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18世纪英国女作家海伍德的《隐形密探》是其回应“爱国者”运动的作品之一。现有研究多从该小说的主体部分——再现当时伦敦居民道德腐败的秘闻杂集——出发，认为海伍德不再关注运动初始领袖博林布鲁克的思想，转而响应其继任者在社会现实议题上的关切。这一看法忽略了小说外层的魔幻框架叙事。在这层叙事中，海伍德改写了自己曾积极宣传博林布鲁克思想的旧作《艾俄瓦伊》，与博林布鲁克的“回归初心”理念展开深度对话，不仅揭示出人为“纯真”的虚妄与道德改良的现实困境，更将这一政治哲学批判融入其性别思考之中，直指以压制女性主体意识来维系美德的父权逻辑，由此构成对博林布鲁克爱国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关键词 伊莉莎·海伍德 《隐形密探》 魔幻叙事 博林布鲁克 爱国哲学

引言

伊莉莎·海伍德（1693—1756）是18世纪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先驱小说家之一。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学界对其创作展开多方面的重新审视，海伍德在小说形式上的创新探索及其对女性写作潮流的引领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她的文学贡献与历史地位也因此获得了广泛认可，被确立为英语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近年来，学界对海伍德的研究重心逐渐从她早期的感性、情爱文学转向了后期的德性、政治文学，尤其受到关注的是她后期在“爱国者”运动的影响之下展开的“爱国”创作。

“爱国者”运动是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博林布鲁克（1678—1751）于18世纪20年代中期发起的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其矛头直指时任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1676—1745）及其宫廷派系所推行的腐败政治。博林布鲁克为奠定其政治批判的理论基础，构想出一个存在于英国遥远过去的“黄金时代”，将其描绘为崇尚自由与宪政平衡的理想政体。他和他领导的“爱国派”呼吁，必须推动英国政治体制回归这一源初的理想蓝图——亦即“回归国之初心”，这样才能走出因宫廷派政治腐败而陷入的衰退困境，实现全面复兴。博林布鲁克对自身主张的持续宣传，成功赢得了斯威夫特（1667—1745）、蒲柏（1688—1744）等一批文坛名家的积极响应。海伍德的“爱国”创作也正是孕育于这一语境之中，是她以文学写作积极介入政治实践的具体体现。

本文关注的是海伍德最后一部“爱国”作品《隐形密探》。该书于1754年在伦敦分四册出版，以一位具有“隐身”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艾克斯波拉碧利斯”的视角披露18世纪中期伦敦居民的道德腐败秘闻，构建了一部长达千页的故事杂集（以下简称“秘密杂集”）。相较于海伍德之前的“爱国”作品，《隐形密探》在政治倾向的表达上更为复杂隐晦，这一特点也导致学界对其“爱国”内涵的探讨至今仍不充分。对这部唯一写于博林布鲁克逝世后的政治性文学作品，现有研究在探讨它与“爱国者”运动的关联时，主要聚焦于密探披露的秘密故事中所折射出的思想倾向，认为这些内容呼应了1754年大选前夕“爱国派”关注的社会热点议题，与“爱国者”运动后期领袖贝德福德公爵（1710—1771）在这些现实议题上的态度高度契合。因此，学界普遍将《隐形密探》视作一部为宣扬贝德福德的政治主张而创作的“爱国”作品。

然而，上述看法未能将该书的一个关键部分——贯穿秘密杂集首尾的框架叙事——纳入考察。在这层框架中，海伍德并未涉及当时“爱国派”关注的社会议题，而是通过一段离奇曲折的魔幻叙事，交代了作为小说主体部分的秘密杂集的成书缘起以及密探隐身能力的得失始末。或许是其魔幻色彩使然，既有研究多将框架叙事简单视为吸引读者阅读的手段或为秘闻提供生成语境的策略，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然而，这个统摄全书结构的关键叙事，其作用远不止于此。它实际上与秘密杂集一起，共同参与了作品政治意义的表达。尤其值得关注但尚未被学界论及的是，该叙事中的部分要素与海伍德的首部“爱国”作品《艾俄瓦伊历险记》（1736，以下简称为《艾俄瓦伊》）的主线情节存在一定的对应性。后者作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影射小说，是海伍德对博林布鲁克思想最为直白的文学回应，小说中极为关键的导师角色影射博林布鲁克其人，女主人公三阶段的成长叙事也明显是“回归初心”理念的文学性呈现。鉴于此互文关系，我们是否也可将《隐形密探》的框架叙事置于影射小说的叙事传统中加以解读？本文由此出发，在考辨《隐形密探》18世纪接受史料、确证该小说影射读法正当性的基础上，以《艾俄瓦伊》为中介，考察《隐形密探》与博林布鲁克思想的关联。本文认为，这一框架叙事不仅延续了海伍德对博林布鲁克思想的回应，更体现了海伍德对后者深刻的批判性反思。这一批判性回应，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文学创造性，丰富了启蒙时代政治论争的维度，彰显了女性作家在18世纪思想领域的独特贡献。

