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5年8月29日，印尼苏门答腊岛的丛林深处，一位中国作家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时年49岁。他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郁达夫。

抗战烽火中，郁达夫南下星洲，以笔为戈，他未曾倒在最危险的战场，却在日本投降后的黎明时分悄然消失。他的骤然遇难，当年便震动文坛，而其身后长达数十年的“失踪”谜团，至今仍湮没于热带雨林的遗骸，更让这段历史蒙上了一层悲怆的迷雾。

今年是郁达夫诞辰130周年。循着其长孙郁峻峰的追忆，我们重新探寻这位浪漫诗人堪比谍战的最后岁月，也得以走近“颓废派文人”之外、那个风骨凛然的郁达夫。

位于富春江畔的郁达夫故居。杨丽娟摄

赵胡子失踪了

1945年8月15日夜，赤道线上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闷热如常。隐匿于此的郁达夫从广播中听见日军投降的消息，欣喜若狂。蛰伏的岁月就要结束，他激动难眠，次日一大早，便迫不及待向友人们报告喜讯，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4天后的8月29日，一个看似平静的晚上，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闲谈。忽有当地青年叩门，他起身迎出去，低声交谈几句，转身对屋里人说：“有点事情，出去一趟就回来。”出门时，他穿着睡衣，趿着木屐，身影和往日没有任何不同。

但他再也没有回来。

消息传到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棉兰，同样隐姓埋名多年的胡愈之不由呆住了。他匆匆赶到巴爷公务——那是郁达夫最后生活的小城镇，四下打听，不得不接受残酷的事实：赵胡子失踪了。

赵胡子，是小镇华侨对郁达夫的称呼。为避日军耳目，他化名赵廉，蓄起胡子，扮作富商，在这个偏僻小镇，一藏便是三年。在人口不过万余的巴爷公务，人人都认得阔绰和善的赵老板，却少有人知，他便是当年堪与鲁迅齐名的中国文坛“顶流”郁达夫。

在今日很多读者的印象中，郁达夫是那个情愿折去三分之二寿命、换一场故都之秋的忧郁才子，是在《沉沦》的异国月色里、将内心苦闷与欲望袒露无遗的“颓废派文人”，也是“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伤感诗人。但在其长孙郁峻峰看来，真实的郁达夫是一个开朗积极的人，鲁迅与他成为莫逆之交，郭沫若与他青年创业，徐志摩与他惺惺相惜，胡适、周作人、田汉、沈从文等都是他的朋友。

这样一个多情、浪漫而交游广泛的大作家，何以流亡至赤道线上的异国他乡，又无声无息地消失？

“那一代文人，爱国二字，是刻进他们骨头里的。”在郁达夫出生的富春江畔，郁峻峰向记者讲述了不太为人所知的另一个郁达夫。

1937年冬天，富阳沦陷后，郁达夫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因不愿伺候日军吃喝，躲进山中，最后饥寒交迫而惨死。国仇家恨，把浪漫的文人推出了书斋。1938年，他奔走于抗日前线，从台儿庄到黄河岸，写下了一篇篇掷地有声的战地通讯。

1938年岁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邀，郁达夫远渡南洋，主编《星洲日报》副刊。彼时，国内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已陷落，到华侨抗日声势正炽的新加坡，以笔为枪，鼓舞士气，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南下星洲的郁达夫，没有一丝“颓废”的气息。据《郁达夫年谱》统计，短短三年，他在南洋报刊发表的政论、时评、杂感、文艺随笔等，总量超过400篇，参与的各类救亡活动，有据可查的就有100多项。

但战争来得远比意料中快。1941年12月8日凌晨，沉睡中的新加坡被一连串爆炸声惊醒。日军在马来半岛强行登陆了，这次登陆，比偷袭珍珠港早了约1个小时，可以说是太平洋战争的真正开始。

天色微明时，华侨中学教员汪金丁，在街头碰见刚下夜班的郁达夫，他头上裹着绷带，毫不在意地说，被流弹擦伤了，不要紧。

不久，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成立，郁达夫被选为团长，主持《南洋商报》的胡愈之被选为副团长。郁达夫更忙了，熬夜编完三个副刊，第二天眼里挂着红血丝，继续用沙哑的声音讲演，鼓舞青年士气。敌人的轰炸加剧了，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

