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01

关于自身

韩松刚：第一次萌生写作的念头，大概是什么时候？

魏思孝：应该是在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有一天下午，实在百无聊赖，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一沓稿纸，回到家后在桌子上郑重其事地开始写。写了不到一页纸，觉得自己的字太丑了，就没有再写下去。我当时想写青春类的小说，就是经常在《读者》《意林》《知音》之类的杂志上看到的描写情窦初开的那种小说。

韩松刚：这种念头的起因是什么？是源于外部，还是来自自身？

魏思孝：一方面，我当时处在对美好情感充满幻想的青春期中；另一方面，我在高中已经开始看小说，有了阅读的经验。任何写作的冲动都源自个人情感，想抒发自己的情绪。

韩松刚：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吗？

魏思孝：在我生长的环境中成为一名作家肯定是不容易的，要有非常广的见识，博览群书，有一定的知识积淀。我身边的人在我有了作家的头衔后，也想不明白我怎么成作家了，学习又不好，语文又不好，字又认不全。到现在为止，我也只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写小说的，其他的文体都不擅长，也写不好。我心目中作家的意义更广泛，他要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还要为公共发声。

韩松刚：你觉得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

魏思孝：对照我的出身和能力，写作带给我名声，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起码比较受人尊重，现在我的收入也都来源于写作。如果我不写作，可能会在附近的厂子里上班。相比体力劳动，我通过写作已经得到不少了。以上都是从物质层面来说，务虚一点来讲，写作让我审视自己的生活，对外界保持着关注，让自己的思维不至于过于窄化。

韩松刚：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魏思孝：最大的困扰肯定是无法把头脑想象出来的文字完全还原成现实，写作是一个减损的过程，而且，本来在脑海中想象的这种文字，不一定是多么优秀的，在还原的过程当中还有减损，相当于又打了一个折扣。归根结底来讲，还是自己的写作能力不足，又很难突破。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就会觉得，外界的纷扰也多，很难达到那种沉浸式的忘我的状态。

韩松刚：那你如何解决这些困扰？

魏思孝：一开始我觉得熟能生巧是一个办法，随着年岁的增加，写作肯定会越来越熟练，但是后来发现，就算写作的时间再长，当你面对一部新的小说，想去表达新的内容，困难还是没办法解决。作家提高的所有方法，都会被归结为四个字，多读、多写。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每次面对一部新的小说，还是要从零开始。

韩松刚：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魏思孝：我这几年最喜欢的是美国女作家安妮·普鲁，反复看她的小说，从中能感受到自己技艺的进步。去年看过德国女作家埃尔克·海登莱希的《背对世界》，对我很有启发。最近我在读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虽然还没看完，但是能感受到有一些新的东西在触动我。喜欢的作家都是阶段性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遇到更有触动的。

韩松刚：哪位作家对你的写作影响最大？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魏思孝：回看自己的写作生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应该是韩东。他的小说风格让我感觉特别舒服。如果做一个对照，就像在看杜琪峰的电影，单纯的艺术性的享受。从2005年在我们县城的新华书店买到他的小说集《明亮的疤痕》到现在大概有二十年的时间，他的写作对我有很多的启发。

除了他的作品本身，还有他的一些文学观念和对写作的理解。比如关于小说写作：“实际上，任何文学都是‘假’，用写实抑或虚构这对概念来衡量小说都比较虚妄。我们可以说，任何小说都是虚构，都具有强烈的主观和文饰色彩。现实主义强调的不过是‘现实逻辑’，这个是需要反对的，在小说写作中只有小说叙述的逻辑，或者以此为尊为大，反常、怪诞都是小说必不可少的因果构造。”他谈到对AI、机器与写作的理解：“机器或许比人类更聪明，更冠冕堂皇，更文采飞扬，但没有毛病，没有创伤，没有‘业’，没有偶然性的介入，其价值还是二流的。哪怕是一只陶罐，手工比机器制造的值钱就是这个道理。当然结局可能相当可悲，我们除了个人印记，一切都已荡然无存。”凡此种种，我吸取韩东的观点，让自己的小说创作更为自洽，这对我很重要。

