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昌达尔姑娘》与佛教
内容提要 印度文学家泰戈尔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两部戏剧《昌达尔姑娘》《昌达尔姑娘歌舞剧》均取材于梵文佛经《虎耳譬喻经》，两部戏剧都讲述了古印度一位低贱的摩登伽女对佛陀弟子阿难一见钟情、求而不得的故事。从文献角度来看，泰戈尔创作剧本依据的是梵文学者密多罗于1882年在加尔各答出版的《尼泊尔梵语佛教文献》的梵本目录中的《虎耳譬喻经》今生故事简介。本文通过文本对比研究，追溯《昌达尔姑娘》《昌达尔姑娘歌舞剧》的梵语佛经渊源；透过泰戈尔对于佛教原型故事的改编、取舍和再创作来探究泰戈尔对待宗教的态度以及对佛教思想的吸收转化；挖掘泰戈尔通过这部戏剧所表达的关于种姓制度、女性平等与思想解放的主张。
关键词 泰戈尔戏剧 《昌达尔姑娘》 《昌达尔歌舞剧》 《虎耳譬喻经》 摩登伽女
印度文学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在1930年创作了戏剧《昌达尔姑娘》。昌达尔姑娘为梵语、孟加拉语、印地语“Caṇḍālikā”的音译，英文拼作“Chandalika”，指印度比较知名的低种姓——旃陀罗的女子，旃陀罗所属的部族叫摩登伽，故在有些文献中昌达尔姑娘也被称为摩登伽女。这部戏剧中姑娘的名字叫做普拉克里蒂，在佛经中直译作“本性”。本文提到的昌达尔姑娘、摩登伽女、普拉克里蒂、本性都是指同一个人物角色。《昌达尔姑娘》是根据佛经《虎耳譬喻经》中的故事改编的戏剧。《昌达尔姑娘》由孟加拉语写成，1933年创作的版本为第一版。之后泰戈尔又于1938年2到3月出版了该剧的改编版，即《昌达尔姑娘歌舞剧》。两个剧本皆由黄志坤翻译成中文，收于《泰戈尔全集》第18卷。《昌达尔姑娘歌舞剧》于1938年3月18至20日在加尔各答“影子”剧场连续公演三天。后来泰戈尔又对该剧进行了改编，并于1939年2月9日、10日在“尊敬”剧场公演。泰戈尔去世之后，舞蹈艺术家为《昌达尔姑娘》编舞的时候，选择的多是1938年《昌达尔姑娘歌舞剧》的诗歌体版本，而非1933年散韵结合的版本。
泰戈尔与《昌达尔姑娘》
《虎耳譬喻经》出自《天譬喻经》，讲述了一个低贱的摩登伽女子爱上佛陀弟子阿难的故事。该故事人物设置充满对比与矛盾，故事情节引人深思又令人动容，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在近两千年间，它经历数次翻译与改编，前后出现了很多版本。目前，故事内容见于《摩登伽经》《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佛说摩邓女经》《楞严经》等文献，其中取材《楞严经》的经过二次创作的版本，在中国的文人墨客之中传播较广，有较大的影响。直至近代，摩登伽女的故事也未蒙尘。1844年，摩登伽女的一部分故事被布奴夫（1801—1852）译成法语。在阅读了布奴夫译本后，1856年，剧作家瓦格纳（1813—1883）创作了一部名为《胜利者》的剧本大纲。在我国，1927年，由庄清逸创作、知名京剧艺术家尚小云主演的时装剧《摩登伽女》大获成功，引发了一阵轰动。
从19世纪到21世纪，佛经《虎耳譬喻经》的研究在印度、英国、日本、中国等国经久不衰。188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天譬喻经》的一个校对本，其中也包含了一部分《虎耳譬喻经》的内容。1952年，穆阔在加尔各答出版了《虎耳譬喻经》的尼泊尔梵文精校本与相关研究著述。20世纪以来，日本天文史研究者善波周、矢野道雄对《虎耳譬喻经》汉译本《摩登伽经》展开持续性研究，辛岛静志教授团队于2015年出版了圣彼得堡藏《虎耳譬喻经》梵文本。周利群2020年出版的《〈虎耳譬喻经〉文本与研究——中印间天文、历法和文学的交流》一书，对《虎耳譬喻经》梵藏汉平行文本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