12月13日，《星洲日报》刊出了郁达夫领衔署名的《星华文艺工作者为保卫马来亚告侨胞书》，这是迄今所见、他为公开出版物所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文中疾呼，“亲爱的侨胞们，战争号角已响。胜利曙光在望。让我们毅然抛弃了胆小、苟安逃避、畏缩的心胆，昂起头颅，挺直胸膛，英勇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吧。”

然而，侨胞们完全没料到，被英国殖民当局吹嘘“攻不陷”的新加坡，开战两月就濒临崩溃。新加坡成了四面被围的孤岛，当局忙着自己撤退，早把活跃在抗日前线的华侨抛到了脑后。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忍无可忍，前去询问，结果只得到不耐烦的答复：“紧急时刻，有舢板撤退，就算不错了！”

所谓“舢板”，不过是一种木造手划的小渡船，在敌机盘旋轰炸之下，指望靠这般脆弱的小船逃出生天，当局的漠然与敷衍，可见一斑。

绝不能留下做“顺民”，那就只能自己开辟生路。1942年2月4日清晨，一只雇来的破旧小电船，载着胡愈之、郁达夫、汪金丁、王任叔、张楚琨等28人，悄悄驶离了新加坡。一星期前，郁达夫把儿子郁飞托人带回了国内。登船时，他只身一人，一个皮箱，一只手提包，脸色苍白地苦笑，“又把万卷藏书丢了”。上一次，还是杭州陷落时，藏于“风雨茅庐”的三万卷书，亦散失于日寇铁蹄之下。

小船驶出港口不久，敌军的轰炸机编队已然来袭。一架敌机掠过头顶，万幸，小船只有四米，没有成为敌机的目标。一叶扁舟，一群文人，爆炸声隐约传来，郁达夫漫长而坎坷的流亡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在日本名古屋八高求学时的郁达夫。

“日本大间谍”来了？

马六甲海峡白浪滔天，小船载着一船男女老少，在微茫的希望中颠簸。他们设想经苏门答腊，取道爪哇，若能在爪哇找到船只，尚有归国的可能。然而，荷兰殖民当局的冷漠，很快将这希望击得粉碎。

那时的印尼还没有独立，是荷兰人的殖民地。由于出发仓促，小船屡屡罢工，好不容易抵达最靠近新加坡的加里曼小岛，草木皆兵的荷兰守军，竟误以为是日军登陆，朝天鸣枪示警。紧张的交涉后，一行人才被允许上岸，随即又被扣留，盘查了两日，方获准离开。

2月6日中午，小船抵达另一小岛石叻班让。这里仅有数千人口，却因每天涌入的难民而熙熙攘攘。岛上素昧平生的华侨商人热情地腾出房间，安顿同胞，然而高高在上的荷兰官员却坚持：欲办理签证，必须前往更大的岛屿——望加丽，由那里的分州长定夺。

2月9日，胡愈之、郁达夫等怀着一线希望先行前往，其余人暂留观望。等待他们的是又一次失望，望加丽的分州长声称需向上级请示。漫长的等待后，荷兰当局不仅拒发签证，还勒令他们暂留岛上，不得自由行动。

一行六人就这样被困在望加丽，进退不得。马六甲海峡对岸传来的炮声，一日紧似一日，2月15日，新加坡失守，英军投降。望加丽与新加坡仅一水之隔，不能再留下去了。他们再去寻分州长，却见那人慌慌张张，正收拾行装，准备逃跑，见了他们只说：“现在你们的行动不再受限制了，随便去哪里都可以。”

可是，此时岛上所有交通工具都已被荷兰人扣留，能去哪里？绝望之际，一位热心华侨陈仲培伸出了援手。这位电船公司的经理，将六人接到了望加丽对岸的丛林村落——保东。

一同流亡的张楚琨后来回忆，保东就像一个“乱世桃源”。“原始森林的景色十分壮丽，高达十数丈的阔叶树林几乎把太阳遮盖了，成群结队的猴子飞跃其间。潺潺流着的小河映着倒挂的椰树影，被偶尔划过的独木舟打碎了。有时小鳄鱼会爬进小河同洗澡者打起架来，大鳄龟则躺在海边懒洋洋地晒太阳。”