一、《隐形密探》与“影射小说”传统

影射小说，又称“带密钥的小说”，是启蒙时代最受欢迎的文学体裁之一。这类作品通常借助于虚构的人名和故事，影射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小说埋伏了各式各样的隐喻性指引，为读者铺设阅读线索，引导他们在叙事与现实之间建立联系。对于启蒙时代的作者而言，影射小说这一创作路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他们规避争议性或敏感性题材带来的法律风险，为他们赢得了更大的艺术表达空间。

在18世纪的英国，这种创作模式也被称为“新亚特兰蒂斯式”的写作。这个名称源自德拉瑞维尔·曼莉（1663—1724）的影射小说《新亚特兰蒂斯》（1709）。曼莉与海伍德同属当时的“三大才女”之列。由于《新亚特兰蒂斯》在18世纪英国持续畅销，该书成为影射小说这一体裁的代名词。这部小说的主体部分同样是由伦敦秘密故事组成的杂集。为解释秘密杂集的成书缘起与核心宗旨，曼莉也同样设定了一个贯穿杂集首尾的魔幻框架叙事——正义女神和母亲美德女神在“情报夫人”的引导下，于新亚特兰蒂斯岛（影射英国）展开了一场“隐身探秘”。这场探秘旨在通过揭露该岛上权贵阶层的种种秘密腐败行径，伸张正义，弘扬美德。

《隐形密探》出版后不久，它与《新亚特兰蒂斯》在叙事结构上的相似性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1754年12月，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每月评论》的一位匿名书评人便指出，海伍德的这部新作“假托隐身异能，窥探各色人物的隐秘之事，其将所获得的秘密公之于众，采用的正是新亚特兰蒂斯的模式”。由此可见，海伍德同时代的读者将《隐形密探》归入了影射小说范畴。如果说《每月评论》的书评人只是对《隐形密探》的解读方式作出暗示，那么另一条史料则明确表明，在实际阅读过程中，确实有读者尝试把这部作品当作影射小说来读。这条史料便是玛丽·渥特莱·蒙太古夫人（1689—1762）于1755年9月22日写给女儿比尤特夫人的一封家书。蒙太古夫人是英国著名的贵族作家，当时正旅居意大利的洛韦雷。《隐形密探》出版后，比尤特夫人第一时间就给母亲寄去了一套。蒙太古夫人在回信中对女儿表示了感谢，此外还特地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她能为自己再寄送一份该书的“影射说明”。影射说明是影射小说的辅助读物，旨在为读者揭示虚构情节影射的真实人物、事件，解释作者意图。曼莉的《新亚特兰蒂斯》就曾有过多个版本的影射说明。然而，并非所有的影射小说都配有相关说明，《隐形密探》便是一个例子。显然，蒙太古夫人在写这封家书时并不知晓这一点。不过她的请求也从侧面清楚地表明，她已自然而然地将这部作品视作影射小说，希望能借助相关说明充分地领略小说的妙趣与深意。

可惜的是，对《隐形密探》的索隐式读法，随着影射小说这一文类在19世纪退出历史舞台而被逐渐淡忘。尽管从20世纪末以来，学界重新开始关注这部作品，但在相关研究中，源自18世纪的索隐式读法却始终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前述对18世纪接受史料的考辨已然表明，将《隐形密探》置于影射小说的书写传统中加以解读是具备充分的文学史依据的。那么，在此路径上继续推进，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便是，《隐形密探》的魔幻框架叙事影射的具体对象究竟为何？若仅从框架叙事本身的内容来看，其中并未提供明确线索。不过，由于该叙事与《艾俄瓦伊》中关键的影射情节存在显著的对应，后者或许可为我们提供解读《隐形密探》魔幻框架叙事的一把钥匙。

《艾俄瓦伊》出版于1736年，主要讲述了一个以古老东方为背景的魔法传奇。艾俄瓦伊是东方古国伊加维欧的公主。她的父王艾俄嘉祐为使国家在自己身后继续保持繁荣兴盛，十分重视呵护女儿纯真的“初心”，竭力使之不受奢靡风气的侵蚀。然而，国王去世后，公主遭到担任首相的黑魔法师欧奇哈托（影射宫廷派领袖、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引诱而一度丧失了纯真的“初心”。好在她最终在真正的爱国者、白魔法师阿哈胡泽（影射博林布鲁克）的悉心引导下，寻回了自己的“初心”。在她的带领下，原本陷入衰颓的东方古国也重获新生。《艾俄瓦伊》是海伍德通过文学创作参与“爱国者”运动的起点，小说中的阿哈胡泽正是以博林布鲁克为原型打造的角色。海伍德创作这部“爱国”小说，主要目的之一在于宣传博林布鲁克“回归初心”的政治理念。这部创作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的宣传目标，不仅“有力抨击”了以沃波尔为代表的宫廷派政治的腐败奢靡，也进一步扩大了博林布鲁克思想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隐形密探》的魔幻框架叙事与《艾俄瓦伊》的关联就体现在公主导师阿哈胡泽这一角色的塑造以及对其爱国精神的呈现上。这种文本间的互文是海伍德常用的一种自我指涉手法。海伍德研究的权威专家凯瑟琳·金曾以海伍德另一部政治性文学作品《淑女信札》（1748—1750）为例，指出海伍德在创作后期常常有意识地通过明引、暗指、挪用、演绎、改编等多种方式，对自身先前作品中的部分内容或要素进行创新性利用。金将这一模式称为“创造性回忆”，并认为这是海伍德为推动艺术突破而采用的核心策略之一。