对于摩登伽女艺术形象与《昌达尔姑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论文。苏美文的论文《情欲魔女、罗汉圣者——摩登伽女的形象探论》，将摩登伽女这一艺术形象在古今中外佛教典籍与小说戏剧中的塑造与演变进行对比研究。苏美文的另一论文《色幻悟道与平等新生：溥绪〈摩登伽女 曲本〉与泰戈尔〈昌达尔姑娘歌舞剧〉人物形象及主题寓意研究》则分析对比了溥绪《摩登伽女》曲本与泰戈尔《昌达尔姑娘》戏剧中对摩登伽女的人物塑造和背后思想主旨的异同点。周茜《清遗民庄清逸与尚小云名剧〈摩登伽女〉新探》一文，紧贴京剧《摩登伽女》的曲本，将曲本内容与其佛经来源逐一对比，展现了京剧《摩登伽女》对中国京剧传统的大胆运用及人物形象的创新。关于泰戈尔佛教思想的研究，国内涉及比较少。胡晓荣的论文《泰戈尔对佛教的接受》聚焦泰戈尔与佛教的关系，分析了佛教元素在泰戈尔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为理解泰戈尔对佛教思想的取舍与化用提供了例证。该论文关注了《昌达尔姑娘》与《昌达尔姑娘歌舞剧》的佛教渊源，但没有深入佛教文献内部进行梳理。
本文试图结合前人的佛学研究和泰戈尔戏剧研究，探讨泰戈尔剧作《昌达尔姑娘》体现的佛教思想。具体来说，本文试图通过《昌达尔姑娘》与《昌达尔姑娘歌舞剧》的剧本文本对比，分析泰戈尔对于人物角色、故事情节、体裁韵律等方面的匠心；通过剧本与《虎耳譬喻经》的文本比较，分析《昌达尔姑娘》的梵语佛经渊源，探索泰戈尔对于佛教所持的观点和思想。
一、《昌达尔姑娘》与《昌达尔姑娘歌舞剧》
《昌达尔姑娘》是泰戈尔晚年用孟加拉语创作的戏剧，最初写于1933年。1938年，泰戈尔对原版进行改编，创作了以诗律写成的《昌达尔姑娘歌舞剧》，并亲自谱曲，且在随后一年间不断修改，最终于1939年定稿。
《昌达尔姑娘》主要故事情节如下：
故事发生在斯拉瓦斯蒂城。佛陀当时就住在阿纳特平塔的丛林里。他的爱徒阿难陀有一天在一家吃完饭返回寺院途中，突感口渴。他看到名叫普拉克里蒂的昌达尔姑娘正在井台上提水。他走到姑娘跟前要水喝。姑娘满足了他的要求。姑娘看到他的容貌，一见钟情。要得到他看来没有什么办法，姑娘只好求助于母亲。她妈知道些魔法，并念咒语，一朵一朵共拣一百零八朵太阳花抛到了火中。阿难陀不能阻挡这种魔力。晚上他来到姑娘家里。他刚坐在祭坛上，普拉克里蒂就为他铺好床铺。阿难陀当时心急火燎。为了解脱，他开始哭泣并请求佛陀帮助。
伟大的佛陀知道阿难陀在非人力量方面的学习情况，他给徒弟念了一段佛教咒语。由于这咒语的威力，昌达尔姑娘的征服能力变得软弱无效。阿难陀回到了寺庙。
《昌达尔姑娘歌舞剧》根据《昌达尔姑娘》改编，两者主要故事情节几乎没有区别，为行文方便，后文的故事情节分析中，如无特殊情况，行文以《昌达尔姑娘》为主，有必要时再提及《昌达尔姑娘歌舞剧》。不过，二者虽然主题情节、文化背景基本相同，但在文体、具体内容表述上还是有很多不同。《昌达尔姑娘》使用韵散结合文体，分为两幕，整体叙事结构为插叙。开头部分直接让普拉克里蒂出场以第一人称进行讲述，随着母亲的问话，普拉克里蒂回忆起与阿难相遇的场景，然后时间回到普拉克里蒂与母亲的对话的现场。《昌达尔姑娘》比《昌达尔姑娘歌舞剧》创作早，该剧通篇几乎都是普拉克里蒂和母亲的对话，阿难只有一小段台词。《昌达尔姑娘歌舞剧》为诗歌体，分为三幕，整体叙事方式为顺叙。与前作相较，《昌达尔姑娘歌舞剧》设置了更多的对比，引入了一些与主线剧情不相关的人物，用以凸显角色的身份与心境。例如，剧作开头描写卖花女等人见到普拉克里蒂后嫌恶的反应，表现女主角身份的低贱；后文又设置了宫使臣来找普拉克里蒂的母亲办事的情节，体现出母亲擅长咒语的能力。其他情节同前一版基本一致，歌舞剧加强了对普拉克里蒂内心活动的刻画。
