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翻译露西·考德威尔的作品，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决定。露西是“80后”作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仅凭这两点，她便成了我从事翻译工作以来距离最近的一位作家。露西从不避讳母亲这个身份，她笔下事无巨细的育儿细节，敏感而深邃的为人母的心绪，常常道出我所不能言。我曾开玩笑地对编辑说，感觉不是在翻译，而是自己在写。这句话实属僭越，但的确是我某些时刻的真实感受。

和中文世界的大多数读者一样，我读的第一篇露西的作品，也是《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这篇小说获得了2021年英国BBC国家短篇小说奖。在露西的作品中，它的确很有代表性：第二人称，细腻的心理描写，一种不断往复叠加缠绕的文字质感……最重要的是，它完美地呈现了露西反复书写的主题，即母亲是一种生存状况。小说写了一位带婴儿的母亲与一个陌生男人在飞机上的邂逅，但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浪漫故事，男女之间的张力具有更微妙的色彩。在飞机上手忙脚乱的母亲渴望平静、渴望秩序，她渴望获得帮助，但又害怕引起别人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场合，女性的社会化程度往往是遭到贬抑的，一位全职带娃的母亲就更是如此，她该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维护自己的存在呢？或者，从本质上而言，如何讲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身处的状况激发了她讲述的欲望。所以我们看到，女主人公对男人讲到了表姐的去世；讲到自己是一名建筑师，尽管职业生涯已名存实亡，但建筑师的训练依然塑造着她的日常生活；她甚至谈到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同时回忆起了那些早早步入婚姻的密友。后来，话题逐渐变得富有形而上色彩：人的善恶问题，生命演进中的“距离”问题，以及人究竟能不能真正改变，跨入另一重境界。很显然，女主人公渴望的并不是简单的闲聊。为了养育孩子，她的大部分精力都游走在生活表面，但她渴望潜入意识深处，与他人建立更有效的连接。这些看似漫无边际的谈话维系着她的自我和自尊，让同为母亲的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切肤之感。

但露西并没有直接越过生活表面的纹理，“他留下看着婴儿车、旅行袋和正在充电的手机，你把哭啼啼的蒂丽托在髋部，去洗手间的水池边刷奶瓶，然后去Costa讨要了一点热牛奶。你本可以自己喝杯咖啡，也该请他喝一杯，但你腾不出手”。她的笔从不回避这些小事，不惧重复，也不惧琐碎。在我看来，这远不是一种写作技巧，这是一种诚实，因为正是这些琐事、这些几可拆分到具体动作的母职日常，催生了观察和认识，甚至催生了写作本身。露西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一直很想要孩子，但也担心这会终结我的创作生涯。没想到的是，反而是母亲身份让我成为作家——任何让你在个人层面上更脆弱的事，都可能让你在艺术上更有分量”。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带着小孩在游乐场度过的时间，在那些不容分神的时刻，阅读和思考犹如探出水面的吸管，让人倍加珍惜，甚至对阅读和思考的渴望都带着一种甜美的色彩。那些看似虚耗的时间，同样蕴藏着丰厚的养料。

露西的另一篇小说《如此这般》，也呈现了普通母亲的日常。她细细描述一个母亲如何观察环境。她或主动或被动地透过孩子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一切：观赏池、金鱼、商务区的餐厅，还有餐厅里排队的人群。她要不停地做出判断和选择，这种对环境的嗅觉近乎动物本能，放大了感官，甚至放大了肢体动作。露西像写行动指南一样，详细拆解如何在餐厅里安放婴儿车和儿童座椅，如何点餐，如何带一名男童如厕。这些琐碎的事在一位母亲眼中无一不显得重大，这是她作为母亲的训练，更是她作为一个人对生存状况的感知。最后，在类似现实和幻想的交叠之处，她弄丢了一个孩子，她精心选择的环境背叛了她，她作为母亲的嗅觉背叛了她。这是一个失败的时刻，充满悲剧意味，人在和环境的对峙中败下阵来——围绕这个主题，文学发展出了数不尽的形式，露西把这个主题浓缩到一位母亲的日常行程之中，同样具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巧的是，这两篇小说使用的都是第二人称。露西是我见过的最喜欢使用第二人称的作家。第二人称使用起来很难，有时也并不讨喜。它不像第三人称那样拥有全知视角，坦然地做上帝，也不像第一人称那样坦然地化身为人物，为自己的一举一动负责。第二人称是一种游离而分裂的视角，时而是叙述者，时而变成人物，常常显得脆弱而自大。但在翻译露西的作品时，我发现，第二人称天然地具有一种女性主义的色彩。它有一种内观的意味，直面脆弱，直接书写人的自我关注。它不假装真理在握，也不是一个笃定的行动者，它保持着开放性，保持着永不间断地自我探索和对话。