保东只有两三户华侨，周围尽是印尼人。为了隐蔽，他们开始苦学印尼话。胡愈之有世界语基础，郁达夫是语言天才，两人学起来很快。然而乱世之中，“桃源”终非世外。3月9日，爪哇沦陷的消息传来，几人不得不作长期隐蔽的打算，遂决定改名换姓，分头隐蔽。

郁达夫化名赵德清，王纪元化名汪国材，转移至更为荒僻的海边小村彭鹤岭。在那里，汪国材煮饭，赵德清洗碗，两人吃着番薯叶，喝着腐叶水，凑出20元本钱，开了一间小小杂货铺，操着刚刚学会的印尼话，像摆地摊一般，售卖最便宜的食盐、椰油和虾酱。

胡愈之与夫人沈兹九等四人，则躲进一处沿海的森林采伐工场，种菜捕鱼，与伐木苦力共同生活。

这般隐居生活，表面平静，实则危机四伏。新加坡沦陷后，被日军更名为“昭南岛”。法西斯以“检证”为名，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被捆绑成串，活埋、扫射、投入大海。抗日侨领当然更不会被放过，1942年4月，“昭南岛”日本宪兵派汉奸到石叻班让，“邀请”知名侨领返回，第一批四人回去后，便遭囚禁、毒打……

彭鹤岭的郁达夫、王纪元，以及伐木工场的胡愈之等人，随时可能暴露。石叻班让和周围小岛已经不再安全，还得继续走。

因胡愈之一行有女眷，王纪元又在途中病倒，最终，郁达夫孤身一人，沿夏克河溯流而上，在北干巴鲁上岸，而后朝着无人相识的苏门答腊内陆腹地行进，落脚在了名为巴爷公务的小镇。

巴爷公务，一个在苏门答腊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小城镇。几年前，郁峻峰前去寻访祖父足迹时，入目所见，依然是一个荒僻原始的地方，“除了几条主要街道，周围都是热带雨林。”

在胡愈之笔下，这里人口万余，其中华侨仅千余人，多操印尼语或闽南语，完全不懂国语。流亡南洋的张紫薇则写道，至于说到什么文学家、哲学家，此地之人“可说百分之九十九是莫名其妙”，“达夫先生到了这个环境，倒是有种天然的掩护。”

然而，谁也没料到，一路流亡的郁达夫才落脚，一个爆炸性新闻已经在小镇传遍：有一个日本大间谍来了，他冒充作中国人，日本军官见了他，竟像见了上司一样敬礼！

传闻的主角，正是化名为赵廉的郁达夫。他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只是困惑当地华侨为何对他如此冷淡，即便他主动拜访侨领同乡，众人也皆敬而远之。他起初只道是此地华侨缺乏同情心，不肯帮扶一个外省孤客。直到一个多月后，胡愈之一行抵达巴爷公务，这个可笑又可悲的误会才得以消除。

原来，从北干巴鲁去往巴爷公务的路上，郁达夫乘了一辆巴士。车上除他之外，从司机到乘客全是印尼人。他身上带着逃难的钱，担心遭劫，故意扮作苦力模样，穿一身蓝布棉衣，假装不懂印尼语。

途中，一辆日本军车迎面驶来，军官打着手势，命令巴士停下。印尼司机和乘客都不懂日语，以为日本人要占用这辆车，吓得要命，纷纷跳车逃走。郁达夫留学日本多年，他听出日本人只是在问路，于是用日语作答。那军官初到苏岛，骤然听到一口流利且高雅的日本话，蓦然起敬，便行礼致谢。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化解了，同车的印尼人却大惊失色：这个苦力装束的华侨，竟能说日本话，而且日本军官还向他行礼，此人一定是日本间谍！车到巴爷公务，司机将郁达夫送到旅馆时，立即把消息偷偷告诉了旅馆主人……