正是通过“创造性回忆”，《隐形密探》的魔幻框架叙事将《艾俄瓦伊》这个东方传奇故事的部分关键内容与要素融入自身，指向对博林布鲁克爱国思想的回顾与反思。在《隐形密探》的框架叙事中，海伍德不仅延续了她对博林布鲁克思想的持续关注，更结合创作背景中“爱国者”运动的现实发展情形，对博林布鲁克的“回归初心”理念作出深刻检视。以下两节将分别对魔幻框架叙事前半部分的缘起叙事和后半部分的筹备叙事展开具体分析，解析魔幻框架叙事如何调用、呼应《艾俄瓦伊》，探讨海伍德对博林布鲁克思想的反思和批判。

二、缘起叙事：对博林布鲁克及其思想的影射

《隐形密探》的魔幻框架叙事向读者介绍了秘密杂集得以面世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前半部分的缘起叙事主要讲述了密探从导师那里获取两件“探秘”神器的经过。密探的导师是一位魔法大师，始终感念于密探早年间曾给予他的一个重大帮助。在离世前，为再次向密探表达谢意，导师让他从自己收藏的魔法神器中挑选喜爱的几样留作纪念。密探于是参观了神器收藏，并从六件吸引他注意的神器中，最终选定了可用来“隐身探秘”的两件。这一寓言化的缘起叙事向读者着重介绍了秘密杂集得以面世的三个要素中的前两个：密探的魔法导师，以及他赠予的神器。这两个要素在《艾俄瓦伊》中早已存在。

《艾俄瓦伊》中，公主的导师阿哈胡泽也是一位魔法大师。他“自幼便刻苦钻研魔法——那种得到了天国圣众垂允的魔法”，凭借不懈努力，“年纪轻轻就已精通了这门学问（指使用魔法）”。正因如此，在众人皆被担任首相的黑巫师欧奇哈托迷惑时，他能率先识破其“邪恶法术”。也正是在他的指点下，公主看清了欧奇哈托的真实面目，看清了后者凭借被天国圣众唾弃的黑魔法“窃居高位，操持国柄”的事实真相。海伍德将阿哈胡泽设定为魔法大师，并强调他专研“天国圣众垂允”的白魔法，这一形象塑造具有明确的政治隐喻意图。在启蒙时代的英国，魔法常被用来隐喻政治权力，魔法大师也因此常常成为政治家的象征。白魔法旨在造福他人，黑魔法则是为了利己损人——这两种魔法在功能上的对立，恰恰对应了“爱国派”自认的与宫廷派在政治道德上的根本分歧。因此，作为白魔法大师的阿哈胡泽，对应的正是“爱国派”领袖博林布鲁克，而他与黑魔法师欧奇哈托的正邪对抗，则是对博林布鲁克与沃波尔现实政治斗争的隐喻。

除了魔法大师的身份设定，阿哈胡泽这一角色的另一核心特征，是其与特定空间的深度绑定。这位魔法师居住在一座位于“巨石之巅”“下临深谷”的城堡，要前往这里，没有其他途径，只能像艾俄瓦伊那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爬一条陡峭的上坡路”。海伍德通过公主的视角，向读者描述了城堡的大致模样：它的建造显然“并非为了炫耀”，而是“出于实用目的”；与寻常城堡的奢华装饰不同，这里“没有油画、鎏金或雕塑的点缀”，“然而，它朴素的宏伟气势中却蕴含着一种力量，让奢华与虚荣所造就的一切世间浮华都相形见绌”。在凯瑟琳·金对《艾俄瓦伊》的解读中，阿哈胡泽这一居高临下、朴素无华的“专属场面”被理解为一个“精心构建的政治象征”。博林布鲁克曾将美德比作“处于高地之上”，认为爱国者“必须在理性的引导下，遵循其自然的演进规律，才能逐步登临这块高地，最终拥抱美德”。“居高临下”的设定，呼应了博林布鲁克爱国思想中关于登高追寻美德的这一经典比喻。金指出，海伍德显然是受到了这一比喻的启发，才有意将阿哈胡泽的专属场面设置在高处，以此向读者暗示，这个场面的主人及其所影射的博林布鲁克，已然是登临美德高地的化身。至于专属场面“朴素无华”的特质，则承载着另一层政治隐喻。它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告诉读者，博林布鲁克这个真正的爱国者不仅自觉远离“宫廷文化的奢靡腐败”，更是一直以身作则，以朴素的实际行动诠释着真正的爱国精神。

