们的作家，这是何等令人痛苦的事情啊”。[18]
周荐1979年8月3日信
分析周荐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其实并不反对李冰之的观点，而是反对李冰之的形式——文学批评的“文革”模式。对浩然的重评伴随着对大历史的重新评价、作家身份的重新认定、新的文学范式的建立而发生。历史叙述框架的重建以及对旧有思想资源的清理，赋予了转折年代的浩然重评以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也是李冰之的文章之所以在这一历史节点出现并能够在全国形成风潮的深层原因。然而，李冰之及同时期的批评文章，在切入点、行文策略甚至语言上都带有大批判文章的疾风骤雨的痕迹。比如，以索隐式的读法分析《西沙儿女》中的阿宝形象、《百花川》中的杨国珍形象以及大队内部活动。文章中充斥着“阴谋文艺”“帮性十足”“黑货”“毒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带有时代色彩的批判术语。政治性的批评话语和批评方式残留了激进文艺实践的形式要素，表现出了以“文革”的思维方式反对“文革”的特点。这恰恰是一些读者极为敏感和反感之处，反而激发了他们对被置于新时期文学对立面的浩然的同情。如一位读者所说，“虽然我并不赞成《西沙儿女》，我也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害得家破人亡，但是我更讨厌那种用‘四人帮’的腔调来对待‘四人帮’的人”[19]。这种同情，不仅仅是个人阅读偏好的问题，同时包含着重建文学批评伦理的诉求。他们“基于对乘人之危打棍子的人的愤慨”[20]，认为李冰之的文章“不是站在同志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合理合情地予以指出，而是牵强附会，心怀不规（轨）的……”[21]因此，周荐等读者固然在浩然是否犯了错误这一点上与主流话语保持一致，却在对浩然的处理方式上与李冰之产生了分歧，倾向于以宽容的态度在新时期文学中接纳“走了弯路”的作家。这种态度本身反映了读者对于走出“文革”的历史反思和更具有包容、更加健康的新时期文学的期待，折射出转折时期的文学生态和社会生态，实则具有建设性的内涵，共同汇合到了思想解放这一认识装置之中。
二 介入写作的读者批评
事实上，如果不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和民意，浩然难以真正被当时的文坛所接纳，新时期文学也不会以一种开放性的面貌展开。在重评正在进行时，不少人即使对浩然心存同情，也因为“不了解内情，不敢乱说”[22]和“不敢写”[23]的谨慎心理，选择默默关注。看来，当代文学规训的不只有作家，还有读者，后者同样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这或许可以解释读者来信在时间分布上的有趣现象：1978年的读者来信甚少，读者的表达冲动直到1979年文坛上释放出浩然被接纳的信号才真正被激发。也就是说，就一个批评性事件而言，读者写信的契机不是“批评”，而是“复出”。《胖娃娃》（《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青春的脚步》（《北京文艺》1979年第6期）、《男婚女嫁》（《长城》1979年第2、3期）等新作的出现，让这些一直在公开报刊中搜寻浩然信息的读者[24]，为新时期文学的包容性所触动，由默默不语到开口说话，并从中感受到了文艺政策的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如此的宽仁。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党都不会丢掉他们。同时，党也是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的。从您的遭遇，我仿佛看到了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的前途。对于我们这样的有志于为文化事业做一点事情的青年来说，也是一种鼓舞。”[25]
虽然从艺术性来看，《男婚女嫁》算得是浩然这一阶段的代表作，但是由于当代文学期刊体制的差序格局，地方性期刊辐射范围有限，反而被提及的频率不高。比如就有海南读者反映，“在我们这样一个县里（海南区也许一样），这本《长城》刊物，上至书店，下至藏书的图书馆，找遍都说没有”[26]。因此，儿童文学短篇《胖娃娃》就成了来信中被提及次数最多的作品。这篇小说写作于“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密云县五里坨”，是一部象征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作品。作品刊出前，编辑王扶去信告知刊发事宜，兹将此信抄录如下：
浩然同志：
《胖娃娃》四月号用，主要嫌太长，我压了一些，您看是否合适。
其余两篇一并送上，请查收。
我们这里的同志都很关心您，期望能鼓起您的劲头，再多写一些。
内蒙（古）的一个同志（冯苓植）一直托我引他去拜访您，不知可否，请顺告。她和杨啸很熟，也认识老马。
再见！
王扶 3.12
