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乙巳立冬，五彩缤纷，层林尽染，但见身边一颗高大粗壮的银杏树上，金黄的落叶飘然而落。冬已开始，一年将尽。午后在一处古寺遥望片片黄叶飘落之时，突然接到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张大明先生女儿的电话。看到来电显示，我心里猛然咯噔一下，一种不祥之兆涌上胸间。真是噩耗传来：大明先生是日早上溘然离世。顿时心里涌起无尽哀伤，眼前浮现出先生的音容笑貌。他88载人生跋涉奋斗的历程如电影一幕幕回放，尤其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和研究方面的奉献，如他故乡的涪江，涓涓流淌，风景一道又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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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明先生1937年2月15日出生于四川射洪县丘陵山区的贫苦之家，1963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现代文学研究，1995年到1997年任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当时，分配到文学所就开始参加“四清”运动，随即“文化大革命”，他们被集体下放到山东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进行思想改造，在牛栏山附近的工厂学工，所及与文学研究无关。蹉跎十年岁月，待“文革”浩劫结束，重建文学研究秩序，他才得以组织学术活动，进行课题研究。

认识大明先生，缘起于沙汀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我读大学期间，对现代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开始细读和研究沙汀。那时，有关现代文学的研究史料相当欠缺。许多现代作家，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居无定所，把时间精力用于作品创作，很少写作发表回忆录，作家的生平情况、创作历程的材料公开披露少，史实考据更难见到。1980年9月，笔者向大明先生寻求相关资料时，他随即热情回信，但也表示遗憾：“我手边没有研究沙汀的现成资料，这次黄山会议叫做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工作会议。会后将要搞一、二百个作家的研究资料。沙汀即其一。”

随后不久，我便在位于嘉陵江畔的美丽校园见到了大明先生和李葆炎先生。他俩是为编辑、研究抗战文学专程到重庆收集大后方文学史料。他们四处奔波，那时没有复印机、电脑等科技产品，一切都靠手工，通过手抄、拍照和做卡片等方式收集作家作品和各类原始材料。他们泡在图书馆，在积满尘埃的旧报刊中逐字逐句摘录，在泛黄的手稿中辨析版本源流。全国各地收集积累的丰富原始资料，成为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编纂和思潮史研究的厚实基石。

后来了解到，从新时期文学研究百废待兴的上世纪80年代起，大明先生如他家乡任劳任怨耕田的水牛一样，踏踏实实耕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重点围绕史料整理、思潮梳理，特别是聚焦30年代领域等多方面展开，完善现代文学史料体系，提供核心研究支撑。

大明先生参与组织和独立主持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多类重大项目，研究成果颇丰。他编有《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沙汀研究资料》等等，还编辑周扬、阳翰笙、张天翼、沙汀、徐懋庸、周文等作家的选本，为推出黄山会议确定的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汇集、推动文学研究的正规深入发展，做了筚路蓝缕的工作。

左翼文学是大明先生的核心研究方向之一，他的研究为该领域提供了深刻的学术见解。其专著《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聚焦左翼文学，结合丰富史料对左翼文学的发展脉络、核心主张及历史价值进行深入剖析，助力学界更清晰地把握左翼文学的精神内核。同时，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等作品，完善了现代文学思潮的整体研究框架，搭建起中外文学思潮交流的研究桥梁，让学界得以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文学思潮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从本土视角向跨文化视角拓展。

大明先生的研究还聚焦被忽视或研究不充分的文学思潮，极大丰富了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版图。他所著的《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是七十多年来首次对这两种文艺思潮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著作。该书清晰呈现了这两种文艺的生存状态、活动方式与历史轨迹，填补了此前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对这两个文艺派别的研究空白。《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一书则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编年史”的独特写法，梳理了象征主义自“五四”以来近百年的传播历程。这部著作不仅涵盖文学领域，还延伸至学术层面，既展现了象征主义自身理论的演变，也分析了其传播的外部环境，成为该领域的“世纪之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兼具学术性与工具性的参考。

在作家个案与群体研究方面，大明先生有着独到的评论与贡献。他在文学思潮历史发展背景下，关注左翼作家联盟、文艺群体，分析其组织形态、理论争鸣与创作共性。以笔记体写法，对叶圣陶、李劼人、沙汀、艾芜、萧红、徐懋庸等33位作家进行了多方面的评析，结集成书《踏青归来——读现代文学笔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他巧妙地把叙述、描写、分析、评价结合起来，文笔隽永，风格独特。通过比较方法，既写出了阅读的心得感悟，又挖掘出作家作品的内蕴。尤其是他的语言活泼，语句精悍，通过作家作品比较，论述十分精彩。我在大学执教讲授现代文学和写作期间，常常引用其中的段落讲课，得到学生们的称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大明先生在文学与政治的辩证审视中发现学术意义。他的研究视角以左翼文学为中心，结合史料实证与社会历史批评，既承认左翼文学的政治诉求，也强调其艺术价值，反对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评价。在文学与政治、个体与思潮的互动中建构了一种辩证的文学史观。其成果，为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在历史视野下的复杂面貌提供了兼具历史厚度和理论深度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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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80年代，大明先生严谨沉稳的学术态度和方法对我步入学术研究殿堂起到引领作用。研究作家作品，就必须搞清楚作家的生平事迹，但不能单纯等待资料出现。那时，我经常泡在图书馆，钻进旧报刊杂志堆里，寻找资料和线索，编辑了沙汀年谱，陆续发表几篇论文，同时写信向沙汀提问求助。沙汀当时虽然已年老体弱、精力不济，但就笔者提出的问题却是拨冗及时作答。

