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追悼呼唤你的永生”——雷石榆与鲁迅
雷石榆曾经饱含深情地成文《鲁迅走上革命的道路》，先在整体性评议中称鲁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伟人”，又按时序从“鲁迅少年时代的爱憎”“从科学转向文艺的爱国斗争”“进一步与反动势力做斗争”“鲁迅从大革命中吸取了教训”“鲁迅走上更光辉的战斗里程”五个阶段复述了他人生中重要的事迹和创作，证明了评价的正确性和可信性。无疑，雷石榆与鲁迅间存在某种特定关系，加以爬梳有助于拓展、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
结缘
雷石榆中学时代就深受新文学影响，留日期间始终关注文事，为多种杂志撰文介绍中国文坛，如“《中国文坛现状论》（《文学案内》1935年10月号），其中报道了鲁迅、茅盾等对世界名著翻译的巨大工作”“去年上海生活书店创刊《译文》，多载珍贵的译文作品，编辑是黄源，主要执笔者有鲁迅、茅盾、傅东华、巴金、胡愈之、胡风等”。鲁迅作品在日本的传播影响了雷氏的文学判断，他谈到有资产阶级自由色彩的杂志《文艺》来约稿，但因为在上面读过鲁迅等人的文章，“便欣然答应，也如期交卷”。
雷石榆1935年底归国，次年2月鲁迅日记有记：“上午张因来。午后得紫佩信。得雷石榆信。下午费慎祥来。寄姚克信。”有人问过“得雷石榆信”是怎么回事，雷氏回答是1935年他被日本当局驱逐回上海时受蒲风所托将一大包诗稿和信转交给鲁迅。又问：“是你去见鲁迅先生，交给他的吗？”雷氏回答是通过内山书店转交的，没见着鲁迅。他后来在回复蒲风之女黄家榕的函中再次谈到：“1936年春，我准备秘密回日本去的时候，想起去冬送书的事，写了封信问及鲁迅先生是否早已收到，并告诉他我即离上海，这就是鲁迅先生在二月间的日记上写的‘得雷石榆信’这回事。但查了那段期间好些月份的日记，未见记收书事，可能因为太忙，漏记了。……既然曹靖华先生要鲁迅先生再弄些《六月流火》寄给他，可证明他已经过目过了。”
又据雷石榆回忆，他离沪返日时亲晤过鲁迅，“这次被放逐仓皇地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先生一面又那么仓皇地离开上海潜回日本去”。他在《假如茅盾先生真的遭难了》一文也表示：“我们的新文学老将（如鲁迅、郭沫若、王独清……）我都在抗战以前先后见过面。”
移居岭南后，雷石榆创作日丰。有学者指出广东的新文学运动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进入兴旺期，“鲁迅播下的种子，经历了十个不寻常的寒暑，此时已在茁壮成长”，受其精神感染的作家创作了一批令人瞩目的作品，如蒲风的《黑陋的角落里》，雷石榆的《1937·7/7—1938·1/1》等先后出版，它们有个共通点：“坚持大众化的道路，以平白晓畅的诗句，高昂的革命激情，反映了烽烟战火的时代风貌，抒发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壮美情怀，给人们以积极的、向上的勇气和力量。”到了昆明后，雷石榆在“文协”主持会务，他不时在文中提及鲁迅。
雷石榆爱好绘画，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七周年创作过水彩鲁迅像。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灰色精装笔记本，录有涉鲁的研究信息，如“鲁迅的阿Q正传的典型，从阿Q形象的真实、统一来看鲁迅艺术的表现技巧，达到高度的形象的调和美”。自1975年至1979年，雷石榆受友人王仰晨委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审阅鲁迅全集注释，雷氏每审阅一册即提出修改意见寄去，持续了数年，经手过的著作共计28种。他曾谈及“义务给外单位看鲁迅著作稿也是勉强挤点时间的”。进入新时期，他在各种场合谈到鲁迅及其著作，这在一些信件中多有体现。
纪念鲁迅
纪念诗文是建构鲁迅形象的关键方式之一，这类写作的持续刊出印证了他在现代文坛的影响力。雷石榆积极参与鲁迅纪念活动，如1939年10月15日咏成《呼唤你的永生——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你死了已三周年了，但你的声音∥却清楚地在书本上叫响，永远叫响在我们的耳朵，传及我们的子孙的子孙。你尖锐的深刻的语言，使仇人感到又恨又痒，使我们感到兴奋快畅！ 你死了已三周年了，但你的精神∥永远像太阳样放射着光芒。你毫不容情地，对仇人报以匕首和投枪；你更以热爱的心肠，指引我们走向光明的前方。你好像并没有死，虽然我们每年今天，用追悼呼唤你的永生。”他曾表示几乎每年都写诗纪念鲁迅。本诗强调已然离世的鲁迅依然影响着现实世界，像明灯一样刺激着生者，给予他们活着的勇气，激励他们追求更好、更有意义的人生和更光明的前方。
