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如果一个学者对阅读失掉了兴趣，那么他的学术生命就到头了
王笛，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的阅读史？比如早期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王笛：小时候在成都，街头连环画铺是我阅读的起点。一分钱租一本，几分钱就能度过好几个小时。那时最爱《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名著，也痴迷于《岳飞》《杨家将》和《铁道游击队》的故事。父亲教我唐诗宋词，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让我第一次向往世外生活。我记得读的第一本字书是高玉宝的《我要读书》。“文革”开始，我9岁，停课期间，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平时闲而无聊，就想找书来读。我曾和小伙伴翻窗进入省文联的书库偷书看。中学时代是我真正爱上阅读的时期，我和四位好友经常交换书籍，一起读完了原版四大名著，也沉迷于普希金、托尔斯泰等苏俄文学。那时背诵的唐诗宋词，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段艰难的阅读之路，塑造了我的一生。
中华读书报：不同阶段您的读书各有何特点？
王笛：在大学期间主要是阅读历史研究专业的书，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史，很少阅读小说和文学作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在美国读博士期间，不过从主要阅读中文的书到主要阅读西方的历史研究著作。这个时期，我的阅读范围和兴趣从中国历史逐渐扩大到欧洲史、美国史和日本史，以及政治学、人类学。2014年，我右眼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以后，医生告诫要保护眼睛，于是我转向听书，这下一发不可收拾，我的阅读量比过去增加了几倍，因为我每天能够把睡觉前后、做家务、散步、旅行等的时间利用来听书。我的读书范围也不断地扩大，从历史的专业书籍发展到文学、哲学作品，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从“三言二拍”到张爱玲的全部作品，从罗素到韩炳哲。这些年我阅读关于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和小说特别多，这些阅读一方面为了消遣，一方面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从那里可以看到很多专业著作里边看不到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阅读在您的史学研究和写作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王笛：我觉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曾经在《历史的微声》那本书里边说道：如果一个学者对阅读失掉了兴趣，那么他的学术生命就到头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要与学术界的发展与时俱进，了解当前国际国内的学术研究发展，否则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只能是闭门造车。而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和现存的研究进行学术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而这种学术对话一定是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的。你感兴趣的领域有哪些新的发展？阅读可以开拓自己的视野，也可以加深自己对很多问题的思考。没有认真阅读的话，很难想象能够与同行进行有效的学术交流。阅读不仅仅是增加自己的知识，同时也是通过阅读别人的作品，来加深自己的思考，从别人的研究那里得到启发。而且我阅读的时候，除了从别人所讨论的问题和使用的资料中接收新的信息，也关注别人的写作。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写得不好，为什么不好。总结别人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写作和表达能力。
中华读书报：求学道路上，身边有哪些人或书对您产生了较大影响？
王笛：在1980年代，那时候完成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城市系统和市场结构研究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在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论文以及以后写《茶馆》和《袍哥》期间，史景迁的故事讲述风格，金茨堡等的微观历史，改变了我对历史的观察和写作。过去，我是从天空来观察一个城市，后来进入到城市内部，观察角度的不同启发了我对历史的新认识。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罗威廉，是研究中国城市史的权威学者，他关于传统中国城市的研究——包括公共领域的发展，对我的学术发展有转折性的冲击。在最近二十年，当我的研究开始从宏大叙事进入日常生活和民众史观这些问题的时候，詹姆斯·斯科特的人类学、政治学研究对我的影响最大，他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弱者的武器”“日常的反抗”“逃避国家统治的艺术”等等，都打开了我的思路，让我从不同的棱镜来看普通人的行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历史。
中华读书报：读书讲究方法吗？或请概括一下您的阅读方法？