1980年，我发表第一篇研究短篇小说的论文《略论沙汀及其短篇小说创作》（《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这篇文章约12000字，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论沙汀的生活经历、文学修养和创作道路的关系。第二部分分析沙汀三四十年代短篇小说创作发展和主题内涵。第三部分侧重分析其短篇小说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一，主要在于他塑造形象、刻画性格的功力和独创性。举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这是文章的重心所在。其二，结构严谨、笔法简练。其三，含蓄和多从侧面描写。其四、善于组织人物对话，驾驭语言的能力出色。第四部分就沙汀短篇创作风格与叶兢耕、刘绶松等专家学者商榷，提出自己的鲜明观点。

1980年，我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幕刚刚重启，作家作品资料缺乏，荒芜十多年的理论评论园地逐渐复苏。在那样的背景下，文章虽然尚显幼稚，但也为沙汀研究领域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文章写成和发表，给了我把沙汀研究深入进行下去的动力，也让我增加了写作文学评论的信心。

1981年暑假，我到安县及其乡镇雎水关、永兴场、秀水镇、塔水镇、苦竹庵、板栗园等地，沿着沙汀当年的足迹，走访了他的寄居点和逃难地，拜望了一批宿老和当事人，收集到大量第一手的鲜活材料。

在此后的研究过程中，经常写信打扰大明先生。有时，遇上问题请教沙老时，沙老也委托大明先生作答。例如，笔者收集和阅读了沙汀几篇写于40年代的小说，特别是散文杂文，有些背景不明白，写信讨教。沙汀委托张大明先生作答。1981年4月7日，大明先生复信说：“你3月23日给沙汀同志的信，他收到了。因为茅公去世，他很伤心，又加公私事务杂沓，他睡不好，没有精神。因此，他托我来回答你。”接着，大明先生写到：沙汀的文章“《向生活学习》带有检讨性质。沙汀同志说：

1944年，何其芳通知我，组织上叫我到重庆。我到重庆后，住50号‘周公馆’。读了一晚上延安整风文献。过后开过一次会，夏衍、何其芳都参加了。只开了一次，即遇贵阳吃紧，我又带着组织上交的任务，经成都回家。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学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写就那样的带检讨性质的文章。所谈没有认真生活，指没有跟工农兵打成一片，虽说在农村，但跟农民接触得还是不够”。他体会沙汀说的意思为：“在那样的环境里首次学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感到兴奋，不是冷静地想了许多问题，因而容易全面否定自己，文章反映了部分生活真实，但又有片面性。”

1981年4月20日，沙汀在给我的第6封信里，首先就谈到关于散文杂文的事：“大明当已向您对一些杂文作了解释，这里我还想请您注意。我有的通信题记之类的杂文，最明显的是《困兽记》题记，有些话是迷惑敌人的，如说我离开故乡愈加远了云云。这是烟幕！ 实际，除四四、四六两次去重庆外，我未曾离开过安县的西南区（主要是雎水），只是抗战胜利时进过两次城，去江油住过两三天。”

大明先生主业研究工作，由于与沙汀同为四川人，母语方言自然地道，被组织安排兼做沙老学术秘书，经常协助沙汀处理各种繁杂工作，耗费许多精力时间，但一贯兢兢业业，从无怨言。

1981年7月26日，我在成都听沙老讲述文学经历，收拾记录本准备起身告辞之时，老人家微笑凝视着我，拿起方桌上的毛笔，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写了“业精于勤”四个娟秀苍劲的字，下面附写“晋东同志正之”。既给予我勉励，又提出警示和希望。

那段时间，一方面沙汀在信中告诫我“来日方长，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不必存一鸣惊人之心”，另一方面又给予鞭策：“成功是从不成功开始的，闻名是从默默无名中得来的。不要只是羡慕别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要学习人家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

1981年9月16日，张大明先生从北京来到我就读的校园，了解学习状况，指明研究路径，在我笔记本上题词勉励：“成功的路虽然很艰险，但对有志者来说，依然可以达到目的地。”