在《隐形密探》的缘起叙事中，密探的导师和公主导师一样，也是位魔法大师。海伍德通过密探之口告诉读者，导师之所以会成为魔法大师，一方面得益于家学渊源——他是西方世界魔法创制的鼻祖，“迦勒底古代圣哲之后”；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天资聪颖——他“继承了先祖的智慧，对先祖所传法术的种种秘要奥旨无不了如指掌”。前者暗指博林布鲁克出生于显赫的政治世家，后者则暗指他丰富的政治智慧与高超的政治能力。此外，海伍德也为密探的导师设置了同样“居高临下”“朴素无华”的角色专属场面。只是由于《隐形密探》的主要叙事背景设定在拥挤的城市（伦敦），而非开阔的乡野（如《艾俄瓦伊》中那样），所以密探导师的专属场面在保留“居高临下”“朴素无华”特质的同时，规模也相应地缩小，从城堡变成了一间“仿照城堡塔楼形制建造”的书房。书房的“居高临下”体现在它在房子中的位置——“位于房子的顶层”；书房的“朴素无华”则体现在室内的陈设上，密探告诉我们，书房内除了导师珍藏的魔法神器外，仅有“一把陈旧的藤椅”“一张古老的书桌”“一条挡风的毛毯”“两只球仪、一个墨水台、若干笺纸以及几本手抄书”。缘起叙事通过将公主导师重写为密探导师，构建起密探导师与博林布鲁克的对应关系，从而巧妙地向读者揭示出，秘密杂集，亦即密探的道德改良项目，是在博林布鲁克的启发下而形成的。

与密探导师的角色设定一脉相承，导师赠予密探的两件神器，也就是促成秘密杂集问世的关键道具，也与《艾俄瓦伊》中的内容有所呼应。在《艾俄瓦伊》中，海伍德创造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提喻——用正确“呈现和处理事实真相的方式”来指代个体具备或者符合博林布鲁克所倡导的爱国精神。这一提喻修辞的背后，大致蕴含着两重考虑。其一，海伍德可能认为，对待事实真相的态度或方式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爱国精神的重要外在标准。其二，她可能也是想借此提醒读者，宫廷派的奢靡风气之所以能侵蚀人的美德、消解爱国精神，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没能坚持正确处理和呈现事实真相的方式。这一提喻手法在《隐形密探》的缘起叙事中体现为密探应导师的临终之请，从后者收藏的魔法神器中挑选留赠之物的过程性叙述。在这个情节中，密探从六件功能各不相同的神器中，最终选定了两件，舍弃了其余四件。这段叙述的核心，在于对六件神器各自主要功能的详尽介绍。

密探首先舍弃的神器是“致幻粉”。书中描述：“只需取少量此粉，在月亮进入白羊座时，用豪猪背刺将其吹向人群，人们便会看到赏心悦目的景象；若等到月亮进入巨蟹座时再吹，则会使人们心生恐怖与沮丧。”致幻粉的功能在于让公众对吹粉者制造的幻象虚景信以为真。因此，它作为一个寓言意象，象征着“爱国派”眼中宫廷派处理与呈现事实真相的第一种惯用手段：混淆真假，误导公众。

密探舍弃的第二件神器是“同情铃”。此神器“乍一看，宛如女士茶桌上常见的手摇铃”，然而，与普通手摇铃不同，“只需轻轻一摇，全国上下的所有吊钟便会在无人敲击的情况下自动响起，而且摇铃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敲钟的节奏与频率”。 同情铃的本质是垄断性的信息媒介，将特定的信息传播至全国各地，从而达到管控信息、塑造公众认知的目的。因此，它象征着“爱国派”眼中宫廷派处理与呈现事实真相的第二种惯用手段：操纵事实，控制舆论。

密探舍弃的第三件神器是“冥想盐”。书中提到：“只需将其置于鼻前吸嗅三秒半，便能理清混乱的思绪，使自己能够集中精力去思考各种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冥想盐特别适用于某些人群，如“政客”——它能让政客们预知哪些“事务是他们无力或缺乏勇气坚持到底的”，并促使他们从一开始就“避免介入这些事务”。冥想盐的功能在于让嗅盐者借助“冥想之力”提前预知哪些事务对自己有利，并据此采取行动。长此以往，这些人思考与行事的原则就必然会变为肥私利己，而绝不会是福国利民。因此，冥想盐象征着“爱国派”眼中宫廷派处理与呈现事实真相的第三种惯用手段：私利优先，罔顾公益。

密探舍弃的第四件神器是“缩身帽”。它的外观酷似“高级律师的白色头罩”，戴上后，“全身的肌肉与骨骼会立即收缩，直至小到能轻松钻进女士茶壶的壶嘴或者酒瓶的瓶颈中”，其主要作用是让戴帽者借此达到“哗众取宠或者震慑人心”的效果。缩身帽的本质在于让人缩小自身的观察视角，从而在公众面前肆无忌惮地无视客观真相，并夸大主观偏见。因此，它象征着“爱国派”眼中宫廷派处理与呈现事实真相的第四种惯用手段：小题大做，歪曲事实。