韩松刚：还有其他你喜欢的作家吗？

魏思孝：现在能想到的有美国的作家雷蒙德·卡佛、理查德·福特，我刚读完《他们之间——回忆我的父亲母亲》。国内喜欢南京的作家多一点，包括顾前、曹寇。还有王小波、刘震云，第三代诗人杨黎、何小竹那一批。我也喜欢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他那种像写小说梗概的节奏我比较喜欢。

韩松刚：你觉得是阅读还是生活本身对你的写作影响更大？

魏思孝：阅读和生活本身，就像表和里的关系。通过阅读，能了解不同的写作手法，寻找一个角度去叙事，提高技艺。但是，如果一个人只学到了这些技艺和皮毛，没有对生活本身的感触和感悟，写作会空洞无物。反之，如果只是有感触，没有好的写作技艺，写出来的东西也可能会打动人，即所谓的质朴。我觉得阅读给我的影响更大吧，我的生活就是普通的生活，如果现实生活更“精彩”一些，我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更有趣，这么说，我应该多去创造“精彩”的生活。

韩松刚：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魏思孝：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比较容易共情别人，但性格中也有很多弱点。比如，脾气比较暴躁，做事不太有耐心。对人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不够宽容。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有一段话，“‘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所以，跟很强的东西、可怕的东西、水准很高的东西相碰撞，然后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自己，只有你面对困境的时候，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和行为，才能让你不断了解自己。

韩松刚：生活中的你和写作中的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魏思孝：写作是观察别人的生活和别人的事情，你会感到自己是一个非常理智和理性，能看透一些道理的人。但实际上，作为生活当中的个体，我们常常处于一种非常茫然和不知所措的状态。你对生活其实没有那么了解，或者说即使了解也未必能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而且作为一个写作者，依据你写出的小说，读者总会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对生活有办法的人。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写小说，你会具有一种神性。也有一种说法，小说其实就是为了处理人性当中模糊的地带。如果把事情都看得特别清楚明白，没有怀疑的态度，那其实没办法写小说。就是因为看到了那么多事情，对生活有那么多表达，想叙述这些事情，才产生了文学吧。

韩松刚：简单说说你的教育背景。

魏思孝：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愚笨的人，学习能力很一般。小学基本是倒数，初中中游。小学、初中、高中，我上的都是很一般的学校，包括大专，学的历史教育。主要还是靠后来自学，喜欢阅读，读文史类的书。我缺乏实用的思维技巧，都是特别感性地去阅读，除了文学，在其他方面我好像不是那么喜欢去钻研。

韩松刚：这些教育经历对你的写作起了什么作用？

魏思孝：我觉得历史对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研究人，喜欢看不同的人在不同处境下怎么样。最近这两年我比较喜欢那种“微型史观”类型的著作，比如史景迁的书，还有沈艾娣的《梦醒子》，最近看唐元鹏的《江南困局》，了解古代一些士大夫的样态。归根结底，过去的历史有很多谜团，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人是怎样生存的。现在写小说，也是想记录当下我们这些普通人是怎么样生存的。

韩松刚：你现在在高校担任驻校作家，教人写作和自己写作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魏思孝：文学不是能教出来的，如果一个人对文学没那么热爱，不愿意写东西，怎么教也没用。如果一个人热爱文学并想从事写作，就是多读多写。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大部分人对文学不感兴趣，但这种不感兴趣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我很想把一些道理、觉得重要的事情告诉学生，但是可能学生这时候并不感兴趣。不过，我觉得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共读那些人类“美好”的文字，了解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共情能力，也就可以了。

韩松刚：我看了你最新的创作自述，你的写作生涯也不那么顺畅，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魏思孝：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己不是一个天才，如果是一个天才，像兰波、塞林格这样的，可能好的东西一写出来，就会得到认可。但我觉得大部分作家的写作生涯都谈不上顺畅，总是有一段学徒期。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年少成名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如果只是天赋比较好，很早品尝到名和利，会错误地认为这样的写作路数就是正确的，有可能误入歧途。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写作者的审美取向很重要，得慢慢建立一种正确的或者说适合自己的文学审美，再去解决一些基本的写作问题，再通过写作实践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再进行修正。和当下或者是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我已经算是运气比较不错的，包括出书、发表，也得到了一些认可。