《昌达尔姑娘歌舞剧》增加了男主角阿难、女主角普拉克里蒂之外的人物角色，因而与《昌达尔姑娘》中单纯的母女对话相较，表现力有所增强。剧作增加的角色如下：一群卖花姑娘、一群卖奶渣小贩、卖镯子小贩、佛教僧人、众女佛教徒、王后侍从、众佛教徒、女主角母亲的众徒弟等八种角色。普拉克里蒂的母亲在其他文本中都没有名字，在《昌达尔姑娘歌舞剧》中名为玛娅，来源于梵语词“māyā”的音译，意思是“幻”。在两部作品中佛陀都没有出场，但《昌达尔姑娘歌舞剧》中增加了僧众，以及赞颂佛陀与佛法相关内容的篇幅。在后世的表演中，穿着橘色僧袍的佛教僧人成为歌舞剧中的一道独特风景。角色众多也使整部剧人物形象丰富，对比鲜明，更能表现剧中的种姓冲突和社会文化。比如，普拉克里蒂希望买花，卖花姑娘憎恨地瞪了她一眼走了，不肯卖花给她。普拉克里蒂希望买奶渣，一个姑娘警告她：“喂，别去碰它！昌达尔姑娘呀！你碰奶渣就坏，你知道这个吗？”普拉克里蒂伸手想从卖镯子小贩那边拿镯子看看，姑娘们又责怪她：“嘿，别碰它别碰它，你是昌达尔姑娘呀！”这些次要角色的语言和动作，鲜明地表现出种姓社会中大众对昌达尔姑娘的歧视，展现了昌达尔姑娘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佛教僧人的唱词则表现出泰戈尔对佛陀和佛教的赞美，例如“正如粮食可充饥，仁慈是智慧根基。善良伟大胜利者，无边知识为居舍。时间最优秀之作，是属于伟大佛陀”。
《昌达尔姑娘歌舞剧》全文使用诗歌体，表演的时候都是唱出来的。《昌达尔姑娘》使用的是韵散结合，表演的时候说散文唱韵文。比如同样是普拉克里蒂给佛陀弟子阿难水喝，《昌达尔姑娘歌舞剧》由演员以如同诗歌一样的唱词表现如下情节：烈日炎炎阿难口渴求水，普拉克里蒂因自己是旃陀罗种姓不敢施水，阿难没有种姓不平等的偏见，说服她施水，喝水后阿难给与祝福，普拉克里蒂从此被阿难求水的举动感动。《昌达尔姑娘》则由她自己向母亲讲述事情的经过，剧本使用的是散文。为了表示阿难的话语对普拉克里蒂内心造成的震动，讲述经过后她又用韵文唱了一段，表达自己的强烈感情。剧本中在这一部分内容前括注了“唱”字，指示这一段用唱韵文的方式来表演。通过上文两个剧本中的施水情节的比较，可知两个版本在文体上选用不同，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受。在文体上选择散韵结合还是纯粹诗歌体，泰戈尔经过了精心的安排。
总体看来，《昌达尔姑娘歌舞剧》虽然与《昌达尔姑娘》主体故事情节相同，但在角色设置、具体情节细节、散韵文的使用上有众多的不同之处。它设置了更多的对比，在文体上选择多角色的诗歌体，而非两人对话的散韵结合。如此改编是为了在戏剧形式上与西方戏剧接轨，从而促成了该剧在全世界的编排和表演。
二、《昌达尔姑娘》与泰戈尔的佛教思想
1861年，泰戈尔出生在加尔各答，他的父亲是印度宗教改革组织梵社的领导人。泰戈尔曾在1884年被父亲任命为梵社秘书，参与过梵社改革。受家庭和早年经历的影响，泰戈尔主张以渐近的方式、温和的手段促进社会革新。而泰戈尔的宗教思想被称为“人的宗教”，强调宗教中人的尊严与价值。泰戈尔认为，人应该以自己的认识为基准来看待宗教的各种思想主张，人不能成为宗教的附庸，也不该因为从众心理而信仰宗教。
19世纪，佛教在印度反封建反殖民的浪潮下呈复兴态势。佛教成为广大底层人民、民主进步人士和反殖民者的精神武器。泰戈尔秉承独立、开放、包容、平等的主张，于1921年在加尔各答近郊创立国际大学。1935年，泰戈尔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佛陀诞生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佛陀》的致辞，在致辞中称佛陀为最优秀和真正伟大的人物，认为佛陀具有他最为推崇的平等包容的人格，以超越种姓、民族、社会、国家、宗教乃至时间的人类真理代言人的形象屹立。泰戈尔认为佛陀的成就正是“人的宗教”的成就，佛陀引导人类走向奉献，为人类带来了精神自由。