被舍弃的四件神器与密探青睐的两件形成了鲜明对比。他选中的第一件神器是“隐身带”。这条魔法腰带赋予佩戴者隐身遁形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为公众揭示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各种事实真相。因此，它象征着“爱国派”认可的一种处理与呈现事实真相的方式，即去伪存真，摧邪辅正。另一件神器“奇妙板”则是隐身带的绝佳搭配。其外观犹如一张折叠整齐的透明大纸，展开后会自动记录“九码之内的一切人言”，包括“最轻微的呢喃细语”。奇妙板的本质在于通过赋予持有人超自然的听写能力，使其在积极探索表面之下隐藏的真相时，能够将所听所闻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传递给公众。因此，它象征着“爱国派”认可的另一种处理与呈现事实真相的方式，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通过密探从导师处获得两件神器的寓言化情节，《隐形密探》魔幻框架中的缘起叙事部分完成了对《艾俄瓦伊》中公主导师阿哈胡泽的角色形象及其政治隐喻的承袭与重构。与《艾俄瓦伊》一样，导师指向博林布鲁克其人，同时，神器选择蕴含的价值取舍，明确了秘密杂集所依托的“爱国派”道德立场。密探主动舍弃象征混淆视听、操纵舆论、私利优先与歪曲事实的四件神器，转而选择代表去伪存真与实事求是的两件探秘工具，这一行为本身可被视为对博林布鲁克爱国精神的确认。由此，框架叙事对博林布鲁克及其思想的影射已经确立，也为海伍德在后续的筹备叙事中对其“回归初心”理念的深度检视做好了准备。

三、筹备叙事：对“回归初心”理念的批判性反思

魔幻框架叙事的后半部分（筹备叙事）介绍了秘密杂集得以面世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即密探为启用神器所进行的长达十年的筹备工作。这段叙事着重解释了筹备过程为何需要十年之久。核心原因在于使用奇妙板时的一项特殊要求：当板面写满秘密后，必须彻底清除才能再次使用，但清除过程极为繁琐，需要找到一位“年龄在十二岁以上”，却“纯真无邪到未曾思及性别差异”的少女，让她“对着板面持续吹气七又四分之三秒”，再用“月亮位于室女座三度时”摘取的“天鹅左翼下的初生绒羽”轻轻擦拭，方能清除所有记录。尽管天鹅羽毛不难获取，但符合纯真条件的少女却始终难觅。在漫长的寻访无果后，密探决定亲自培养一个。于是，他从一位贫苦的孀妇那里领养了一名三岁左右的女孩，将她交由一位可靠的老妇人抚养，并制定了一套极为严苛的“生活规则”，严格控制她的生活区域、人际交往、日常饮食、睡眠时间等一系列生活细节。就这样十年过去，女孩超过了十二岁，却依然葆有婴孩般的无瑕纯真。至此，密探的博林布鲁克式道德改良项目才终于得以启动。然而，这场精心筹备的改良项目仅持续了不到六年。在筹备叙事的结尾，密探不无伤感地告诉读者，由于一次微小的意外，女孩失去了那份至关重要的“纯真”，整个项目于是也随之不得不永久终止。

虽然既有研究对魔幻框架叙事的整体关注十分有限，但在探讨秘密杂集时，仍有部分研究论及了筹备叙事中的相关内容。这些研究通常将这段叙事解读为海伍德对性别政治的独特思考，这一观点最早可追溯至安东尼·波洛克的专著《性别与公共领域的虚构叙事》。波洛克指出，这段叙事

试图在权威男性窥视者的特权与年轻女性的错误教育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相互依赖关系。男性窥视者为了将自己的社会观察公之于众，将一个被商品化、代表女性的女孩角色禁锢在阁楼之上，不准她看外面的世界，也不让她接触其他的人；此外，还让她长期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并用体育活动分散她的注意力。如此一来，女孩既无知，也无暇去反思、抱怨自身的处境。由此可见，父权文化权威的树立，不仅需要女性的无知，更会使得这种无知长久地存在下去。

波洛克的解读颇具洞见，但他并未探讨海伍德的性别政治思考与“爱国者”运动之间的关联。在笔者看来，倘若将筹备叙事所体现的性别政治思考置于海伍德借文学创作参与“爱国者”运动的宏观背景中考察，不仅能深化我们对她的政治思考的理解，也有助于挖掘出这段叙事的丰富内涵。

正如缘起叙事中导师形象和神器情节均与《艾俄瓦伊》形成互文，筹备叙事同样也包含了对《艾俄瓦伊》的“创造性回忆”，而此次“回忆”重点，在于重写公主三阶段的成长寓言。在《艾俄瓦伊》中，公主慈爱的父王尚在世时，有意识地通过一系列安排——比如他刻意一反当时伊加维欧国内贵族的常态，“没有为女儿聘请教授各种才艺的家庭男教师”，而只为她聘请了“一位女教师”——来确保公主不接触乃至不思考性别差异，从而使她得以长久保持与生俱来的纯真无邪或人之初心。这是公主成长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始于父王去世。公主失去庇护，野心勃勃的黑魔法师欧奇哈托乘虚而入。他深知公主的纯真初心是他篡权道路上的最大阻碍，于是便千方百计地诱使她去思考性别差异，最终导致她失去了原有的纯真。第三阶段，情节发生转折。失去纯真的公主在命运指引下遇见了真正的爱国者、白魔法师阿哈胡泽。在他的引领下，公主积极践行爱国精神，最终成功寻回失落的纯真，并带领她的母国走向复兴。