小说语调清丽，带有牧歌情调和闲适之感。大致情节是“我”“为了暂时离开总是有人吵吵嚷嚷不停声的大城市”，在长城下边的一处军营中借了一间小房子，“想安安静静地编写故事”。不料却受到政委家活泼调皮的小女孩的打扰。为了躲避喧嚣，“我”到乡野漫步，在自然中疏导了自己的情绪。后来，当得知“我”是一位为孩子们写作英雄故事的作家时，小女孩从捣乱者变成了维护者。她在“我”房前站岗，挡住别的小孩子玩闹，并宽慰“我”说：“你回屋里去写故事书吧；写好多好多讲英雄故事的书。我在这儿给你看着，他们谁也不敢吵你。”对照作家彼时的处境，会心的读者自能感受到其中的意味。
不过，故事本身过于简单，难孚对作家归来的期待。读者欣喜于作家“复出”的同时，也从小说的字里行间，看出了“‘不愉快’的‘心绪’”[27]，并提出批评性的意见。读者郑玉贵认为《胖娃娃》“就内容、题材，还是不太广，思想性和艺术性（艺术感染力）不如《艳阳天》的感染力强”。为此，他试图以伤痕文学为标杆，为作家下一步的写作出谋划策：“别人能写出‘班主任’‘伤痕’，凭您过去长期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对人民群众感情的了解之深，为什么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呢？您的思想要真正快点‘解放’出来……”[28]
郑玉贵1979年信
正因读者对作家写作的主动介入，读者来信不再是单向度地表达对作家的仰望，而是变成了作家感知外部世界的特殊渠道。在这个渠道里，读者的阅读诉求、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涌入作家的视野，拓展了作家的“生活”，甚至有可能成为作家的创作素材，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干预作家对现实的判断。不少读者乐于在信中讲述农村改革的亲历见闻，从另一个层面开拓了作家对于生活的认识。读者王勤是广东屯昌县（今属海南）的基层干部，他在来信中讲：“近来我们县里还是有工作队下到生产队，这是由于前段时间搞责任制所出现了偏差，一些地方分田到户，单干风盛行，很象《艳阳天》《金光大道》上所说的一些。……记得六年前我从海口市下乡到这个县时的农村状况，又是另有一番景色……至今如同翻了个顶……”[29]两年后，青年读者韩健的来信同样有着丰满的历史细节：“从同学口中得知他们所在生产队因搞什么包产到户、发家致富，不少的人外出做工，有些劳力少的家庭竟写信到部队上去让他们的儿子回家种田。据在部队的同学回来说，这种现象占深山、水乡地区农村兵种的百分之五十五至百分之六十五之多。生产队里有的粮食减产到五万—三万多斤。农村人的心全让他们给搅乱了，这竟然是为了什么呀？”[30]这些与主流叙述存在着偏差的亲历者体验，让我们得以触摸混融在改革开放历史现场中的异质性气息。1980年代，经历“重评”的浩然从上一个时代的中心作家变成了新生活的“追赶者”[31]，与“前三十年”的特殊联系让他与新生活的融合有着比同代人和新锐作家更高的难度，也让他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创作新变和思想状态具有了症候性的意义。这一时期，浩然对农村改革思考的主线索，是生产责任制改革完成之后“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集体化时代的社会理想是浩然认识改革和阅读新时期文学的前理解，并被他转化为观察改革年代农村现实的参照系。在以《苍生》为代表的一系列表现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因作家无法重建对农村的总体性认识而产生的困惑与矛盾。浩然选择以集体化的优越之处为参照观察改革，暴露现实生活中隐藏的问题，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讲，《苍生》可以说是一部改革时代的“问题小说”。这种异质性的写作为我们重返改革现场提供了一个支点和跳板，同时构成了“八十年代浩然”的文化姿态和文学史意义。[32]在看待农村现实的视角上，浩然和他的一些读者体现出了某种一致性。亦或者说，读者提供的微观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作家文化姿态的确立。
三 阅读经验的时代语境
除却以上层面，这批读者来信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涵盖了许多普通读者的阅读记忆，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读者在何种情境中以何种方式进行阅读，阅读感受如何，受到怎样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笔者此前曾对此做过初步探讨，试图勾勒出文化激进派确立的阅读规范与个体读者创造性阅读实践之间的张力，以1970年代文学的弹性空间去想象一种多样和柔性的文学状态。同时也注意到，青少年作为“阐释的共同体”呈现出了某种共通的阅读路径和情感模式。[33]当时囿于材料，依凭的主要是1970年代的主流批评和浩然去世后读者的回忆性文章，在处理的问题和征引的材料之间，不免有时空的错位。借助于这批读者来信，这个问题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这里，我们不妨首先看一段杭州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大学生仉浓水的来信：
