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鹖冠子》：道家子书的瑰宝
《鹖冠子》以道家黄老思想为宗，兼及刑名道法、阴阳数术、兵家等学说，书中所谈论政治、军事、人情、法令等内容皆有战国时代的色彩，所存鹖冠子与庞煖，赵卓（悼）襄王与庞煖、赵武灵王与庞焕（或谓庞煖）等对话、问答，亦多涉及战国时代之事，故一般认为《鹖冠子》为先秦文献。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曾著录，其谓：“《鹖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作者为楚人，因居深山，以鹖鸟之羽饰冠，故号鹖冠子。此书的作者虽隐居幽山、衣弊履穿，却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之志。书中涉及的思想内容丰富，宋代陆佃《鹖冠子·序》谓“著书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认为《鹖冠子》本为黄老学派的著作，但在流传过程中，又掺杂刑名之术而成杂家之著。正因为此书与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兵、农、医等家思想常相交织，故可与先秦诸子之书相互参证，堪称子部之瑰宝。
治政之道
《鹖冠子》承袭《老子》“尊道贵德”“道法自然”思想，《鹖冠子·环流》中描述了作为宇宙天地万化根本的大道，循环流转、生生不息、无有穷尽；于其生化流转中，又蕴含有阴阳化育、生物成败之法则，美恶相饰、物极则反之规律。《鹖冠子·度万》提出远自近始、显由隐至、大由小成、众由少积。因此，要重视对事物细微难明之根本的探究；认为法律的制订，不能够败坏天下事、物之性，政令的施行，不能够伤害天下人正常之情与理，将事理、情理作为法律、政令的基础。圣王治世，必循“天则”；“天则”涵盖天、地、人三才之道，天、地、人三才同类相感、同气相求，上下之间相互感通、相互关联。与圣王相反的奸邪小人，任运其私情，芟除其真性，违背天道，悖逆人道，以有为取代无为，致使天地间阴阳之理无从感通。故奸邪小人之小智、小谋足以扰乱正道，这是天下、国家危机四伏乃至灭亡的根本原因。
《鹖冠子》提出治世有五种基本政治制度，并以垂拱无为而天下化成之“皇道”作为理想的治政模式，认为统治者以其睿智把握事物之根本，就可以充分掌握事物变化、发展之规律，从而应对万化、以成就功业。除此之外，还有法天象地、定制治世的“官治”帝道；以仁义教敕天下之民的“教治”王道；因循古圣、先贤旧章而治的“因治”之道；以及背离天道、任用智巧、依靠政令而治的“事治”之道。相较而言，“官治”“教治”“因治”“事治”的价值则依次而递减。《鹖冠子·世贤》中还通过赵卓（悼）襄王与庞煖的对话，提出无论治病还是治国，应“治之无名，使之无形”，即治国于未乱、治人于未病，使国之灾患、人之疾病不能形成气候。
选贤之智
《鹖冠子》认为治世当博选众贤，并探讨了选拔贤才的具体方法，提出选贤重在因任人的不同性情、发挥人的不同才能，这与道家尊道贵德、因循自然的思想相近。《道德经》强调“不尚贤”，而《鹖冠子》重视广泛选拔人才，并提出选拔人才当以贤能、圣明者为重点，还认为统治者选拔、任用人才一定要坚持名实相符、奖罚分明的原则，强调要根据人才所取得的功劳来给予赏赐、权衡其德行来给予恰当的任命；提出德盛则民聚，只有道德高尚方能招致远方之人的真心亲附，而万民齐聚则群英毕至，从而突显了德政与人才的可贵，以及英雄出自人民的历史观。这便于道家思想中，又掺杂有儒、墨、法等诸家的价值诉求。
《鹖冠子·道端》还提出，国家遭遇祸患、大难，就要任用那些武勇之士来处理；若有外交往来、缔结盟约之事，就要任用那些外交辩士来处理；谋划大事、确定行动之纲领，要任用那些智谋之士处理；接待宾客、送往迎来之事，要任用那些知礼、明礼之士来处理；参赞自然天地之化育、统率天下之诸侯，要邀请圣明之人来充任。又如，对那些富有的人，要观察其如何施其财予人，便足以识别其是否真正具有仁爱之心；对那些具有尊贵地位的人，要观察其如何为国家、社会举荐人才，便足以识别其是否真正尽忠于职守；观察一个人耻于不行之事为何，便足以知晓其是否能够行义；观察一个人在面对威逼、压迫之时的表现，便足以知晓其是否真正具有勇气；对于那些处于贫困境地的人，观察其宁守贫困而不贪取者为何物，如此便足以辨别其是否真正的廉洁；等等。
用兵之略
《鹖冠子》作为一部融合了兵家思想的典籍，对用兵之道乃至战争的一般规律有所揭示。书中提出用兵之正道，在于制止那些行为严重背离正义者，并强调：“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也许一百年都可能不发动一次战争，但统治者却不能够因此而对战备有一天的忽视。治理国家一定要将军事与战备放在国事中的优先位置。
《鹖冠子·世兵》中还有“道有度数”“物有相胜”之论，认为大道运化万变，其中有可计量的法度、数理、准则，物与物之间其性可以相生、相克，故善战之人以五行相生、相克之法排兵布阵，以五音相和、相胜之理指导作战。故要在战场死亡之地使自己生存下来，必贵“天权”，要“陈以五行，战以五音”，也即掌握、运用天地自然与人事变化法则，做到“备必豫具，虑必蚤定”，因时而动、应物而变、不主常可，执一以应万，故其战胜、攻克强敌之方法，常根据外在环境之变化而变化，其胜敌之计无有穷尽。
此外，行军打仗还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心。故善于用兵者当谨慎从事之，利用天时以胜敌，相地之宜以胜敌，以赢得人心而胜敌。“兵以势胜”，《鹖冠子·世兵》中还指出，在战场上要主动创造有利时机、乘其势变以胜敌，故明智的统帅总是避敌之实而击敌之虚，避开对己方不利的局势，积极创造有利于己方的作战时机，挖掘、发挥己方之所长，给敌方造成险情、险境，然后乘势而攻之。当然，《鹖冠子》更强调文、武之道必须并用，《鹖冠子·天权》提出“设兵取国，武之美也；不动取国，文之华也”，认为陈兵布阵、以武力攻取敌之国，此彰显的是武略之美；不战而屈人之兵、取敌之国，此彰显的是仁德之光华，二者必须有机结合起来。
《鹖冠子》作为一部跨越千年的先秦典籍，其思想丰富而深刻，在治政、选贤、用兵等方面都展现出了独特价值。《鹖冠子》融合了诸家思想之长，既彰显了道家的自然无为，又吸收了儒、法、兵等诸家的务实精神。尽管历史上对《鹖冠子》的真伪、篇章结构等问题曾有过激烈争论，但随着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等考古发现的佐证，其作为先秦黄老学派重要典籍的地位得以确认。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