王笛：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读书习惯和方法。我认为，阅读专业书籍和自己的研究有关的书籍，与休闲、爱好读书的方法是不同的。比如说在专业书籍阅读方面，由于研究一个课题所涉及到的文献非常多，所以不可能每一本书都从头到尾读完，而一般采用的是着重读那些和自己研究课题有关的部分，而且对自己要引用的或者讨论商榷的内容，随时记录下来。同时，特别注意这些书的出版信息，包括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份以及所涉及资料的页码，以作为征引的注释依据。反之，作为兴趣爱好休闲所阅读的非虚构和小说，首先是听前面的若干页，如果我感兴趣，我就会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听完；如果不感兴趣，就果断地放弃，而开始听下一本书，这些书也不用做笔记。
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
王笛：我好多年没有枕边书了。在没有数字化时代，我一般会有枕边书，每天入睡之前读一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准作为枕边书，一般都是收到的或者买到的新书，先翻一下，如果不感兴趣就很快放下，如果喜欢，就陆陆续续放在枕边读完。后来图书数字化以后，特别是可以听书以后，我几乎不会在床上看书，而是听书取代。但是我还是那个习惯，拿到新书以后，会很快翻一下大概内容。如果我想从头到尾阅读的话，就尽量去找电子书，然后把它们听完。
中华读书报：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王笛：除了个别的经典的和我的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术著作，我一般不会去读那些已经读过的书，我感觉现在想读的书太多了，好书也太多了，读一遍也读不过来，所以在读书方面，我还是非常想读那些没有读过的书。
中华读书报：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王笛：在青少年的时候反复读过《水浒》《三国演义》，长大以后反复读过的有《红楼梦》等等。在进入历史研究领域以后，反复阅读的书不是很多。最近一些年反复听过的书记得有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詹姆斯·斯科特的《六论自发性》和《支配与抵抗艺术》、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以及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叛乱》等等。
中华读书报：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王笛：现在最突出的阅读习惯就是听书，这样零碎的业余时间、做家务、散步、出差的时间都利用起来了。而且我无论是读书还是听书，都可以不考虑环境，无论在多么嘈杂的环境，都不影响我的阅读。所以对我来说，时间地点和时间多时间少，都不影响我的读书。
中华读书报：最崇拜的作家或学者是谁？
王笛：我是比较反对权威主义的，无论是学术权威还是政治权威。所以谈不上对谁特别崇拜，如果说比较喜欢的作家或者学者，我有过直接交往的有人类学家施坚雅、我的博士导师罗威廉、历史学家史景迁等，他们都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学者。
中华读书报：私人藏书有何特点？
王笛：我早期（到美国之前）大量的书已经捐给四川大学了。现在在澳门的书也主要是用作自己的研究，以及出版社和学者所送的书，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特点，也没有什么重点，加上这么些年我的流动性比较大，也不敢收藏很多的书。最近一些年，我自己购买和收藏的书，几乎都和研究秘密社会有关。现在成都方面也在和我讨论成立一个王笛文献中心之类的地方，把我的研究资料和图书集中起来，保存、收藏、开放利用。
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学者，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王笛：我想和卡洛·金茨堡聊一聊，他对我的研究影响很大，但是关于微观历史的一些看法，我和他也有某些分歧。我曾经也在电邮上和他进行过讨论，但是他的年纪太大，也不敢打扰太多。
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王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三本书一定要符合下面几个条件，一是值得反复阅读，二是内容上我感兴趣，三是部头足够大这样能长期阅读，四是要符合我目前的阅读口味，五是我一直想读但没有时间读的书，因此我想带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中华读书报：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学者或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王笛：我想邀请海登·怀特和卡洛·金茨堡。我最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金茨堡与怀特的“战斗”》，主要是讨论他们两人在历史叙事、认识历史、历史方法等方面的分歧。我想听听他们面对面进行讨论，一定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启发，而且一定对当前的历史学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学术研究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王笛：就是不断地思考历史问题，与过去的研究进行学术对话；研究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和所回答的问题，能够和现实社会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学术研究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引起读者和同行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