在中国文坛最荒凉的时候，我进入了中学学习。那时正是一个人求知欲开始爆发的时刻，对书本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啊。可是我们的手里，除了一本教科书，还是一本教科书。在一个意外的时刻，我看到了您的《艳阳天》。浩然同志，您可曾想象得到当时我们是何等的狂喜啊。我们抢着要看，几乎打架了，最后才想出办法，像读报一样，大家围在一起，一个同学读，大家静静地听。我们热烈地争论，用幼稚的思维力，去判断书中的人物。我们忘不了我们的好哥哥萧长春，忘不了我们的好朋友小石头，也忘不了姐姐焦淑红，还有那个秃头马之悦，我们对他恨之入骨。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才熟悉了您的名字：浩然。
进入高中了，我又读到了在教科书里的您的短篇《一担水》，课堂上，老师向我们介绍了您的简历，我们对您佩服得不得了。因为老师说，您只读过几年书，而我们却是个高中生了，有几个人连句子也写不顺呢。
高中刚毕业，我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来了。这使得我有机会拜读了您的所能找到的全部作品，从《新媳妇》到《蜜月》到《金光大道》，我特别喜欢您的几个短篇集子。您在短短的篇幅里塑造了许许多多可敬可爱的“新人”。这些人都是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啊。当前发表在那些刊物上的作品，能有几篇达到您的二十年前的水平呢？
仉浓水1979年6月1日信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读者来信所建构的阅读情境——读者接触浩然作品的时刻发生在渴求阅读而又恰逢文学读物匮乏的历史节点上，阅读行为带来了触动心灵的审美体验，形成了他们在回顾阅读经验时的记忆滤镜。而且，读者讲述阅读经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个体行为放置于大时代的背景中，并将同时代作品作为评价浩然的参照系。可见，他们所勾勒的阅读情境的突出特点不是私密性，而是公共性的。在对自己阅读体验的重述中，他们已然自觉意识到了时代情境带来的影响。对他们来讲，与此相关的阅读记忆已经内置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中，与其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可以被独立评判的作家，不如说面对的是大时代中个人的青春记忆。由此，读者与作家的情感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类似于知青群体“青春无悔”的认知逻辑。
就以读者刘才文的阅读经历来说吧。这位湖南省衡阳市第一机械厂的工人，是一位醉心于文学写作的业余作者。“一九七〇年正是文艺书籍奇缺的时代，也是我业余文艺创作兴趣最大的时候，是您的《艳阳天》使我逐开眼界。”他尽可能全面地阅读浩然作品，尤其对《艳阳天》和《春歌集》格外喜爱。1971年，他在家乡乡村中学教书，“书源极贫，可创作愿望又强”，于是一有时间就读《艳阳天》，一年中读了不下十遍。他清醒地意识到：“这大概也是由于当时的环境造成。因为，在文艺创作上要想找到一位蒙师，可谓对着天空要月亮。怎么办呢？只有从书里去认老师吧。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也读了些古书。在我的家乡，除‘四部古典’小说外，还有《三侠剑》《季云传》《三侠五义》等书，这些书我都读过，但很多东西一晃就过。一是和我生活的年代相差太久；再就是，借人家的书不能时间太长。更重要的是，书主怕惹祸，这样一来，《艳阳天》就成了我的课本。”1972年入伍后，他先是在工程兵某师警卫连当文书，后来调到师政治部做图书、广播放映工作，可以接触到的读物多了，阅读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展。结果还是只能将《艳阳天》作为“当时唯一的业余读物”。“无因，有些书实在是写了不是叫人看的……我觉得有些书读起来就象受罪，还不如跟着肖长春重新回到我们河北平原走一走呢。”[34]
这进一步提醒我们，阅读是有历史性的，审美感受也是有相对性的。如研究者所论，“在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读者，他们都分享有大致类同的文化传统、生活态度与价值观，他们所阅读文本的文化构成、叙述方式，以及他们理解、阐释文本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仿的”[35]。就阅读浩然这位与当代历史无法分割的作家个案而言，尽管个体经验千差万别，汇总到一起呈现出的却是时代情境加诸阅读行为之上的整体性文化范式。不仅是读者的阅读选择和阅读感受，就连读者的阅读策略，亦即对作品的读法同样受此因素的影响。