最初被误认为间谍、备尝疏离之苦的郁达夫，在误会澄清后，成了巴爷公务一带的名人。然而，郁达夫命运中最大的悲剧，此时才刚刚开始。

1938年，郁达夫（右）与郭沫若（中）、斯诺（左）的合影。

当翻译掩护陈嘉庚

郁达夫来到巴爷公务时，小镇还没有日本兵常驻。离此最近的日本宪兵，驻扎在三十余公里外的武吉丁宜。

偏偏就是那么不巧，一日，郁达夫去拜访巴爷公务的侨长蔡承达，托他寻找合适的房子。刚踏进门，正撞见从武吉丁宜过来的一个日本宪兵。他要与侨长交涉事务，但因语言不通，双方怎么也说不明白。蔡承达知道郁达夫精通日语，情急之下，便请他帮忙翻译。这么一来，精通日语的赵廉，就被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发现了。

那时，宪兵对商人赵廉的履历并未深究——一个幼年随父母在东京长大的华侨，因此学会了日本话，听起来合情合理。可是没过多久，麻烦来了。日本宪兵急需翻译，队长亲自上门，强令赵廉去宪兵部任职。赵廉试图以生意忙拒绝，无济于事，最终只能以暂时帮忙、不领报酬为条件，勉强应承下来。

1942年8月，中共党员王任叔来到巴爷公务时，郁达夫已被强征为翻译。为隐匿行踪，王任叔在郁达夫家扮作佣人，当了一个月的看门人。他后来说，如果用“如坐针毡”四个字形容郁达夫在宪兵部的生活，怕是最适当不过了。

那时，郁达夫每周六、周日住在巴爷公务，周一清晨坐火车前往武吉丁宜，晚上要住在宪兵部。一个周日晚上，已过午夜，郁达夫忽然拍门叫醒王任叔，说有事相商。聊了半晌，他忽然对王任叔说：“现在最苦的事，我要制止自己说梦话。我是爱说梦话的。谁知道梦话里漏出什么来。每晚睡在宪兵部，有一个日本宪兵同房，他会听去我梦话的。我担心这件事，老叫自己不要睡得太死了。可是还好，那宪兵跟我挺要好，我关照他，如果我睡后有咿唔的声音，请他立刻叫醒我。我说，我常要做噩梦的。”

张楚琨也记得，郁达夫曾悄悄问他：“如果我不暴露讲日本话，你看情况会怎么样？”显然，矛盾和苦恼日夜啃噬着他的内心。而当年的情形下，张楚琨只能轻声回一句：“可能麻烦少一点。”

内心的挣扎与矛盾，郁达夫只敢在无人处向同志吐露一二。更多的时候，他利用翻译的特殊身份，默默地做了许多事情。关于这些事，张楚琨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他和这班好喝酒的刽子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名气越来越大，手面越来越阔，应付的办法越来越多。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放了。……日本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一个机关，别的证据没有找到，只搜出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太广了，郁达夫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看：“这穷鬼，放高利贷，五盾十盾的放！”宪兵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坐守机关的印尼老人几个耳光，扬长而去。

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胡愈之讲述了另一件事：郁达夫刚进宪兵部不久，从棉兰来了四五个汉奸，声称奉棉兰日本宪兵队之命，缉拿陈嘉庚及其同党。他们到武吉丁宜，请求当地宪兵协助。这些汉奸不通日语，郁达夫为他们翻译时，故意添上些激怒日本人的话。最后，宪兵把他们痛骂了一顿。

送走这些汉奸时，郁达夫厉声训斥：“你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再来！”汉奸们只当他是日本宪兵，被骂得摸不着头脑，只得垂头丧气而去。

许多年后，夏衍在《忆达夫》一文中提到，1947年2月，他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曾亲口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的侨领。”同年5月，一位印尼共产党员也告诉夏衍：“这位赵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2005年，郁峻峰第一次沿着祖父的流亡路线，寻访至巴爷公务。那时仍有在世的老华侨，说起赵廉时，禁不住老泪纵横。“一位老华侨告诉我，在赵廉担任宪兵翻译期间，巴爷公务整个小镇，没有一个华人和印尼人被害。”郁峻峰向记者回忆道。