韩松刚：当写作不顺畅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魏思孝：没有太顺畅的时候。不顺畅也要坐在电脑前面硬写。看看书，通过阅读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和状态。但是写作不可能只依赖灵感。在写作处于困难之中，但依然持续写作的过程中，有超过之前预期的、意料之外的东西，这才算是灵感。

韩松刚：每写一篇小说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是如何构思的？

魏思孝：比如，我这段时间在写一个短篇小说。小说中，一个男人想离婚，他的朋友想参与到他的重大决策中，就让他来住了两天，交流这个问题。但是在写的过程当中，我才逐渐地琢磨到我要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男性的困境，关于婚姻之类。当然，短篇小说有时候不需要太完整的构思，就这样去写，在写的过程中逐渐明晰要表达的内容。写作就像探险，还挺有意思。如果写长篇，还是尽量要有一个完整的构思，但在具体写的过程当中，对每个章节也会进行一些微调。短篇我会注重自己个人的感受，生活当中或者身边比较亲密的朋友的感受。但是长篇会放得离自己的生活远一点，观察其他人的生活。

韩松刚：你基本上都是使用电脑写作，有尝试过手写吗？你觉得这两种方式会影响到写作本身吗？

魏思孝：在写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比较有难度的文章时，我会从手写开始，这样能沉得住心去构思。一般情况下，我写一部长篇，开始的时候会用手写。但是进入状态后，还是用电脑写。手写和电脑写确实有些不同。

韩松刚：你会坚持每天都写吗？

魏思孝：如果进入了写作的状态，比如短篇已经开头了，没有特殊情况，就会每天写一两千字。遇到困难也会硬写。进入长篇的写作，因为跨度比较长，尽量每天保证一两千字的份额。如果外出，只能中断。写短篇和短篇之间，会有那么几天来进行构思，这段时间比较难熬。如果进入状态了，每天坚持去写，倒不觉得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每天完成了份额，自己也觉得很开心。当然了，写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愁眉苦脸，骂骂咧咧，总觉得不满意。每天坚持去写作也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韩松刚：这种重复会让你无聊乏味吗？

魏思孝：单看这个行为，肯定是重复的。但具体到写的内容，每一次写作都会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挑战，需要处理不同的素材。能在这种细微当中，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倒不觉得无聊和乏味。生活本身就是乏味和无聊的，恰恰小说写作，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韩松刚：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专心从事写作？

魏思孝：开始从事写作，二十来岁，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就试试靠写作养活自己。写的过程当中，发现越来越热爱，恰好还能带来收入。我慢慢地也发现自己还挺擅长做这个事情，当然这个擅长加个引号，是相对于做别的，我更擅长这个。写作会让自己投入进去，有那么一件能沉下心投入进去的事情，比较美好。

韩松刚：作为一位专职的写作者，会不会有一种写作上的焦虑？

魏思孝：写作上的焦虑主要来自对自身能力的不满意。当然，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写作者，很难有那种满意的时刻。满意也代表着可能没有太多进步的空间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焦虑，才让写作者不断地提高和进步吧。

韩松刚：如何摆脱这种焦虑？

魏思孝：如果对写作没有追求的话，肯定就不焦虑了。如果没有这种持续的追求，也没有写作的必要了。或者说，你不再热爱这件事情，就不会焦虑了。

韩松刚：你对自己现在的创作状态满意吗？小说创作过程中，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魏思孝：相比过去，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处在比较好的阶段。一方面，我还有表达的欲望，还有新的题材想要尝试，还想要写出更好的东西来；另一方面，也没有过去那种特别大的焦虑了。我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多少会变得从容一点；而且我还没有受太多外界的干扰，保持着一个比较平和的心境。我现在的态度，就是在这种不断写“烂”作品的过程当中，有足够的幸运能写出一部比较不错的。随着年岁的增长，你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就会意识到之间的差距。有时候这种差距靠能力是很难弥补的，只能寄希望于有足够好的运气。