1946年，时在中国台湾的雷石榆结识了许寿裳，据其回忆：“我常去看望他。他赠送我一册《鲁迅的思想与生活》，我对照所读过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著作，十分佩服他对鲁迅的深刻了解和真挚的友谊。”是年适逢鲁迅逝世十周年，《台湾文化》杂志第1卷第2期刊有纪念特辑，许寿裳的《鲁迅的精神》、雷石榆的《在台湾首次纪念鲁迅先生感言》等文同时推出。作者认为鲁迅在中国感知到医治人民的身体莫如先医治人民的心而拿起了文学的战斗武器，作为先导者感召青年向腐败的现实搏斗，而历史太残酷，但他没有倒下，即使落入陷阱，还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甚至还以老拳。作者带着敬畏感肯定了在台湾纪念鲁迅的价值：台湾青年尽管熟悉鲁迅，但多从日译本读其作品，希望大家真心研究鲁迅且从本国文字直接熟读。文章写出了对鲁迅的推崇与热爱，对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的真切期望。
转至香港继续笔耕后，雷石榆在1949年香港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会上即席写成并朗诵诗歌一首，它以《人民心灵的救星——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为名登在10月19日《大公报》副刊《文艺》第109期（署名破空），全诗云：
伟大的死者呀！
你一生那么憎恨：
出卖民族
奴役人民的
新式的秦桧，
旧式的希特勒，
以及大大小小的白华。
你不忍看：
祖国的腐烂、
贫困、黑暗，
重重枷锁下的
生灵的挣扎与呻吟，
你放弃了医肉体的药方，
从事救灵魂的斗争；
用你的笔——
坚利冷酷的匕首啊，
奋不顾身地战斗，
你几次倒下，
还紧握着它，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伟大的死者呀！
你多么仁慈，
对同伴与追随者的热爱；
然而你又那么无怜悯地：
用冷眼把时代的废物，
旧社会的可怜虫送终。
虽然直至你死，
你的周围依然是，
黑暗、呻吟、流血，
但你却坚信着
历史的转变，
人民的翻身，
而且已分明听到，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到处发出怒吼了！
真正筑起血肉的长城，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候，
你却已作了周年的古人。
我们打倒了国外的敌人，
今日又把国内的白华清扫了，
解放了伟大祖国的山河，
人民开始做真正的主人，
你，人民灵魂的技师啊，
你坟头的茂草，
已历十三度秋霜，
而这一度秋霜最珣璨，在胜利的红旗下闪动着无限的光芒。
经比较可见，报纸原文与雷石榆全集版本存在异文，如“珣璨”全集本为“绚璨”，且多处标点不一，另外它在全集中标注为刊于《大公报》副刊《大公园》。
雷石榆1950年所撰诗歌《鲁迅仍活着》刊在是年10月19日《大公报》（署名杜拉）：“他的名字∥是旧社会的药方，新时代的灯塔。他医治过无数的∥腐败、卑懦、丑恶……用同情的眼泪，用无奈的叹息，号过祥林嫂、孔乙己、阿Q的脉搏，他们不得不可怜地死去，因为被贫穷与压迫剥夺了生存。他也‘怒向刀丛觅小诗’，为了记下壮烈的血的备忘，用那么深的诅咒，鄙视∥‘城头变幻’的‘大王旗’！ 他的倔强的个性∥有如苏格拉底——临刑的哲人使弟子们∥惊叹那平淡的一句遗嘱：‘我们还欠阿斯克来彼奥斯一只鸡……’而我们的文学导师，直到他无望与病魔的决斗，仍挥动他的笔，号召中国人民∥为革命的统一战线而奋起。正如他所预见的这么一天：帝国主义者终至被击倒，反动政权终至垮了台；人民做了新中国的主人，无数祥林嫂做了劳动英雄，无数孔乙己成了学习模范，阿Q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做了土改的有力干部，赵太爷被清算过了，假洋鬼子下了工厂……”
此诗展现出心灵的舒展和畅快，这股精神力量的焕发源自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已经诞生了，这在其文《新历史的一页》即有呈现，雷石榆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建设新国家的信心与决心。现实心态影响创作，诗歌除了书写对鲁迅的敬悼，也借题歌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为鲁迅的形象塑造附着了新的意义。
援引或研究
雷石榆经常援引鲁迅及其作品佐证己论，这在《文艺一般论》《写作方法初步》两部著作中尤其明显。如他表示人类是需要救治的，而艺术是最好的药剂和滋补品，“鲁迅放弃医学而从事写作的动机，是感觉到中国民族的病弱，与其救治肉体，莫如先救治精神。因为身体即使强健如水牛，也不过是畜生。”他指出文学上的文字既要最普遍化，也要最富有特征；既要有某些阶层共通的语言，不能凭空写出，也要富有地方特色，“《阿Q正传》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也是由于他真实地、正确地把握住中国封建农村没落中所反映的现象。”雷氏主张创作者要认识到文学的目的不在于说明生活上所感觉的现象，而在于从一般或平凡现象中找出意义，并给予形象化的表现，“像鲁迅写《阿Q正传》《孔乙己》那样，在他的笔下，一般人最疏忽的人物和事象，成为最生动、最引人感动的典型。”
类似援引还不时出现在单篇评论之中。如关于人物性格的描写，雷氏指出如果不能把握人物心理、思想和言行的一致性，人物性格就会变得单调呆板，即便是个平常朴素的人，如果把性格特点显露出来，他的灵魂也能活生生地跃动在读者眼前，“阿Q之精神胜利的性格是他消极对敌的唯一秘诀，鲁迅把他这种性格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才成为被记忆及借用至今的‘阿Q典型’。”在写作手法上，雷氏以为写作要注重技术，要“择取特点”，描写环境如此，书写人物亦是如此。