郁达夫等人在巴爷公务开办的酒厂遗址。

小酒厂的赵老板

初到巴爷公务，郁达夫本只想做点小生意，将自己彻底隐入这座热带小镇。不料，“日本大间谍”的误会与被迫卷入的翻译事务接踵而至，生意毫无进展，反要在日本人面前强撑阔绰富商的模样。这般勉强维持了两三个月，囊中日渐羞涩。陆续抵达此地的几位流亡者一合计，坐吃山空绝非长久之计，必须寻个正经营生。

恰在此时，几位爱国华侨辗转送来四百荷兰盾的资助。众人发现小镇酒类紧缺，便由郁达夫出面，申请执照，创办了一家“赵豫记酒厂”。名义上的老板自然是赵廉，胡愈之帮忙记账，而昔日的法律系学生张楚琨，则硬着头皮挑起了经理兼酿造师的担子。

对这群书生而言，用四百荷兰盾办酒厂，比合著一部巨著还要艰难。幸得爱国侨胞许乃昌支持，厂址先有了着落——在胡愈之居住的“椰庐”对面，恰有一片闲置的难民园，空地数亩，还有一口井，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技术人才找不到，大家只能自力更生。他们盖起茅草工棚，定制发酵木桶、玻璃瓶和土法蒸馏锅。张楚琨经人指点，现学了酿造米酒的土方法，再死磕从日本翻译来的《工业大全》酿造篇章，一次次摸索着做试验。郁达夫每次见了他，总笑着打趣：“啊，你又在钻《工业大全》了。”

不久，两款新酒酿成上市。曾留学日本的沈兹九为之取名，一曰“双清”，一曰“初恋”。这颇投日本人口味的名字，成了一层极佳的伪装，无人会想到，其生产者竟是一群心怀家国的抗日文人，其中不乏中共党员。

张楚琨负责送货到市镇分发，还常去武吉丁宜推销。郁达夫则利用其身份，在日本人间广为宣传，委托当地商家代理。慢慢地，从零开始的“赵豫记酒厂”，竟在艰难时世中站稳了脚跟，每月都有数百荷兰盾的盈余。

小小酒厂的意义，远不止于维持生计。它成了绝妙的掩护：郁达夫时常送酒给宪兵，这更坐实了他富有侨商的身份。在酒厂的荫庇之下，更多的抗日文人与青年慢慢聚拢：沈兹九、邵宗汉做些装酒的轻活；吴柳斯、汪金丁、林醒黄当了酿酒师傅；杨骚、高云览则在酒厂暂作“寓公”，以待时机转移。

与此同时，在胡愈之的主持下，一个秘密组织“同仁社”悄然诞生。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张楚琨等人，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庐”秘密聚会，交流情报、研判敌情、分析战局。

郁达夫并未加入“同仁社”。“不是不信任他，而是照顾他的处境。”许多年后，张楚琨回忆流亡中的郁达夫，特别解释，“参加这样的地下组织必然使他不便，成为负担。”的确，他身陷敌营，与地下组织的任何直接关联，都可能给双方招来杀身之祸。

张楚琨说，郁达夫对此心知肚明，一次众人正在开会，他偶然闯入，环视了一下便会意一笑：“我等会儿来。”大家不约而同说：“别走，在聊天哩。”

彼此的默契与体谅，尽在不言中，但郁达夫心中的苦闷亦可想而知。“赘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州”，他无时无刻不想从宪兵部脱身，奈何日本人不肯放手——一个精通多国语言、又能随时“借钱”“借酒”的赵老板，实在可遇不可求。郁达夫不得不开始“自毁”：每天早起用冷水浇身，以求染病；拼命抽烟、喝酒，想引起咳疾……试了各种方法，终于换来一纸肺病证明。

据王任叔所述，郁达夫还向宪兵部吐露“苦衷”：因为没时间打理自己的生意，亏空了两万多荷兰盾，再不闻不问的话就要破产了。日本人最怕肺病传染，似乎相信了这些“贫病交加”的理由，最终松了口，允许他辞职。