韩松刚：你觉得目前为止，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部？为什么？

魏思孝：从文学的层面来讲，我最满意的肯定是《土广寸木》。当然外界反馈更好的是《王能好》。从小说技艺和表达的深度上来讲，还是《土广寸木》。

韩松刚：在获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之后，你的写作和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魏思孝：知名度提高，受关注了，工作的机会多一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心态上的平和。在接近四十岁的年纪，得到了一个自己很认可的奖，变得更有底气，继续在写作上深耕。虽然写作者经常会讲外界的评价不重要，实际上，外界的认可会让写作者保持一个更加健康的心态去写作。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心态会失衡的。内心有对名和利的渴望，如果还没得到，如何去讨论淡泊？

韩松刚：获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魏思孝：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奖金对生活上的一种帮助。其他方面的话，我觉得该写什么还是要写什么，不会说得了这个奖就不想写了，或者变得更有能力去写。对外界来讲，熟悉你的人还是认可你写的东西，不熟悉你的人会因为你得了这个奖以后，觉得你变得厉害了。其实放长远来看，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这只是阶段性的。

韩松刚：你最想拿的奖是什么？

魏思孝：只要是公正、公平又权威的奖，我都会非常喜悦，就算奖项不太有知名度。当然，若考量各方面的利益，肯定是诺贝尔文学奖。

 02

关于小说

韩松刚：下面我们具体聊聊你的小说。这一次，我集中看了六部，《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沈颖与陈子凯》《土广寸木》《时运》。我觉得每一部都有自己的特色。你会回看这些作品吗？

魏思孝：基本上在出版之后会翻一翻，但是很少仔细看。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看，写得好的地方，写得不好的地方，也就那样了。

韩松刚：你觉得自己的小说创作有变化的脉络吗？

魏思孝：肯定有，大概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注的题材，从最开始关注小镇青年，自身的心情和状态，包括同龄群体，到后来开始写《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主要关注农村。另一方面是写作手法和技艺的提高，能越来越精准地去表达一些事情，不像过去，只是追求一种文字上的顺畅。

韩松刚：你觉得你现在的小说和早期的小说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魏思孝：早期的小说各种问题太多了。最大的变化是写得更好、更讲究了。但是现在的写作状态肯定和二十多岁那时候不能比。那会儿只关注情绪的抒发，写起来更有快感，没有太多的思想包袱，现在可能在意的东西多，进步了之后，会将各个方面考虑得更全面一些。

韩松刚：这种变化是自觉的还是无意识的？

魏思孝：还是自觉想去改变的，不满足于过去的写作。隔几年就会有一种这样的状态。从2010年左右开始写小镇青年，到2017年左右，感觉陷入了重复，又写到了2025年，乡村题材也写了很多年。虽然中间也涉及情感题材的变化，但主要还是写乡村题材。现在也想要有新的选材上的突破。

韩松刚：你的小说中，有虚构的内容，也有非虚构的内容，你是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魏思孝：人类学学者箭内匡有一段话，大意是，“事实”虽然是臆断、偏见的对立面，却不见得是“虚构”的对立面。“虚构”是现在进行时，而事实是过去分词。虚构一直朝着各种可能性展开，而事实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强行截断、记录下来的东西。

这也是我想表达的，且更准确简洁。写小说对我来讲是一种对过去生活的审视，也是一种梳理，从中我更能感受到时间的力量。以写小说的心态去创作，即使用了一些真实的人物素材，在写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意识往虚构的方面去写，添加很多东西。以非虚构的心态去创作，虽然不了解人物和素材，在写的过程当中，也会尽可能去接近现实的真相一种。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动机。

韩松刚：你怎么认识你和“淄博”“南京”两个地方的关系？包括生活中的和小说中的。

魏思孝：淄博是我出生和生活的地方，小说素材和人物多来源于此。从文学上来讲，南京更像是我文学的家乡，我喜欢的很多作家是南京的，小说中有关于南京的一种气息。南京人的口头禅我觉得很直接，也很可爱。娄烨电影里边的南京我也很喜欢，比如《春风沉醉的夜晚》。