他说：“我们必须记住，一次伟大的精神升华，也就是佛陀的教诲曾在印度造成的一次对人的尊严的普遍认识，引发了一场长达数世纪之久的运动，从而产生了璀璨的文学，艺术、科学和许多公益成就。”在泰戈尔眼中，佛陀的形象已经超越佛教甚至一般宗教层面的意义。他认为佛陀是第一位认识并尊重人的权利、用自己的博爱和慈悲拯救所有人的先驱，而佛陀所具有的博爱、宽容、仁慈的伟大人格正是“人的宗教”最广延的体现。泰戈尔将佛陀塑造为一座传播博爱与平等思想的精神灯塔，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他自己的主张解说佛学，重讲佛教故事。
泰戈尔从小跟随父亲和专门的梵语老师学习梵语文学，对于《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鸠摩罗出世》《沙恭达罗》等梵语文学作品的情节和诗歌韵律耳熟能详。他在文学创作中时常从印度古代文学或民间故事中取材，进行改编创作。佛教文学同样是印度古代文学与民间故事的一大宝库，泰戈尔也从佛经中取材并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根据胡晓荣的研究，1900年开始出版的故事诗《无上布施》《供养女》《城市中的吉祥女神》，戏剧《昌达尔姑娘》《昌达尔姑娘歌舞剧》《马丽妮》、小说《贤哲王》等均源自佛教题材，其中比较明确的是，《无上布施》与《女信徒》取材于《撰集百缘经》，《约会》取材于《菩萨譬喻蔓论》，但泰戈尔的文学改编舍弃了故事中原本宣扬的佛法以及劝人皈依的主旨，转而着重强调反对杀生祭祀、提倡慈悲及众生平等思想。
《昌达尔姑娘》亦是从梵语佛经譬喻故事中取材。译者黄志坤在《泰戈尔全集》中关于《昌达尔姑娘》的序言中介绍：“拉江地罗拉尔·米特罗编写的《尼泊尔梵文佛教文献》一书中，有一段虎耳献祭的简要描写。本剧的故事情节就是取材于这段故事的。”胡晓荣在《泰戈尔对佛教的接受》一文中，称“《昌达尔姑娘》与《昌达尔姑娘歌舞剧》故事情节取材于拉江德罗拉尔·米特罗编写的《尼泊尔梵语佛教文献》一书”。根据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从1819到184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何德逊一直在尼泊尔工作和收集梵文写本。1828年前后，他把资料收集情况发表在加尔各答的英文杂志《亚洲研究》上。在写本收集背景之下，1882年孟加拉知名印度学家密多罗（1822—1891）在加尔各答出版了一本名为《尼泊尔梵语佛教文献》的解题目录。该书收录了印度孟加拉亚洲学会所藏的85种梵本，大多属于何德逊发现的梵语佛典。密多罗以精炼的语言较为完整地介绍了“摩登伽女故事”，将这一故事编号并命名为“Sárdúlakarṉa Avadána，汉译为《虎耳譬喻经》。该文献写本编号B.17，收录于223页；在标题与故事梗概之间记录了写本的物质载体状况，材质是纸，尺寸为10×4英寸，87页，每页10行；字体是城体，现存偈颂1800个；纪年是1866年；外形残破，散文。何德逊和密多罗是搜集整理梵文写本的先驱，他们的工作促进了国际印度学和佛教学的发展。
密多罗是19世纪知名印度学家、孟加拉社会活动家。《泰戈尔自传》中有多个章节述及密多罗。他曾与泰戈尔一起筹备孟加拉文学院，还曾短暂地担任该文学院院长。密多罗的博学多才和认真工作给泰戈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评价密多罗“可以双手工作，一个人就是一整个协会”。1846年及随后的近50年间，密多罗曾担任亚洲学会的图书馆员、助理秘书、学会主席、学会秘书、学会副会长等职务。1885年他出版亚洲学会的百年史。在亚洲学会著名的“印度文库”系列中，密多罗编辑了14部。在亚洲学会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密多罗针对孟加拉及其他省份、土邦图书馆乃至尼泊尔的梵文手稿全面开展了搜罗、收集、编目和描述的工作。