终于脱身的郁达夫，一度过上了难得的平静生活。1943年9月，47岁的他娶了22岁的华侨姑娘何丽有。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在外人看来，似乎不大般配：双方年龄悬殊，新娘不曾受过教育，连中国话也不懂，相貌绝对算不上美。郁达夫当众总叫她“婆陀”（印尼语“傻瓜”），连“何丽有”这名字也是他戏谑所取，意为“何丽之有”。

郁达夫为什么要取一个“傻瓜”做老婆？胡愈之看得明白，“这就是他的苦心。因为如果是娶一位有智识的姑娘，怕泄露他的秘密。”郁峻峰则向记者解释，当时日本人常打听郁达夫的家事，他总是说，老婆已死了，有儿女在国内，但身为富商一直单身，在当时的环境下实在说不过去。“他最终娶了一个没有文化甚至不懂汉语的人结婚，其实也有保护女方性命的考虑。”

事实上，直到郁达夫失踪，何丽有都以为，她的丈夫只是个普通的酒厂老板。她一直活到了1991年，晚年曾对女儿坦言：“我与你父亲生活的那几年虽短，但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她对婚姻的不满似乎只有两件事，一是家中客人太多，说的东西她也不懂；二是这个“都冈八杂”（印尼语“书呆子”）的藏书太多，无处收纳。

或许，郁达夫的这场婚姻最初只是为了掩饰身份，但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做菜拿手、善于理家的何丽有，实在给了他流亡生活中一丝最真实的慰藉。友人汪金丁记得，郁达夫曾感慨：“她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彼此的感情是很好的。”

赵廉就是郁达夫

赵老板与何丽有看似安稳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失踪的那天。

虽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但得知消息的胡愈之，立即凭直觉判断，“达夫一定是被敌宪兵杀害了”。他太清楚了，早在1944年初，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

一切的祸根，是一个名叫洪根培的告密者。此人在苏岛宪兵总部当翻译，曾在“昭南岛”的兴亚炼成所受训，对新加坡文化界十分熟悉。1943年一到武吉丁宜，他便认出赵廉即大名鼎鼎的郁达夫。或许起初尚存顾忌，洪根培非但没有告发，反而刻意与赵老板交好。不久，他看中一位黄姓侨商的女儿，在酒宴上央求赵老板做媒。郁达夫未及深思便应允，事后才愕然得知，这位黄小姐竟是自己酒厂一位林姓职工的未婚妻。他懊悔不已，赶忙去找洪根培说清原委。

哪知这一拒绝，竟触怒了小人。洪根培旋即在外扬言：“他赵廉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风声骤紧，胡愈之劝郁达夫速离此地。郁达夫却异常冷静地拒绝了，他想到的首先是友人的安危：“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宪兵每天到我家里来喝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显然我已被监视了。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等事情爆发了再作打算。但你们应当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的太大。”

他的话切中要害，此时若贸然逃离，无异于自我招供。众人商量后，决定化整为零：胡愈之、沈兹九悄然去了东北方向的棉兰；张楚琨、高云览等转移到东南方向的巨港；邵宗汉、王任叔等人则更早离开。散落在苏门答腊岛各个方向的文化人，靠着制肥皂等微末营生，在惴惴不安中，终于等到了日本投降的喜讯。

而留在巴爷公务的郁达夫，则察觉到了周遭日益诡谲的变化。有一次，宪兵到家里吃吃喝喝后，他发觉，一张旁人请客的帖子，明明放在桌上，却莫名其妙不见了；一些平日与他多有往来的华侨被宪兵捕去了，后来陆续被释放，却再也不去郁达夫家里，巴爷公务的生意人私下传说，不要和郁达夫他们接近。

汪金丁是留在巴爷公务的少数熟人之一，和郁达夫商量后，他们决定再进行一次试探性疏散。结果，打头阵的酒厂青年小杨，刚到车站即遭逮捕。小杨被释放后，带回了宪兵给赵先生的口信，“他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他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我们过两天将去看望他。”

这“过两天”的会面，并没有发生预想中的逮捕。事后，郁达夫似乎松了一口气，逢人便谈起自己与宪兵那堪比谍战的对话。胡愈之是这样记述的：

有一天一个常到达夫家中去的宪兵，又去他家中，一见了达夫，突然改变了平时的称呼，不再称“赵先生”而称之为“郁先生”。

那宪兵说：“郁先生，你害得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

达夫神色异常镇定，就回答道：“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们早问了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的时间去调查干吗？哈哈哈……现在请你干一杯罢。”