韩松刚：早期的小说中，很多背景都是旅馆，是故意放到这样一个空间中去展开吗？

魏思孝：我有那种住旅馆的经历，一晚三四十元的小旅馆。旅馆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意象，是会发生故事的地方。它代表着孤独和寂寞。陌生人聚集的地方有利于故事发展。但我几次住旅馆的经历都不是特别友好。一方面是我当时的状态不太好，另一方面是住的大通铺环境比较恶劣。再者，身处外地自己的心境也很悲伤。

韩松刚：你的小说中，弥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为什么如此迷恋“死亡”叙事？

魏思孝：二十来岁的时候频繁写到死亡的情节，主要是表现年轻人没有希望。一个内心柔弱的年轻人，难以融入社会的时候，最温和的反抗可能就是自我毁灭。后来频繁写到乡村，乡村是熟人社会，死亡就在身边，会频繁知道。有些读者不太理解为什么我写的农村那么多死亡，因为是熟人社会。一个大的社区，上万人，死亡肯定也频繁发生，只是在那种互不相识的环境下，你不知道有人死亡。

韩松刚：除了这种死亡的缠绕，还有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会影响你的小说创作吗？

魏思孝：这种无力感是每个人都有的，可能每个人的对待方式不太一样。我们不可能都心想事成，我们都会面临爱而不得。写作者有时是生活中的弱者，会着迷于这种无力感。生活中的强者面对这种无力感会积极改变。我比较着迷于个体的无力感，或者是在困境当中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韩松刚：这种无力感可能也是人在这个时代的一种处境，你觉得呢？

魏思孝：也未必，无力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并不是说当下这个时代让人感觉无力。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吧。

韩松刚：你觉得通过写作能够摆脱这种无力感吗？

魏思孝：在生活当中很无力，但在写作当中能操控人物的命运，会觉得有能把握的东西。写作不需要和别人进行团队协作，是可以凭自己完成的一件事情，不管这个小说好坏，都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韩松刚：你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是重复的，是有意这样设计的吗？

魏思孝：乡村题材当中的一些人物，他们原型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不同的小说当中出现。短篇小说有些人物名字一样，一方面是为了省事，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他们的状态很相似。

韩松刚：这些人物虚构的多，还是从生活中截取的原型多？

魏思孝：有些有原型，有些有一个参照物，好多人物的原型汇集到一个人物身上，又不同于这些原型，这些原型只是提供了一个外观、性格的参照，人物并不是完全照搬于现实。

韩松刚：我觉得你是一个小说结构意识特别强的作家。是这样吧？

魏思孝：我对小说的理解就是，掌握到的素材需要一个合适的容器放进去，这个容器就是小说的结构，用什么结构去盛放这些素材，让读者能读下去。是用罐子去装，还是用盆儿去盛，还是用花瓶去装，方式不一样。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一定不要形式大于内容。只有一个好的结构，内容空洞无物，这样不行。还是需要形式和内容相得益彰。

韩松刚：这种结构意识源于什么？

魏思孝：我觉得主要还是和自己的审美、阅读有关，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不是那种从一开始读那么多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的作家。对我来讲，文学启蒙是从王小波还有第三代诗人开始的，他们就不太注重于写作的条条框框，注重随性。从个体来讲，我肯定不喜欢那种循规蹈矩的叙述，在意外在的形式。

韩松刚：你的每一部长篇，结构都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来处理？可以举例来谈一谈吗？

魏思孝：还是刚才说的，形式和内容要相得益彰。写《余事勿取》的时候，以罪案作为一个核心连接的点，把人物的最后三天写出来。写《王能好》，是写完每个章节后，觉得还不尽兴，在下边又单独写了一个人物小传。虽然王能好是主角，在现实生活当中，那些分岔出去的人物也值得记录。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当中的主角。