他编纂的若干目录和译作相继问世，并在国内外广受好评，1882年出版的《尼泊尔梵语佛教文献》标志着梵文佛教文献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188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天譬喻经》的一个校对本，其中也包含了一部分《虎耳譬喻经》的内容。据考证，在《昌达尔姑娘》创作之前，泰戈尔所接触或阅读的《虎耳譬喻经》相关文本可能主要为此二者，尤其是密多罗的梵本目录，泰戈尔最有可能通过这本目录了解到这一故事。学界多认为《昌达尔姑娘》的剧本正是基于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创作产生。泰戈尔的文学创作主要完成于1880年到二战前佛教研究的成熟阶段，法国东方学家列维和意大利佛学家图齐曾经受泰戈尔邀请在国际大学教学。正是泰戈尔与上述学者的交流影响下，1954年，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出版了《虎耳譬喻经》尼泊尔梵文精校本。
《昌达尔姑娘》取材于《虎耳譬喻经》，《虎耳譬喻经》则出自梵语譬喻故事集《天譬喻经》。譬喻是用通俗故事作为引子，着重宣说业报轮回的佛经文体，文中通常会讲前世、今生和来世的故事。《虎耳譬喻经》的故事就分为前世和今生两个部分。在佛教文献中，佛与佛弟子的前世故事被称为“本事故事”，是专门的一个故事类别。本文涉及佛教文献、佛教故事体裁的时候，使用“本事故事”及“本事”的概念，在讲述佛和弟子之外的故事时则根据上下语境选择“前世”或“今生”等词汇。
印度国际大学出版的《虎耳譬喻经》尼泊尔梵文精校本中包含了摩登伽女前世、今生故事的主要情节。在今生故事中，僧团随佛陀与阿难到了舍卫城，阿难进城乞食后向摩登伽部族的女子本性求水喝，本性爱上阿难，并求自己母亲用咒术抓来阿难成婚，后被佛陀教化加入佛教僧团。摩登伽部族属于旃陀罗种姓，旃陀罗种姓在现代印度社会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按照《摩奴法论》的说法，旃陀罗源于首陀罗男子和婆罗门女子的通婚，是四种姓之外的外层人。旃陀罗地位低下，被视为“人中最低贱者”和“离钵者”，不得住在村落内，只能流浪，须穿死尸衣并标明身份，吃破盘盛着的食物，以处决罪犯或搬运无亲人的死尸为生。任何奉行正法的人都不得与之交往或通婚，亲近旃陀罗女子的婆罗门即使是无心过失也将失去种姓，如果故意则将沦落为旃陀罗。祭祀时旃陀罗同样不得在场，旃陀罗即使仅在祭祀时看见婆罗门吃祭品，这些祭祀也会被污染，而且会产生反效果。平时若是触碰了旃陀罗，婆罗门必须如触碰死尸一样经沐浴方能清净。一世为旃陀罗，永世为旃陀罗，无改变命运的机会。因此，阿难进城时向本性求水喝这一行为有打破种姓界限的意义。
在本事故事中，佛陀前世为摩登伽王帝胜伽，他想让儿子虎耳（阿难的前世）与大婆罗门的莲花实（本性母亲的前世）的独生女本性（本性的前世）成婚。莲花实百般刁难并考验帝胜伽，但帝胜伽最终凭借自己渊博的吠陀知识与星占知识让莲花实折服。最终莲花实同意将自己的女儿嫁予虎耳。本事故事由佛陀在本性加入僧团后向波斯匿王众和僧众讲述。佛陀言道，因为阿难与本性前五百世都是夫妻，所以如今本性才会对阿难一见钟情，最终本性愿意出家为尼。由此，佛陀平息了本性进入僧团所引起的争议和不满。《虎耳譬喻经》梵文精校本的全本一共210页，用天城体梵文排版，具有完整的现世故事、往世故事和星宿占卜。泰戈尔《昌达尔姑娘》剧本只有现世故事，与前者比内容少三分之二。泰戈尔创作的原本是个故事梗概，只有两页，几百字的英文稿。总体来看，孟加拉语泰戈尔《昌达尔姑娘》故事与梵语《虎耳譬喻经》故事同根同源，但是内容和细节差距很大。