如果我们延续将文化激进派对作品的阅读规范概括为“教材型读法”的论断，那么这批读者来信显示，主流意识形态规训阅读行为的努力并非徒劳之举。姜奎熹的事例说明一些具有文学热情的农村基层干部，真的试图将文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自觉追随主流阅读规范。这位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追求政治进步，1972年中学毕业后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农村中做过民兵工作、青年工作、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参加过州委组织的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让他意识到，“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好作品，对鼓舞人们的斗志，帮助人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指导农村的三大革命斗争，有着多大的作用”。因此，他反复阅读《艳阳天》，把萧长春视为“立在我身边的一面活的镜子”，并将电影插曲的歌词“贫下中农的主心骨，敢斗风浪的好带头”作为自己的工作信条和守则。在同一些干部、社员做思想工作的时候，他常常援引《艳阳天》中的人和事作为例子。恢复高考后，他在1977年末考入延边大学政治系。不过，他并不安于自己的专业，反而“决心做一个劳动人民的歌手”。在他看来，“几年的斗争经历”为他从事创作“在生活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政治课又能够让他“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准确的观察社会，更深的开掘生活”。[36]只有献身于写作这一宏伟事业，生命才有意义。
相对于姜奎熹所可能代表的农村基层干部的阅读方法，大多数工农兵读者追随主流规范的努力，表现在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新人”的询唤，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进行自我提升。读者郑玉贵谈到：“这本书在我少年时代的心中，就播下了爱憎分明的种子，它告诉了我什么叫平凡而伟大，怎样做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我当时曾幼稚地认为真有萧长春、马四爷、韩百仲这些人。我想找到他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成长，长大了做他们那样的人。”他称浩然的小说“打开了我的心灵，使自己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至今仍起着教育、鞭策自己的作用”。[37]更有读者从英雄人物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流露出类似于励志型读法的描述：“我的人生道路是极其坎坷不平的；我有过灰心的日子，有过迷乱的时刻，但正是您作品中的肖长春、高大泉等英雄人物教育了我，坚定了我在生命的长途上跋涉下去的信心。”[38]学界的普遍看法是：萧长春、高大泉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声筒，人物形象单薄，反倒不如“弯弯绕”“马大炮”等中间人物刻画得活泼、生动。上述读者来信的意见反倒提醒我们，注目于中间人物身上所携带的文学的“美”固然没有问题，但不应该因此遮蔽了正面人物形象中所寄寓的人性的“善”。浩然写作核心的问题意识在于“小说存史”。这里的“史”不仅指向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进程，更是指向了对民族心史的记录：个体单干的农民如何组织起来，催生出了新的国民精神的养成。“对叙述而言，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尤其是下层人民，这一‘国家’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层面，它必须转化为一种更加感性并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形态，只有这样，这一‘国家’才能转变为‘多数人的信念’。”“重新缔结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重新创造了一个政治／经济的共同体，同时，更重要的，这也是一个道德的共同体，它的核心正是相互扶助。”[39]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浩然在古老的土地上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我之外有他人，村庄之外有国家。通过阶级这个超越性的概念，农村中的“带头人”得以想象出一群与自己一样的人的生活，进而带领自然村庄进入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中。因为这种社会理想、道德品格、政治意识、家国情怀的确立，数千年的传统农民便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主体。对于这种新的品性的歌颂，也就构成了《艳阳天》与《金光大道》的叙述品格。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浩然说：“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40]