后来宪兵又说，他为了调查这件案子，用去不少钱，达夫就送了他一千盾军票。

此事过后，郁达夫的身份仍没有被公开。他照旧住在巴爷公务，就像一个平常的侨商。日本宪兵为何没有当场逮捕或杀害他？胡愈之不觉得奇怪，“因为郁达夫是一个著名作家，在日本的名声很大……如果把他杀掉徒然显示日本的残暴，对于日本并无好处……倒不如严密监视……”若干年后，一位日本宪兵队长在受访时，无意透露了另一个原因，“和他（郁达夫）接触还能了解华侨的动向。”

或许连郁达夫自己也未料到，他熬过了战争期间最危险的时刻，却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945年8月29日夜晚，突然从人间蒸发。

起初，无人想到是失踪。何丽有临近分娩，朋友们前来帮忙，直至次日（8月30日）仍不见他归来，众人才惊觉不妙。就在女儿郁美兰呱呱坠地的哭声中，最后的线索被拼凑起来：附近咖啡店的伙计证实，当晚郁达夫与一陌生青年用印尼语交谈后一同离开。不远处荒凉小路上的印尼农民则看到，当天晚上大约九点，一辆小汽车停在路上，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汽车停了许久，又有两个人过来，上了汽车，就走了。

小汽车这一细节，让胡愈之更加确信，郁达夫的失踪是日本宪兵所为。因为在当时的巴爷公务，只有日本人才有小汽车，且无人有能力把小镇名人赵老板藏匿起来。

他与流亡同仁立即向当地的英国军官报告，并撰写了详细报告，辗转递交东南亚联军总部、英军政府华民事务顾问、新加坡政治部等，但这些努力没有任何结果。原因说来令人愕然，二战结束后初期，巴爷公务一带并未被联军即时接管，当地治安仍由原日本宪兵维持。

直到1946年8月8日，棉兰的联军总部情报处才传来一个迟到的消息：据称，根据审讯日本战犯的口供，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几名欧洲人，遗骸埋在距武吉丁宜七公里的丹戎革岱。

至此，郁达夫的失踪似乎有了一个“官方定论”。1946年9月，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中，报告了这一消息。此后几十年，国内学者研究郁达夫时，均采用了这种说法。事实上，直到今天，富阳郁达夫故居的纪念文字内，仍有这样一句话，“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然而，这并非最后的真相。

郁峻峰(左一)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在印尼巴爷公务的热带雨林中悼念郁达夫。

谁杀害了郁达夫？

一位深刻理解日本、其作品亦深受日本人喜爱的作家，最终竟横死在日本人手中。这个结论，让身为日本学者的铃木正夫在情感上难以接受。毕竟，他从学生时代就酷爱郁达夫的作品。

郁达夫究竟是如何失踪的？又是谁杀害了他？196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铃木正夫结识了当年的武吉丁宜“陆军司政官”，从此开始了近二十年的调查。他多次前往印尼实地探访，寻访了上百位接触过“赵廉”的当事人与知情者，其中不乏原日本宪兵。

郁达夫的失踪，在这些纷杂零碎的口述中，流传着种种不同说法。铃木正夫总结了四种：一、被印尼人绑架杀害；二、被团结的华侨秘密送回中国；三、害怕日本宪兵而自己躲了起来；四、被日本宪兵杀害。

躲起来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郁峻峰告诉记者，日本投降后，郁达夫在巴爷公务相当活跃，甚至筹备起了公开的庆祝仪式。而被“秘密送回中国”，更像是人们不忍接受其遇害事实的一种美好祈愿。

剩下的“被印尼人杀害”和“被日本宪兵杀害”两种说法，铃木正夫一度倾向于前者。他分析认为，战后，印尼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曾为日军服务的华侨和印尼人很多被杀。赵廉在华侨中威望很高，还给宪兵队做过翻译，很有可能成为仇恨目标。况且，当晚将他叫出家门的，正是一名印尼青年。更重要的是，他查看过棉兰军事法庭对苏门答腊战犯的审判记录，其中没有一点涉及赵廉，胡愈之报告中的“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也无迹可寻。