《虎耳譬喻经》中，主要角色之间的笔墨权重相对均衡，没有特别突出某个人物。可以说《虎耳譬喻经》的故事同时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女主角本性，一个是男主角佛弟子阿难。从本性一侧观察，它讲的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女子也能出家加入僧团的故事；从阿难一侧观察，讲的就是一个佛家弟子在修行路上蒙受劫难、经受历练的故事。将两者相结合，便是佛经譬喻文学的永久主题：业力、因缘、轮回、果报。而作为“释氏辅教之书”，必然不会让某个人物过于突出、喧宾夺主，从而遮挡强调业报轮回的佛法主题。通过与《虎耳譬喻经》的对比可见，泰戈尔对佛教思想的取舍极具针对性：他淡化了佛经中业报轮回的核心教义，转而强化了佛教众生平等的精神内核。剧中阿难向低种姓的普拉克里蒂求水的情节，正是对佛陀超越种姓界限理念的具象化——这与泰戈尔在《佛陀》致辞中盛赞佛陀“以博爱和慈悲拯救所有人”形成呼应，也成为其“人的宗教”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直接体现。
作为泰戈尔70岁高龄创作的晚年作品，《昌达尔姑娘》浓缩了他一生对社会革新与宗教价值的思考。从创作历程来看，这部作品延续了他从古代文献中汲取灵感并赋予现代意义的创作传统，与《无上布施》等作品同属于其借宗教故事表达社会理想的创作序列。泰戈尔曾在《东方与西方》一文中探讨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以种姓来举例，他认为“种姓思想是印度的共同思想”，但是他也辩证地看待种姓，“当我们同一个受这一共同思想的印度人接近时，他已不再是一个良心上充分清醒能判断人类价值的完美的人。他几乎是表达全社会思想感情的顺从的工具”。泰戈尔认识到种姓制度对个体的裹挟，种姓制度的建构是一种机械的分类：“显然，种姓思想不是建设性的，它只是风俗习惯。它根据某种机械的分类调整人。它突出人的消极面——与他人格格不入。它损害人们心中完美的真理。”佛教是在反对种姓制度的沙门思潮中创立和发展的。《虎耳譬喻经》中旃陀罗女子普拉克里蒂受到身边世俗力量的压迫，被阿难无差别求水的举动感动，勇敢追求阿难，用自己的行动反对种姓制度。故事中，旃陀罗种姓受到的“不可接触”的制度性压迫（如《摩奴法论》规定的贱业等）与阿难打破禁忌的求水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而前世故事中摩登伽王与婆罗门独生女的身份颠倒更暗喻了种姓壁垒的不合理性。深谙印度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泰戈尔选择这个故事进行两度戏剧创作，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种姓制度的批判性认识和对其消极方面的反对，以及对印度社会平等、妇女解放的期许。
三、《昌达尔姑娘》与泰戈尔女性解放思想
相对于佛经《虎耳譬喻经》原型故事，戏剧《昌达尔姑娘》将重心置于女主角普拉克里蒂（即《虎耳譬喻经》中的摩登伽女本性）的人物塑造上。它在情节上的改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虎耳譬喻经》开头是佛经的套话，“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首先交代了佛陀和僧团所在的地点。而《昌达尔姑娘》剧本开头即是普拉克里蒂的登场，《昌达尔姑娘歌舞剧》剧本开头是一群卖花姑娘走来卖花但不肯卖给普拉克里蒂。
第二，《昌达尔姑娘》剧本没有取用原型故事中阿难被佛陀救护之后的内容，包括本性尾随阿难、佛陀引导本性出家以及佛陀讲述往世故事等情节。剧作在阿难成功脱离咒语与普拉克里蒂母亲死去后戛然而止。