《艾俄瓦伊》的既有研究早已指出，这个有关公主葆有、失去、寻回纯真的三阶段叙事，源自博林布鲁克的“回归初心”思想对海伍德的影响。这一思想的基础，是博林布鲁克对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1531）的创造性解读。他通过将书中的循环史观与英国的现实政治进行对照，指出国家演进是一个兴衰交替的循环过程。尽管每次的兴衰周期长短不一，本质却是始终一致的：国家的衰颓，源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其立国之初的根本原则——“国之初心”，而各类腐败现象，正是这种偏离最直接的表现；与此相应，国家的复兴则有赖于爱国者清除腐败、使国家重归“初心”的纯正状态。在博林布鲁克看来，当时的英国正处于衰颓阶段，宫廷派政客的腐败与奢靡正不断侵蚀立国根本。因此，唯有爱国者君主团结广大爱国者奋起抗争，英国方能重返“初心”，实现真正的复兴。《艾俄瓦伊》的公主成长叙事正是这一思想的寓言化体现，其主要目的是推动这一思想在民众中的进一步传播。

将公主成长叙事与《隐形密探》框架叙事中的筹备情节相比照，不难发现，两者在运用“未曾思及性别差异”的“纯真无邪”象征“初心”方面存在一定的对应性。但同时，两次寓言化处理也存在明显的不同。《艾俄瓦伊》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回归初心”叙事，而《隐形密探》的框架叙事中，女孩一旦失去“纯真”，叙事就永久完结了，未有“回归”。这一关键区别反映出海伍德关注点的转移——从对“回归初心”思想的重写，转移到了对“初心”本身的检视与反思。这一转变，可能与当时“爱国者”运动陷入低谷的现实语境不无关联。

18世纪40年代，随着首相沃波尔于1742年的倒台，公众期盼的政治革新并未实现，取而代之的是格兰维尔伯爵（1690—1763）、巴斯伯爵（1684—1764）等“爱国派”主要政治家在权力重新分配中的公然背叛；他们在随后组建的联合政府中的所作所为进一步证实，那些曾被称颂为光荣、高尚的“爱国者”一旦进入内阁，改革热情便会迅速消退，“爱国派”曾经大声呼吁的议会改革措施也几乎无一落实。一度声势浩大的“爱国者”运动自1748年，也就是小说中密探的道德改良项目正式启动的那一年开始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和低迷状态。

“爱国者”运动陷入困境的现实原因自然是复杂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或许与“回归初心”理念所显现出的空洞化趋势不无关系。这种趋势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两个方面的互动。一方面，“回归初心”思想提供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当时的一些时事评论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比如约翰·克莱兰就曾明确指出，博林布鲁克及其追随者将国家的困境描绘成一场“普遍的堕落与腐败”与“神圣爱国精神”之间的决战。这种叙事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一个腐败源头（如沃波尔及其代表的宫廷派），并寄希望于一个道德完美的“爱国者君主”来一扫积弊。这种非黑即白的模式回避了治理所需的细致、妥协与渐进改革，将政治简化为道德清算，为日后的党同伐异提供了意识形态工具。另一方面，“回归初心”思想在概念上将“美德”与“爱国”简单等同的做法，也导致其理论内涵趋于模糊，甚至可以被任意诠释。例如，博林布鲁克在《爱国者君主之理念》（1738）中就有意未对代表美德理想的“爱国者君主”的具体身份作出明确界定。正如克里斯汀·杰拉德所指出的，这位君主形象既可以被解读为流亡的斯图亚特王位觊觎者查尔斯·爱德华（1720—1788），也可以指向汉诺威王朝的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1707—1751）。这种策略性的模糊处理，使得爱国与美德逐渐脱离了具体的政治原则与制度立场，“回归初心”沦为一种缺乏实质内容的修辞或口号。

《隐形密探》整体上体现出了海伍德对上述情形的思考，以及对“爱国者”运动和博林布鲁克思想的含蓄批判。她用颇具反讽意味的“美德”去映照“回归初心”中的虚幻性、盲目性以及过分理想化的倾向——女孩在被领养后的约16年间一直保持的所谓“纯真”，或原初“美德”，从一开始就很难说是一种站得住脚、值得推崇的道德理想，而毋宁说是一种因智性未曾启蒙、主体欲望未能觉醒而导致的蒙昧状态。这种“美德”的维系，实则依赖于一种极为严苛的隔绝式抚养。在密探制定的“生活规则”中，女孩实际是被囚于“顶楼房间”，“仅有一扇天窗”与外界相连，“除同住的老妇人外，不得与其他人接触”，以隔绝“楼下纷纭的世态”对她的任何污染；她的饮食被限制在“极清淡、极节制”的程度，睡眠时间亦被压缩至“常人一半以下”，以此压制其身体的欲望；同时，密探虽允许她在房中“荡秋千”“玩板羽球、投接球以及其他一些适合儿童的游戏”，这看似是关注其体魄的健康，实则仍是在高度封闭与控制的环境中进行有限的身体规训。这种抚养方式，本质上是以强力压制个体的智性发展与现实欲望，从而制造出一种人为的、空洞的“纯真”。因此，保持这种原初“美德”的个体，既无法认知自我价值，也无从承担真正的社会责任。此外，内心充满疑云、缺乏实际行动的“隐形”密探也反映了现实中所谓爱国思想践行者的虚伪和爱国运动的无效。密探主导的道德改良项目起自1748年10月，迄于1754年大选前夕。在项目进行的大约六年时间里，密探作为项目的主导者，除冷眼旁观社会因奢靡风气引发的各种道德问题外，未有任何真正有助于推动改良的举措，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项目未对社会的道德生态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隐形密探》可被视为对“爱国者”运动现实境况的一种“自反性”的映照书写。