韩松刚：你怎么认识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

魏思孝：现在我们对小说结构的认知和之前也不太一样。过去我们认为一部长篇小说要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脉络和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拿《土广寸木》举例子，它结构松散，每个章节的主题不一样，不像过去那种有串联下来的主要人物。但是，它是在村庄的统一主题之下写的。每个作者在处理新的小说主题上都会有不同，结构要跟着主题走。

韩松刚：和叙事方式、表达内容比起来，你是不是更加在意长篇小说的结构？

魏思孝：确定了一个整体的结构之后，怎么去描述素材呢？这又产生了叙述的方式问题。我觉得叙述方式最重要的是保持逻辑的连贯性。我更在意写作的切入点，从哪一个角度叙述，怎么能达到结构和内容的相得益彰。这个很重要，也比较消耗精力去构思。

韩松刚：从结构的维度，你最满意哪一部作品？为什么？

魏思孝：目前来讲，更满意《土广寸木》的结构，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处理了一些我思考了好多年的主题，比如怎么写春节，我以农村过年发放大米、花生油等福利作为切入点。《混子》这个章节，以一个农村厂房的变迁串联起来二三十年中这些人物的命运。到了下半部分，以一年十二个月为章节，描写一个村庄的变化。

韩松刚：你觉得青年作家应更注重内容还是在意结构？这是两种不同的写作路径。

魏思孝：一个年轻的写作者一开始肯定更注重形式，觉得先锋、时髦，他还没有积累出足够的内容，需要以形式先声夺人。但随着写作的深入，会发现只注重形式会让小说显得大而不当，内核是虚弱的。重形式还是重内容，的确是两种不同的写作的方向。

韩松刚：你的小说基本以小镇和乡村中的普通人物为中心，会觉得单调吗？

魏思孝：单调，但是没办法，每个写作者所熟悉的生活和群体很难改变。我也很想写官员这个层面，但是我对官场不了解，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非常浅的。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现在还是考虑在擅长的领域写得更好一点。不能什么都要，什么都要，结果就是什么都处理不好。

韩松刚：想没想过写一些乡村、小镇之外的生活？

魏思孝：最近这两年考虑写一下县城，毕竟从农村出来，在城市生活了十来年，在慢慢寻找一种表达方式。

韩松刚：你怎么看待你小说中对“爱情”的书写？

魏思孝：其实和个人的欲望、情感都有关系。男作家和女作家在这方面探讨的维度不太一样。但是目前来讲，我处理不太好。我关注的人的状态，更重视生存这个方面，在情感方面还是比较薄弱一点。

韩松刚：你觉得在你的小说中，“爱情”还有意义吗？

魏思孝：有意义。小说归根结底是人学，研究人的情感，在所有的情感当中，爱情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韩松刚：对于乡村生活，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魏思孝：第一，乡村生活肯定有很多不便，物质上的不便。第二，熟人社会会有一些外界的干扰。我还挺适应在乡村生活的。我本身也不喜欢热闹，这种熟人社会，大家从小就认识，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相处起来相对比较简单。最主要的是，我也不是那种特别在意外界看法的人。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受，作为一个写作者，有这样的一种环境，能去固定观察一些人的生活轨迹，其实挺有利于写作的。

韩松刚：在小说中，你如何去表达、传递这种感受？

魏思孝：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粉饰，也不刻意猎奇，有什么样的感触和感想，提炼、抓取出来。我本身也是村民的一分子，带有我个人的真实感受。

韩松刚：你觉得自己笔下的乡土生活和同时代作家的乡土生活有什么不同吗？

魏思孝：从根本上来讲，这几十年乡村生活的变化，主要是外在的生活条件上的变化。从人的精神世界或者内心来说变化其实不太大。人还是那样的人，不仅是乡村，我们同时代整个社会也一样，物质条件提高了，但是人没有多大的变化。不同主要源于不同的作家关注的视角和内容有区别。

 03

关于这代人

韩松刚：中国的乡土小说传统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魏思孝：我确实没有系统性看过乡土小说，但是鲁迅写的祥林嫂，我觉得是一个很有代表性又普遍存在的女性形象，还有阿Q、闰土等，鲁迅很早就梳理出了典型的中国人的形象。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也特别喜欢，很深刻。这些喜欢过的小说和作家会一直影响着我。