露西很喜欢用第二人称描写那些正处在自我建设或重建中的人物，比如青少年，比如新手期的妈妈，尤其是后者，她们正处于一段破碎而震荡的时期，孤独感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在《奉献》中，“你”刚刚结束圣诞假期，和丈夫孩子一起驾车返回伦敦的小家。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这个妈妈都不孤独，她被家人环绕，她的丈夫看上去很可靠，能够熟练地照顾小孩。但是，她一路上的种种遐想却深邃而飞扬，脱离了小家庭的藩篱，宛如独处。正是这第二人称的“你”，帮她从家庭和母职中抽身出来，她一方面回到了自身，一方面又触及到了更广泛的母性：“你想起了所有那些在你体内、在你脑中一闪而过的孩子们：你跟他们从未谋过面，从未亲吻过，从未拥抱过；但你在爱那不可测量的深度和范围内承载着它们。”一个新手期的妈妈可能很少有机会独处，但她需要练就一种内心的功夫，为自己创造出宛如独处的时刻。露西帮她笔下的人物做到了。

露西关注的另一类人是儿童和青少年，其中缠绕着她的私人记忆，也事关生命初始期的迷茫和顿悟。对作家而言，成年之前的记忆永远是一座富矿，它牵系着作家的直觉，那灵性未泯的眼睛常常能发现重大的主题。在露西笔下，那些尖锐、反常、不和谐的瞬间从来都不简单，即便成年之后，人也会一次次重返那些时刻。

比如《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的首篇《阿里阿里哦》，紧凑而克制，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篇。小说仿佛一个记忆切片，我们要靠种种细节才能体察到主人公的状况：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要不停和姐妹争夺母亲的注意力；对灾难有异于常人的好奇，而露西用一处隐笔暗示，他们后来的确经历了一场灾难，失去了小妹妹；他们的母亲是异乡人，喜欢开车带他们探索这个城市，这也是她逃脱繁重家务的方式。在一个儿童的视角中，这一切都是模糊而破碎的，但又处处充满暗示，让人无法挪开目光。未来如同大海灰绿色的雾墙，“巨大、脏脏的锯齿状冰山若隐若现”。这是一种原始记忆，并不确凿地指向某个固定的主题，却蕴含了一个人对生命的直觉。而任何一种原始记忆都是值得记录的，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看到生命丰富的底色。

露西的青少年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她们实现社会化的方式是非常规、非主流的，比如通过结交人群中的异类来探索友谊的本质，借助“陷害”的方式揭穿师生间的权力关系，甚至借助“死”来探索“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露西简直洞穿了青少年叛逆的本质。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篇是《追逐》，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探索艺术的方式是堕落。“我”是一个学习艺术的女孩，在伦敦读艺术学校期间不小心沾染了毒品。于是“我”选择从学校退学，回到贝尔法斯特的家中暂作调整。在“我”的描述中，滥用药品是一次非常偶然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件事，只是因为我们年轻，在读艺术学校，而且时值期末聚会。对我来说，原因也没有任何不同。我无法解释原因是什么，或者为什么会这样，我并没有什么创伤要消除，也没有过奇怪或惊人的想法……”“我”的举动是一种盲从，是融入集体、融入都市文明的投降之举，幻想吸毒能让自己更符合关于艺术的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们一直在谈论柯勒律治，雪莱，还有托马斯·德·昆西，谈论地下丝绒乐队。”一个懵懂的年轻人接近艺术的方式，是拥抱那些泥沙俱下、带着巨大破坏力的因素。幸运的是，她逃脱了，不惜让自己的生命中出现了一段空白。回到家后，她认真观察并参与到妹妹的艺术项目中，发现了艺术简单直白、没有野心、不计得失的一面。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主人公才对妹妹的项目表现出赞赏，大部分时间她只是机械地做着和艺术相关的种种，不时闪回那段痛苦的回忆，前方依然迷雾重重，类似的探索还将继续，还会重复，甚至会贯穿人的一生。

虽然同为“千禧一代”，但露西的成长环境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故事中的未成年人有更开明的父母、更丰富的物质文化环境，面临的选择也更加多元，但关于成长，有一种痛苦是相通的，那就是视角受限的懵懂之苦。人在看到更广大的世界、练就更成熟的心智之前，不得不承受家庭、学校和同伴带来的幽闭而矛盾的氛围，那是一种没有选择的痛苦，人只能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做一些不得章法的探索。或许是为了回应这种痛苦，露西把《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放在了全书的最后，视角变成了母亲，写了她和生病的新生儿在病房里的消磨，以及人在那种情境下对于生命意义的渴求。到了最后，哪怕全部理由都失效，生命依然有可能因为纯粹的祈祷而停留。在这一篇里，那个未来要承受无数育儿之苦的母亲对孩子说：无论如何，请留在这个世界。

刘伟，英语文学译者，译有詹姆斯·索特《这一切》，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狐狸》，露西·考德威尔《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十一个时区之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