显然，相较于《艾俄瓦伊》对“回归初心”理想的浪漫化呈现，《隐形密探》彰显出海伍德批判意识的形成与叙事策略的成熟。这一进步不仅体现于向“初心”“回归”情节在叙事结构上的缺失，也体现于文字基调的转变。在《隐形密探》中，尽管女孩与《艾俄瓦伊》中的公主一样，都为葆有所谓“初心”而身处严密的规训之下，但两段叙事的情感色彩却截然不同。《艾俄瓦伊》中公主的故事浸润着传奇的浪漫与理想主义的色彩，而《隐形密探》中女孩的遭遇则被赋予了一种阴郁现实的残酷。这种基调的转换，通过具体情节的铺陈而变得格外醒目。密探设计的那套严苛的“生活规则”，意图将女孩永久禁锢于“无瑕纯真”之中，却在短短六年后因一次微不足道的偶发事件而彻底崩解。老妇人无意间掉落的一张美少年画像，竟瞬间点燃了女孩心中“性别差异的想法”，导致她永久丧失了清除秘密的能力。叙事在这里并未交代画像的来历，也无意揭示女孩后续的命运，文本的留白反而更加凸显出这场“纯真”实验的脆弱与虚妄。正是通过营造如此强烈的感官反差，海伍德完成了其创作历程中的一次深刻转变。《艾俄瓦伊》中她对“回归初心”思想的虚幻性质缺乏足够反思，到《隐形密探》中，她对这种虚幻性质进行了极为巧妙而深刻的体认与批判。

此外，海伍德思想的深化还体现在她持续关注的女性议题上。纵观其创作历程，海伍德始终致力于为女性在写作、政治等公共领域争取更大空间。然而，细读她的作品便可发现，她对女性处境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承袭时代局限到逐步突破的复杂过程。这一演进轨迹，在《艾俄瓦伊》到《隐形密探》的创作发展中表现地尤为清晰。

海伍德一贯主张女性不应被排除在写作、政治等公共领域之外。在《艾俄瓦伊》中，她将一位公主塑造为主人公。这一设定确实如一些研究认为的那样，可被视为对男性中心主义色彩鲜明的博林布鲁克爱国思想的一次女性主义改造。然而，这样的改造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极为有限。因为它基本复写了当时男性中心主义的主流叙事模式：女性美德因先天不足而更易受到侵蚀，因而必须在权威男性的指引下，女性才有可能解决自身面临的“美德问题”。换言之，《艾俄瓦伊》建构的女性主义“回归初心”叙事，仍未摆脱浓厚的父权底色，特别是它将是否思考性别差异与能否保持纯真直接联系起来的做法。那么，海伍德为何会持有这样一种立场？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当时英国社会将女性的好奇心与欲望视作重大道德威胁的性别偏见密切相关。

这种偏见根植于圣经传统，认为女性的性别意识是其相对于男性而言的“软弱”的根源，也是导致人类堕落、道德滑坡乃至政治腐败的关键。18世纪的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一旦具备性别意识，便会比男性“更易受制于激情的危险影响”；她们在激情的驱使下，往往会滋生出不断膨胀的“好奇心”和欲望，这不仅“对既定的社会规范与等级制度构成威胁”，甚至还可能“动摇社会现状”，并最终导致公共领域的“文化退化”。这也正是女性被彻底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的逻辑基础。此类观念经笛福、蒲柏、曼德维尔等当时一批知名男性作家的反复书写与传播，变得愈发牢固。这一强大的话语传统也影响了海伍德。她在公主“回归”叙事前两个阶段的书写，明显延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一话语传统中的性别偏见。