就在他几乎要以此定论时，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反转出现了。

通过原苏门答腊宪兵的《遗属救援会会员名簿》和《遗属救援会支援者名簿》，铃木正夫偶然发现，一位代号为Y的原宪兵的妹妹，竟居住在自家附近。Y在日本投降后便从武吉丁宜仓皇逃走，而后失踪。多年来，妹妹一直在努力弄清兄长逃亡的真相，铃木正夫因此与她有了几次谈话。

第一次通话时，Y的妹妹提及一个中国人被杀之事，当时铃木正夫并没想到可能和郁达夫有关。第二次通话，她回忆被害者似乎姓赵或陈，是给宪兵队“当过翻译的有名的中国人”，这一描述让铃木正夫的神经骤然紧绷。

到了第三次面谈，真相的核心终于浮出水面：战争刚刚结束时，Y的上司D觉得，赵君知道太多宪兵队的事情，于是下令让手下把他杀掉。具体执行的是四个人，负责开车的是Y，后来失踪的另一个人负责绞杀。

Y的妹妹告诉铃木正夫，此事是Y的上司D透露的。其实，铃木正夫此前早已采访过D，但对方显然刻意隐瞒了许多事情。当他再次尝试联系D时，果不其然被一句“没有证据”直接拒绝。

D并不知道，铃木正夫已经取得了一份铁证。D向Y的妹妹说明情况时，曾在一张纸上写下被害者与参与者的名字。他大概没有想到，Y的妹妹一直保留着这张纸，并且给了铃木正夫一份复印件。

1985年9月8日，铃木正夫终于再次见到了D。一开始，对方还是一问三不知，企图搪塞过去。直到铃木正夫拿出那张复印件，告诉他，如果这样你还说不知道的话，我就请相熟的新闻记者一起过来听听。D终于坦白，确实是他命令几个部下杀了赵廉，且在下令的当天或第二天，就收到了已经执行绞杀的报告。

九天后的9月17日，在浙江富阳举办的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铃木正夫根据近二十年的调查所得，报告了《郁达夫被害真相》：郁达夫并非在1945年9月17日被枪杀，而是在8月29日夜里，遭日本宪兵绞杀。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而他殉难的完整真相，直至此刻才得以昭然。

可悲可叹的是，涉事宪兵中，除了使用假名返回日本的D，其他人均在被审判前逃走或失踪。郁达夫之死，没有公开的证人，没有现场的目击者，未在军事法庭留下一丝记录，就连他的遗骸，也湮灭在热带雨林深处，无迹可寻。

2005年，郁峻峰在铃木正夫的陪伴下，来到巴爷公务的热带雨林。在毫无线索的密林中，他试图凭借血脉的感应，去寻觅祖父遇害的具体位置，回应他的，却只有热带巨型蚂蚁带来的遍体寒意。

当年为换取宪兵D的坦白，铃木正夫曾承诺不公开其真实姓名。他遵守了约定，在所有文章、著作中，一律用字母代称。如今，宪兵D已不在人世，郁达夫的骸骨葬在何处，恐怕要成为永久的谜团了。

不过，郁峻峰告诉记者，去年12月，郁达夫殉难八十周年之际，在他最后消失的苏门答腊岛，郁达夫纪念馆已正式落成。今后，那些“重走达夫路”的追寻者，也算有了一处缅怀追思的所在。

“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早年面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时，郁达夫曾这样说。为了这句话，当年的他被左联除名，又在新加坡引起了一场风波。

或许，他的确不以战士身份自居。但张楚琨记得一件事，在新加坡沦陷前夕的防空洞里，炮声隆隆中，郁达夫曾问他：“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张楚琨回答：“你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郁达夫在巴爷公务最后的居所。

参考资料：铃木正夫著、刘高力译，《苏门答腊的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李杭春、郁峻峰著，《郁达夫年谱》；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王任叔《记郁达夫》；张紫薇《郁达夫流亡外记》等。

（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由郁峻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