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6年1月10日下午，巴西作家朱利安·福克斯和杰弗森·特诺里奥做客单向街书店·朗园station店，与中国作家梁鸿一同探讨基于社会现实的文学创作。本场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单向空间主办，是“在镜与灯之间：中巴当代文学对话”系列的第二场活动。活动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樊星主持。

个体叙事的异国回响

文学的力量，往往根植于生命经验的真切脉动，它能穿越地理与文化的重重阻隔，在世界的另一端得到应和。对谈伊始，梁鸿分享了她在阅读朱利安·福克斯和杰弗森·特诺里奥的作品时体会到的一种奇妙共振。无论是《抗拒》中从巴西回返阿根廷的寻根之旅，还是《表皮之下》中种族议题与个人创伤的交织，这些文本尽管以巴西独特的生活空间为背景，但依然以个体在宏大历史中找寻自我存在的姿态为立足点，展现出人类的普世情感。

福克斯欣喜于书中情节能够打动梁鸿这样的异国读者。在与巴西相距如此遥远的国度，中国受众对作品的惊讶、震动等一切反馈，都令他十分珍视。“优秀的创作也许需要深入发掘极为私人化的内容，才能激起更为普遍的回响。”作为生长于巴西的阿根廷后裔，福克斯自然地拥有了混杂的文化与身份认同，他还曾亲自将《抗拒》一书译成西班牙语。“我的文学正是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的间隙中发展起来的。我希望以语言本身触动读者，由他们在阅读和传播的过程中共同决定，哪些内容是值得书写、值得铭记的。”他将文学视为具有跨文化潜力的集体叙事，高度认可翻译与对话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将解读的自由全权赋予读者。

特诺里奥相信，文学是一种异质的碰撞、情感的共鸣，能够拉近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以《表皮之下》主人公的父亲教授《罪与罚》的情形为例，巴西学生在一部俄国小说作品中看到了自身的处境，感受到了跨越时空的链接。他希望中国读者像书中的学生们一样，在阅读作品后有所感触，进一步对巴西产生好奇。他特别指出，“这本书首先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追忆，记录了他如何在父亲死后通过回忆填补空白，重归正常生活”，其次才是结构性种族主义、暴力等社会议题的载体，“我想传达的主旨是关心他人，特别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虚构与真实之间：在漂移地带写作

谈及如何处理真实生活与文学的虚构或非虚构的关系时，三位作家分享了各自的创作策略。梁鸿习惯于将虚构内容安置在为她熟知的地理环境中，在坚实的现实根基之上生发想象。创作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时，她专程回到故乡——河南省濮阳市梁庄，细致考察小镇的乡土面貌与县域社会情状，并以此建构起小说的叙事空间吴镇。12个彼此关联的故事，12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在一个真实的十字街道中各得其所，“这让我在写作时感到安定。”

福克斯认为，虚构与现实没有决然的分野。其自传性写作拥抱文学在二者之间的游移，时时观照虚构与纪实、私人视角与共性经验的平衡，以便将读者由个体索引至更广大的现实。特诺里奥则坦言，“我需要远离自己的人生经历，发明一个虚构空间，以便完成创作。我无法撰写自传。”他同样提出，个人的写作必须链接群体，惟此它才有价值。这与他对文学的道德功用的强调一脉相承。在他看来，文学与现实相互汲取力量，前者不应满足于书写后者的某一场景，更要引发反思。

对谈的主题最终落脚于文学的现实关切。关于严肃写作如何平衡社会性与艺术性的问题，梁鸿表示，找到与表达内容最适配的方法和角度，是一种必然选择。处理重大社会议题，往往要求严谨、艰苦的调研，深入理解书写对象的处境，时时反思“如何书写”。她最新出版的非虚构作品《要有光》聚焦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全书最后呈现为四重叙事结构，即受访孩子的自述、家长视角、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以及问题现状，“这也是我作为写作者，当下所能设想出的最优方案。”福克斯则认为，不必严格还原受访者的表述，可以在创作中将现实转化为能够获得情感认同的表达，“让受访者的声音通过我的声音传达出来”。

两位巴西作家敏锐地观察到，中巴两国在教育领域呈现为镜像对比的形态。“在中国，人们是如此地关注教育，如此地渴望成功，以至于产生了优绩主义、焦虑、抑郁等问题。而在巴西，情况恰恰相反，大家不相信教育投入能带来相应回报，对学习缺乏兴趣。当学生吃不饱饭，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没有保障时，教育便成了奢侈品。”

文学何以成为认识一国现实的独特途径？两位巴西作家均表示，他们从未试图通过写作提供对巴西的整体印象，而仅致力于以个体生命故事，为读者呈现人类处境的某个真实切面。福克斯解释称：“文学或许能以更加感性的方式抵达受众。如果只是像我们一样，在另一个国家短暂停留，我们获得的印象可能是偏颇的。而阅读文学将是一趟更深刻的旅行。”对此，特诺里奥补充道：“国家首先是一个精神性的概念。在网上，我们能轻松地找到成千上万张某地的风景照，但我们无从得知这个国家人民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真实情感。文学使我们能够进入某个个体的生活，深刻体察现实的一个切面，尽管它并非全部的现实。”这与梁鸿的观点不谋而合。“如果我的作品被翻译到巴西，我希望巴西读者看到，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在这样生活，他们有这样的情感和想法。这是理解的起点。”

文学也许无法成为社会问题的解法，但它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途径——看见他人，看见他们的真实存在，并由此建立情感联结。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