在讨论各种文体时，雷石榆也频繁引证。如关于诗歌的鉴赏，他比较了“五四”前后的自由诗，认为郭沫若和鲁迅大为不同，《天狗》《凤凰涅槃》“极度夸张了个人在民主革命中的英雄主义精神”，而鲁迅有些新体诗“则以理性和机智去迎接战斗”；两人的旧诗风韵也不同，郭诗“带有奔放的外向性”（如《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鲁迅的诗则“带有深沉的内向性”（如悼念柔石等的《无题》）。在剖析陶诗时，雷氏指明鲁迅从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证明陶渊明一辈子未忘怀政治，又在《诗歌之敌》中批判了“反诗歌党”一类道学家对抒情诗人的敌视和诬蔑。雷氏表示艺术鉴赏者的社会实践越深广，越能辨别艺术反映现实的深浅，审美经验越丰富，越能辨别艺术创作技术的不同特点，鲁迅的审美艺术评论就能提供不少宝贵经验。
再如关于小说的论述。雷石榆表示初学写作者最好先学习写短篇，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为榜样。在论及小说结构中的“故事的开始”时，他指出《祝福》是从事件的环节开始的，即中间起点的倒叙连接法；《示众》是从背景的气氛开始的；《阿Q正传》是从事件的契机开始的，即从阿Q到底是何许人这个疑问出发直叙其一生经历。在“情节的发展”上，它们有的从“解”开始，倒叙过去，有的从“动”的某个环节开始，倒叙“结”，然后衔接“动”的下一环节发展到“解”。总之，情节有变化、有冲突，最终启示问题的本质，情节的连接都与主题有关。在“故事的结局”上，鲁迅的小说带有余音（即尾饰），它的作用在于补足根本问题未明确解决而暗示解决的可能性，因此采取了象征、隐喻的手法，如《药》在两位母亲上坟后本可以结束，但结尾又写到：“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叫；两个人都悚然地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这段尾饰极富象征意义，意示“革命的牺牲是不该悲哀的，革命的征程是艰难而辽远的”，也让该场景生起一种凄厉的感觉和气氛。
鲁迅是雷石榆某些研究论文的重要阐释对象。如《关于汉诗与日本民族诗歌的关系》从中日诗歌互相影响的角度探究了两国之间悠久的文化交流，在“中日现代汉诗的历史传统友谊”一节中，作者概括鲁迅的旧体诗造诣极深，语句凝练、意味隽永，打油式新诗幽默挖苦、亦庄亦谐，并列举了题赠日本文化人的《送别增田涉归国》《书赠西村博士》，在后一首的附录解释了西村博士建塔葬鸽的行为有博爱及物的崇高品德，请鲁迅题诗志之可见“日中友谊之深挚，亦足为风范”。
在《日中现代文学在美学观上的同异》一文中，雷石榆指出鲁迅在“五四”以前译介了域外科学和文学，对现代文学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这个时期的创作是反封建反帝的先声，如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写了一名小吏受官僚等级制度的迫害而发狂的可悲命运，鲁迅的同名小说则轰出了反封建的惊雷，将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人吃人的本质曲折地多层次地揭露出来，令人感到愚昧自私的社会群体越发促致民族危机的可怕。鲁迅清醒地痛感到“两座大山”戕害中华民族的严重性，从社会上层到下层盘根错节着愚昧的国民性，要挽救民族危机首先要清除上下自欺自人的劣根性，《阿Q正传》就以漫画化的讽刺笔法刻画了左右逢源、看风使舵的上层人物，以及长期被压榨、被奴役的无产者，即便他们操持精神胜利法也无法挽救糊涂丧生的命运。雷氏通过阿Q的行为、周边人物的反应、他们最终的命运详细分析了精神胜利法的特征，以及它会将个人、群体或民族带向何处。他指出这部小说深刻揭示了被奴化的国民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双重压力造成的。鲁迅借助阿Q周边的种种社会阴暗面展示了这个阶段的民族悲剧性。在审美观上，作品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在多层次结构中点线交叉、形相对照，并以雅俗分明的语言反映了多个阶层人物的性格。同时期的日本现代文学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农民文学、工人文学显示出斗争的活力，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独立的组织，描绘的先进形象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反对侵略战争的，无阿Q这种典型。
检视现代文坛，不少如雷石榆一般与鲁迅关系并不密切，但在文字上、精神上却向他无限靠拢的作家，他们始终将鲁迅视作生活和创作的引领者，积极从鲁迅的人生实践和精神遗产中获取资源或力量，由此也反证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优秀人物或优秀文化所具备的丰赡的继承创新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