第三，泰戈尔也修改了用咒语迷惑阿难的情节。《虎耳譬喻经》中，母亲原本拒绝使用咒语，在摩登伽女本性以死相逼后才勉强答应。最后母亲同意女儿出家成为比丘尼，并未死去。《昌达尔姑娘》剧本中，母亲原本有些犹豫，而普拉克里蒂用强烈的情感影响了母亲，在看见阿难第二次路过却完全忽视了本性之后，母亲主动提出要使用咒语，最后母亲也替普拉克里蒂付出了代价，在咒语失败后死去。
第四，除了咒语，泰戈尔在剧中加入了“魔镜”这一物品，魔镜在剧情的后半部分起到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比如，在用咒语引导阿难前往自家的过程中，母亲不时提醒普拉克里蒂观看镜子中阿难所在的位置和阿难的状态：
妈：现在你在镜前跳舞，
凝神屏息朝镜中望。
看吧，你看镜子里，
出现了什么样影像？
普拉克里蒂：在镜中，我看到的痛苦形象，不仅是他的，而且是我的，是我们俩人共同的。在痛苦的烈火中，铜与金子一起熔化！
从剧作的名字采用“昌达尔姑娘”就能看出，泰戈尔剧作与《虎耳譬喻经》故事最显著的不同，就是普拉克里蒂是泰戈尔剧作的绝对中心，普拉克里蒂也是剧中唯一形象立体且变化丰富的角色。在戏剧创作上，泰戈尔非常注重语言的优美与抒情性，所以泰戈尔也被称作“印度的雪莱”。《昌达尔姑娘》通篇抒情色彩强烈，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女主角在描述自己的所思所想，剧作的情绪浓度伴随女主角愈发激烈的抒情在结尾处达到顶峰。母亲作为《昌达尔姑娘》的第二角色，在开头作为引子开启了普拉克里蒂的回忆和抒情，在剧情中后期则推动情节到达高潮。而阿难直接出场的情节很少，只有少数几句台词，几乎完全存在于普拉克里蒂的思念与凝望中，主要起到激发普拉克里蒂情感与思绪的作用。
从普拉克里蒂的角度，《昌达尔姑娘》的剧情可以这样理解：阿难众生平等的大爱激发了普拉克里蒂内心的小爱，而普拉克里蒂又从对阿难个人的爱慕中得到了更有价值的启示，领悟了人平等的存在方式，但同时，她对阿难的感情又十分执着和大胆，她不顾一切地追求阿难，最终陷入疯狂和不可挽回的境地，在佛法超越一切欲望和纠缠的光辉面前败下阵来。泰戈尔笔下的普拉克里蒂故事，可以说是一个挽歌式的悲剧。但普拉克里蒂的失败并不是绝望或黑暗的，而是她焕然新生后对自我的证明。普拉克里蒂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她获得灵魂的洗涤与焕新后，有了为自己做出选择的能力，有了跳脱出种姓藩篱的勇气。她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大胆的改造与突围，虽然最终失败了，但这一过程本身已经是一次跨越和突破。由此可见，《昌达尔姑娘》是一部普拉克里蒂个人的觉醒史。普拉克里蒂经历的不光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单相思，更是人格的成长和灵魂的拔擢。普拉克里蒂的蜕变犹如一场献祭，经历了苦难，付出了代价。这样来看，故事中的几个人物在这场献祭中也都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位置，而故事本身也在佛教元素外获得了另一种神圣感。普拉克里蒂是求道者，阿难是留下启示的智者，母亲是在祭祀中牺牲的一方，佛陀是智性升华的终点。
泰戈尔在《妇女与家庭》一文中写道：“创造力的表现凭借感情调节而获得完美的形式。女人生来具有这种表现——她举止中克制的节奏，能创造生活的诗意。她是鼓励男人前进的人，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指导着男人充沛的精力从事文学、美术、音乐和宗教等每种创作。这就是印度女人被说成是沙克蒂（创造力）的象征的原因。”泰戈尔对女性的评价基于孟加拉地区非常流行的女神信仰的传统，即印度教三大派别之一的性力派。性力派的神庙和信徒信奉杜尔迦女神、迦利女神等跟湿婆大神一样具备毁天灭地、创造世界能力的女神。泰戈尔生活的城市加尔各答，有最为著名的迦利女神庙。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泰戈尔支持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广阔天地，找到自己的位置。通过《昌达尔姑娘》这部剧，泰戈尔表达了反对种姓制度，希望社会革新的思想；同时他也表达了对女性解放运动的支持，对女性力量的重视，对普世之爱的推广。