另一方面，不少读者的阅读策略则与主流规范有明显的偏差，他们选择以审美批评的方式阅读浩然，又因读者的身份、教育程度、文学趣味等因素，提供了与专业批评不一样的阅读方法和评价标准。尤其是对有着农村生活经验的读者来说，他们更容易对浩然讲述的故事和创造的人物产生共情，而且往往以更为严苛的眼光看待作品细节是否真实。如谢湘亭的来信显示，他最早阅读浩然是在初一，当时感兴趣的是作家创造的儿童形象，等到中学毕业在北京近郊插队近三年后，他越发觉得浩然笔下的人物“是那样成千上万地生活在我国的北方农村”：“我周围的那些农村的男女老少，有时说的话竟与您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整段整段地相似！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相貌有的竟与您作品中的人物不差左右。这么说吧，您作品中的人物，绝大部分我都在现实生活中相识啦。……可以说您的作品最能吸引读者的手段就是对人物心理的细腻、真实的描写。大段大段的心理活动叫人看起来又传神又痛快，好像人物就在你的眼前或者你看的正是人物写给你的一份思想汇报。”[41]
谢湘亭1979年11月11日信
上文提到的读者赵贺亭是唐山人，他根据小说的语言和地名，推测出作家是河北蓟县人，阅读直觉所依凭的正是具体的生活经验。他把《艳阳天》比作现代农村的《红楼梦》，认为“要把这么庞杂的人物写得那样活灵活现，在同题材的作品中实在罕见”。他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不过并非坐井说天阔，而是以丰富的阅读量和对文学细节的分析作为支撑的：
我喜欢农村小说。过去，也出现过不少描写农村生活的能手，如赵树理、李准、周立波等同志。……现在，我感到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实在太少，有些作品质量也不很高，倒不如新手的作品受欢迎。如梁斌同志的《翻身纪实》、王希坚同志的《雨过天晴》、陈学昭同志的《春荣》等，一直在书店里积压着。尤其是梁斌同志的《翻身纪实》。这里且不谈它的思想内容如何，里边有些情节就很不真实，缺乏实际生活常识。如堂堂一个男子汉，竟斗不过一只大公鸡，先是被公鸡啄了左眼，后来又啄了右眼，再后来又被啄的头破血流，最后竟动员了全家大小，来捉拿这只公鸡，结果还是没有捉到。这样的虚构就未免太不令人置信了，也太有点幼稚可笑。以您的《艳阳天》为例，里边也写到了捉鸡的事，但却很真实可信，书中很多有趣的情节令人信服，符合逻辑，经得住推敲。[42]
在此，普通读者笔下的“真实”就现出了同专业批评文章中的“真实”细微的差别：前者落在生活实感的层面上，而后者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则显示出了自动化的危机，没有能力进入那种经由共同的生活经验所编译的文学细节。从读解作品的层面上讲，这正是普通读者优越于专业批评家之处。
结语：从文学史到文化史
如果从精英史学的视角来看，绝大多数读者来信是单向、私人性的，没有在公共空间中产生影响，而且大多琐碎、杂乱，所能存储或负载的有效信息实在有限。无论是以批评话语还是以文学史料的尺度来衡量，它们都不具备与理论设想相匹配的价值，亦即在这个特殊的材料形式领域中存在着“功能预设与现实存在的根本错位”[43]。不过，从阅读史的视角来看，长时段的、大量的读者来信见证着作家与读者的关系，能够反映文学风尚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传递读者的人生经历、阅读经验、思想情感，在个人话语之中蕴藏了普通读者的文学百态。夸张地说，普通读者来信或者说原真形态的读者来信，与我们通常理解中的“读者来信”可谓是分享着同样名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文学史上的“读者来信”反映的是文学生产的问题，而普通读者来信作为一种集体性、匿名性的和历史现场的声音，反映的则是文学生活的问题，是一个更为底层的架构。
诚如王本朝所论，“虽然在理论上，文学的读者——人民群众被置于一个有决定权的位置上，但在文学的实际接受过程中，它却处于被给予和被利用的状态，成为一种想象性的文学力量”[44]。或许只有经由这些原真形态的读者来信，我们才有可能将这一“虚构的文学符号”从历史的沉积层中打捞出来，并由此进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内心，窥探普通读者对于文学事件的看法。
然而，当我们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的时候，会恍然发现这或许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史的问题而是具有了文化史的内涵。“文化史试图像理解思想家的精神世界一样去理解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它根源于社会史，因此不会忽视人们的生活、情感、饮食和死亡，它会去理解人们的日常活动，并且试图理解他们生活的那个世界。”[45]在这个为新的研究视野所照亮的文学世界中，普通读者和文学精英比肩而坐，文学不再是作家、专业批评家的专属，而是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成为普通人表达自我的媒介，由此，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感受也便具有了可能性。至少对于有着群众文化体制[46]支撑，引发过公众参与热情的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文学而言，将视野聚焦于普通读者无疑能够为当代文学的文学史研究注入社会史和心态史的细节，丰富其历史内涵。