沙老的告诫和张先生的勉励，成为我以后学术研究乃至人生道路的清醒剂和航标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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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云南一所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写作。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要求，为继续全方位研究沙汀的创作提供了条件，在大明先生鼓励和指导下作进一步系统研究。十年积累，十年面壁，十年终于磨出一剑——写成了21万字的专著《跋涉与寻觅——沙汀评传》，于1993年5月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融资料性、文学性、思辨性和学术性为一体，记叙了沙汀艰辛曲折、上下求索的人生历程，多视角地分析了他由乡镇孩子到著名作家的成功原因，系统论述了其60年来各个历史阶段创作的精神成就和审美风格。

特别值得忆念的是，在大明先生的推荐下，我国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当时已届90岁高龄的作家阳翰笙为本书题写书名。沙汀的挚友、作家艾芜为本书题词：“《沙汀评传》的出版，有助于对沙汀及其作品的深入了解。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本评传诚然还有不少需要完善和深化的地方，但从垦地开荒耕耘栽种，到挥汗劳作奉献果实，大明先生见证了笔者辛勤研究这一过程。他在给拙著写的序言中说：

“官晋东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老老实实，广积薄发，打假防伪。他经过寻觅和跋涉，有了一得之见。就写一篇文章，年年有收获，岁岁有提高。凡他发表过的文章，多数都寄给沙汀和我看过。沙汀肯定他，赞扬他，他不沾沾自喜，自鸣得意，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仍然埋头于自己的寻觅；沙汀批评他，责备他，他也不气馁，不却步，总结经验教训，照旧挥汗跋涉。就这样，他登堂，他入室，终于理所当然地跻身于沙汀研究的学者行列；他先发表单篇短文，评论沙汀个别作品，进而认识沙汀全人，探究其全部作品。从人品论证作品，又从作品反照作者的心态和创作历程。由评而传，由传而评，评传结合，创作出有自己特色的《跋涉与寻觅——沙汀评传》。”

这本沙汀评传付梓期间，我由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告辞学府深院，离开文学研究领域，调到了政法系统工作。大明先生得知后虽然感到一些惋惜，但仍鼓励我到新岗位为实现国家依法治国尽心尽力。

2008年春天，我奉调入京后，成为大明先生家的常客。大明先生家位于南二环外的方庄，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居民小区。每次到大明先生家，他总是用玻璃杯泡上一杯青青的绿茶，而自己却喝着白开水。在陋室茶香里听他述说文学春秋。

他多次回忆起在文研所的50年，回顾与反思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他说，有幸在沙汀等所长麾下工作，亲历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重启的历程。那时，工作头绪繁多，时间不够用，每天特别忙。他说：那时候负责和参与30年代左翼文学史料的收集和编辑，选编作家作品文集和小说、散文选集，事情多得不得了。同时，还被分配兼任沙汀所长的秘书。他谈到：“所里没有给任何名分，就叫我为他工作。刚开始我还否认是秘书，不想沾这个光，后来一想，我做的就是秘书工作。1983年沙汀任期届满，离开文学所，调到作协。他跟我说，你还得继续给我做工作。我说，那当然。我就继续为他工作，一直做到将近1990年，他必须回四川为止。”

这期间，大明先生不仅协助沙汀写作回忆录、编辑文集，还代老人家回复书信。他还去邮局帮助寄信收信，陪伴看病就医、药店买药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晚上，经常加班加点开夜车，编辑文学史料，撰写研究论文。在这忙碌中，大明先生在思潮流派文学研究方面，出版了多部书，即《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等。

大明先生最欣慰的，是看着一批批年轻学者成长起来。他总是把自己收集的史料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他们，逐字逐句修改他们的论文。他经常充满喜悦地谈到一些现代文学研究的后起学者，为他们新的研究方法和崭新成果而感到欣慰。

退休后的日子，大明先生依然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狭小的书房里，书桌上、窗台上，甚至床底下，都堆满了整理好的史料和正在撰写的文稿。他辛勤地梳理百年文学思潮的脉络，耗费数年心血整理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料汇编》，填补了多项研究空白。

茶香袅袅，时光缓缓。这十多年来与大明先生聊天，如同经历穿越百年的文学之旅。他的辛劳经历，让我看到了老一辈学者的坚韧与执着；他对研究的热忱，让我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与力量；他对后辈的扶持，更让我懂得了传承的意义。他的研究成果和治学精神，如同这陋室里的茶香，久久萦绕，将会影响一代又一代文学研究者。

立冬之后，银杏叶还在飘落，黄叶也终会归于尘土，但那金黄的色彩不是凋零的挽歌，其种子会在泥土中孕育新生。学术的薪火也会永不熄灭。大明先生用88载人生旅程告诉我们，真正的学者，当以赤诚之心对待学术，以宽厚之心对待后辈，以坚守之心对待理想。冬去春来，循迹踏青。再一次重读大明先生《踏青归来》等著述，深感他并没有远去，他的学术精神与人文情怀，已化作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精神养分。先生学术品格的精神之光，将照亮和启迪现代文学研究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