换言之，尽管海伍德一贯重视女性的社会参与，并常以女性主人公来体现她的这一根本立场，但她的创作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同时代的父权思想合流，《艾俄瓦伊》本质上就并未脱离博林布鲁克的父权思想轨道，也没有真正挑战当时男性主导的价值观。不过，《隐形密探》在处理女性议题时，显然迈出了更具批判性的一步。海伍德借框架叙事中被囚禁于阁楼的女孩形象，对那种人为建构的“纯真美德”进行了深刻的祛魅。这种通过隔绝社会、压抑智识与欲望所强加的女性“纯真”，与《艾俄瓦伊》中公主所经历的浪漫化训导形成了强烈反差。小说以整套规训体系因一张偶然掉落的美少年画像而彻底崩塌为结局，呈现的是一幅饱含人性温度的图景——象征着女性主体意识的欲望得到了自然生长与释放。海伍德不仅批判了将女性隔绝于知识与主体性之外的父权逻辑的荒谬与邪恶，更彰显出她对女性智识能力与合理欲望得到社会认可的深切期望，以及她试图在此基础上重新构想道德改良与国家复兴路径的女性主义愿景。换言之，她批判了压迫性的父权伦理结构，同时更积极地探寻着以女性智识与欲望正当化为前提的社会重构设想。

必须承认，《隐形密探》的秘密杂集仍反映出海伍德所受的时代局限。书中通过“道德改良项目”呈现的多个女性案例，生动地描绘了她们如何因放纵自己的好奇心和欲望而逐步沉沦的过程。比如，拉米亚夫人晚年沉迷赌博，不惜背叛挚友，亲手摧毁了自己虔诚一生的名誉；梅利莎夫人为在宫廷宴会上独占鳌头，不惜设计让好友当众出丑；阿尔莫德夫人追逐时尚成痴，华服穿一日后即弃，更不惜花重金满世界地寻求珍宝妆饰。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固然反映出海伍德尚未完全摆脱将好奇心与欲望视为女性缺陷的成见，但值得肯定的是，在框架叙事这个赋予全书以整体意义的层面，她已开始明确批判那种将压制女性好奇心与欲望作为社会道德改良与国家复兴前提的错误观念。在启蒙时代的英国，这样的批判声音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因为它不仅质疑了当时主流道德话语中对女性群体的系统性贬低，也为重新思考女性在公共伦理与国家复兴中的能动角色开辟了初步的思想空间。

综上所述，在《隐形密探》的筹备叙事中，海伍德不仅延续了她对性别政治的一贯关切，更将这一思考置于“爱国者”运动渐趋式微的历史语境中，对博林布鲁克“回归初心”思想展开了一次深刻反思。她刻意打破了《艾俄瓦伊》中“葆有、失去、寻回纯真”的叙事轨迹，在《隐形密探》里留下了一个止步于“葆有与失去”而再无“寻回”的开放性结局。这一叙事策略的转变，不仅暗示了以无知和蒙昧为底色的“初心”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的虚妄与空洞，也透露出作者对理想主义政治话语的深刻怀疑。更进一步，她以充满反讽的笔调，描绘了密探那注定徒劳的道德改良项目，这一情节揭露了所谓“爱国”美德的践行者在实践层面的无能与虚伪，同时也批判了那种通过禁锢女性智识、压抑其主体意识来维系所谓女性纯真美德的父权逻辑。由此看来，《隐形密探》里那场无果的道德实验，其深刻之处正在于它通过彻底的失败，昭示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出路，这种洞察力无疑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

结语

本文通过考辨《隐形密探》18世纪的接受史料，将其重新定位为影射小说传统中的一次创作实践。这一历史视角的回归，为我们重新审视作品与“爱国者”运动相关的政治内涵提供了新路径。在该书的魔幻框架叙事中，海伍德改写了她的首部“爱国”作品《艾俄瓦伊》，延续了她对博林布鲁克思想的关注，并对其“回归初心”理念作出反思与批判。通过展示无知状态下的“纯真”的脆弱与虚妄，设定密探道德改良项目的失败终局，海伍德解构了博林布鲁克思想中过于简化的二元对立道德观，并揭示出其政治实践的内在困境。此外，海伍德还将这种政治哲学思考与她对性别议题的持续关切相融合。她通过密探对女孩的严苛规训，影射了“爱国者”运动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并批判了那种借压制女性主体意识来维系表面美德的父权逻辑。尽管海伍德的思考仍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但她已然意识到，将女性隔绝于知识与觉醒之外，绝非社会革新和国家复兴的正途。这种隔绝即是海伍德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所处的社会现实。18世纪早期，女性作家因介入政治论辩而招致男性作家群体的强烈敌视和压制，到18世纪中期，她们大多被迫收缩写作边界，转向家庭、情感、道德等当时社会认为女性拥有“特殊权威”的领域。在此背景下，《隐形密探》彰显出寓于时代但又超越时代的创见。海伍德采用秘闻杂集、道德观察等易于被当时文坛接纳的写作形式，看似顺应潮流，实则以迂回的策略重新介入政治论辩，提醒读者关注博林布鲁克“爱国”理念的潜在前提——男性是唯一合格的理性主体，进而揭破以此为前提的革新方案必然与整体性的国家复兴追求存在矛盾。由此，海伍德也将女性问题纳入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哲学视野，为18世纪女性作家在思想领域的贡献添上了重要的一笔。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5年第6期“作品及作家研究”专栏

邬竞越，博士，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长18世纪英国文学、启蒙时代思想史。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英国启蒙时代秘密文学与道德改良运动研究”（22CWW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