注释：
[1]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2]参见李建立《转折时期的文学生活——〈今天〉（1978—1980）“读者来信”研究》（《文艺研究》2014年第8期）与《转折时期的文学青年——以〈今天〉（1978—1980）的一位读者及其编印刊物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7期）。
[3]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4]《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人民日报》1950年4月19日。
[5]本文的中心人物浩然就曾在《河北日报》担任记者期间，因为两次失实的报道被调到读者来信科。在他看来这属于“戴罪发配”，因为“读者来信科被人认为是整个编辑部最末流的科室，安排到这个科工作的人都是一些被照顾的病号或有孩子和家务拖累的妇女，以及那些刚从中学分配来不能担负正式工作的小青年”。参见浩然口述、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6]1978年内，笔者所见刊出重评浩然文章的报纸、期刊计有：《解放军报》《广州文艺》《南京师院学报》《湘江文艺》《广州日报》《北京文艺》《湖北文艺》《宁夏文艺》《上海文艺》《文汇报》《天津日报》《解放军文艺》《长江文艺》《南方日报》《山东文艺》《天津文艺》《辽宁文艺》《广西文艺》《边疆文艺》。
[7]李德君：《危险的道路 严重的教训——评〈西沙儿女〉作者的变化》，《北京文艺》1978年第10期。
[8]浩然1976年11月4日致马贵民信，《浩然书信集》，未刊，后同。
[9]郑忠文1979年11月25日信。
[10]朱睿1979年6月6日信。
[11]“一个文学爱好者”1979年3月9日信。
[12]“一个读者”1979年11月13日信。
[13]黄成龙1980年3月27日信。
[14]匿名读者1979年11月13日信。
[15]张立民1979年11月2日信。
[16][17]赵贺亭1979年2月12日信。
[18]周荐1979年8月3日信。
[19]张志军1979年5月16日信。
[20]杨屏1979年5月16日信。
[21]朱海东1979年1月7日信。
[22]仉浓水1979年6月1日信。
[23]张冀广1979年1月24日信。他在信中写道：“原谅我的软弱：前一段时间我多次想写信给你，但不敢写……”并在“不敢”二字下面标记了着重号。
[24]读者孙立华在1979年2月9日信中写道：“已近一年的时间了，我似乎已养成了习惯，每当我拿到月刊《人民文学》或《北京文艺》，总是要先浏览那些目录，我多么希望能够早日看到您的作品啊！但很多次都使我失望的放下了。”
[25]江社平1979年11月4日信。
[26]王勤1979年10月31日信。
[27]乃仁1979年11月9日信。
[28]郑玉贵1979年信，具体日期不详。
[29]王勤1979年10月31日信。
[30]韩健1981年3月21日信。
[31]康凯、陆莹：《追赶者的足迹——评浩然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32]参见拙文《〈苍生〉与“八十年代浩然”》，《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33]参见拙文《浩然的“读法”——兼及20世纪70年代阅读史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34]刘才文1979年5月31日信。读者尚建军1979年4月24日信中同样表现出了阅读时的参照意识：“在‘四害’横行时期，帮派文学作品象沙漠一样枯燥无味，而你的作品却象甘霖泉水一样，生活气息浓厚，清新活泼，没有条条框框……”
[35]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
[36]姜奎熹1979年11月13日信。
[37]郑玉贵1979年信，具体日期不详。
[38]朱海东1979年1月7日信。
[39]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6—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8～79页。
[40]浩然口述、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第238页。
[41]谢湘亭1979年11月11日信。
[42]赵贺亭1979年2月12日信。
[43]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44]王本朝：《人民需要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读者的想象》，《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45]杨磊：《达恩顿谈十八世纪研究与书籍的未来》，《上海书评》2020年1月5日。
[46]石岸书：《作为“新群众运动”的“新时期文学”——重探“新时期文学”的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