结语
印度有悠久的戏剧传统和丰富的戏剧理论，最早的戏剧理论著作当属定型于公元4、5世纪的《舞论》。泰戈尔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又接受了正规西式教育，他的戏剧创作借鉴了西方的戏剧传统并继承了印度本国的文艺传统。泰戈尔具有戏剧创作的天赋，20岁就发表了剧作《蚁垤的天才》（1881），并在该剧演出时扮演蚁垤。1921年泰戈尔创立印度国际大学后，成立了艺术团，四处巡回演出，为大学建设筹集资金。泰戈尔一生总共创作了约60部戏剧，其中有29部已译为中文，收入中文版《泰戈尔全集》。在泰戈尔的全部文学创作中，戏剧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不仅因为其数量大，而且因为他写的剧本有自己显著的特点。
《昌达尔姑娘》是根据公元4世纪左右梵语《虎耳譬喻经》中摩登伽女的故事改编的戏剧。这部剧舍弃了原作中渲染佛陀全知全能神通无边的譬喻故事特点，却保留了女性施展咒语的能力。女主角普拉克里蒂没有寻找男性帮助，而是与自己的母亲一起努力，跨越种姓追求心目中的爱人，展现了女性的力量。泰戈尔对印度佛教文学传统的发掘和对加尔各答印度学研究的重视，对后续研究和文艺创作有重要影响。《昌达尔姑娘》是泰戈尔佛教思想与女性思想的综合展现。《昌达尔姑娘》与《虎耳譬喻经》在情节与人物塑造上的差别，鲜明地体现了泰戈尔对于佛教的思想取舍。
泰戈尔的家族在19世纪梵社运动中，提倡社会改革，号召废除种姓制度下的婚姻制度，废除印度的寡妇殉葬制度。青年泰戈尔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梵社工作过，受到一定影响。他在青年时期创作过不少以女性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例如小说《摩诃摩耶》《小沙子》《一个女人的信》。《昌达尔姑娘》是其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体现了泰戈尔对于妇女解放问题一如既往的关注。他认为“妇女只有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是改革社会，摆脱束缚妇女的枷锁”。在21世纪的今天，泰戈尔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妇女解放思想仍然有现实意义。正因如此，泰戈尔戏剧《昌达尔姑娘歌舞剧》自20世纪30年代首演以来，便在世界各地长演不衰，直至今日。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5年第5期“作品及作家研究”专栏
周利群，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与梵语文献。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舍头谏”到“虎耳”：汉译佛经天文中的异化与归化》（载《世界宗教文化》2024年第5期）。本文为北京社科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北京梵字文物释证研究”（24DTR073）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