韩松刚：传统文化对你的小说影响大吗？

魏思孝：我不太清楚传统文化指哪些方面。但是作为山东农村成长起来的一个人，肯定带有一些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印记，在小说创作当中肯定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些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在小说技艺层面，我主要还是受一些国外作家的影响。

韩松刚：作为在流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你怎么看待你的小说和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

魏思孝：流行文化也有经典的作品，畅销小说或者严肃文学，都会有好的方面。如果一部小说在短时间内特别受欢迎，肯定是它暗合这个时代人们的情感。我觉得不管是流行的还是严肃的，只要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优秀的方面总是有共同之处。当然，我不会以考虑读者、获取读者为首要的创作目的，不写那种迎合的通俗小说。但同时，也渴望自己表达的内容能得到更多的读者。这说明你的东西和当下这个时代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如何去把握时代的脉搏，写出一部有影响力的、经得住考验的、文学性高的作品，确实不太容易。

韩松刚：你觉得这种流行文化对写作的影响利多还是弊多？

魏思孝：主要还是写作者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像周杰伦的流行音乐，我也喜欢听；一些保持基本品质的商业电影，也爱看。这谈不上对写作的影响，是两个不同的维度。而且更多时候，如果以写作来看待这个世界，流行文化也是素材和描写的对象。文学特别包容，万物都可以成为素材，主要看怎么运用。

韩松刚：你会关注同代人和同时代人的写作吗？

魏思孝：关注是肯定关注的，但更多是想了解大家都怎么写。我正处在一个上升期，主要阅读那些更能影响到我，能带来启发的作品，比如一些成熟的经典。对同代来讲，有时候会看看大家如何处理一些素材，或者他们关注的是哪一方面。

韩松刚：你的写作会受他们写作的影响吗？

魏思孝：我会受一些触动自己的文学作品的影响。这里当然包括同时代的一些作家，也不局限于同代人。前面我提到的韩东、曹寇，属于同时代。再过去一两百年，回看我们这个时代，生理年龄差二三十岁也会被归类为同一代人。

韩松刚：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和这个时代是一种什么关系？

魏思孝：一个写作者，不论身处哪个时代，都会描写和体现这个时代的一些特征。我们与这个时代是相互依存的，时代提供我们表达的冲动，同时我们的写作在这个时代也受到一定的关注。没办法假设在其他时代会怎么样。如果放在民国，可能我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更谈不上写作了。

韩松刚：小说写作还有能力回应这个时代吗？

魏思孝：小说肯定有能力回应这个时代，其他艺术形式也在回应这个时代。主要的问题是，会不会产生经典的艺术作品，能把这个时代特别精准地表达出来，留给后世作为参考。比如我们这个时代会有《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出来吗？我们考虑的应该是这个问题。

韩松刚：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写作？

魏思孝：我写作差不多二十年了，觉得还是在学徒期，能明显看出自己在慢慢进步，写了一点东西出来。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有些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回报没有那么好。如果想了解当下这一二十年乡村的生存状态，从我的小说里还是能比较直观地感受到。

韩松刚：你对自己未来的写作是否依然保有信心？

魏思孝：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对未来很有信心，那时候无知无畏，盲目自大。但随着写作越来越深入，会越来越没有信心，感觉和那些大师们差距越来越大了，就保持谦卑，只是在这个状态下写吧。

韩松刚：你觉得“80后”写作能否形成自己的风格？

魏思孝：肯定形成自己的风格了。我了解到的一些“80后”作家处理的题材、文字风格都不太一样。只是没有全民性的，类似余华这样的被大家广泛讨论的作家。

韩松刚：你觉得“80后”作家的优势和不足都有哪些？

魏思孝：优势就是年龄上的优势，三四十岁，未来还有可能再写出新的东西。一些前辈作家已经到了创作晚年。而且部分中国作家思维比较固化，我们还是保有这种可能性吧。不足不太好说。

韩松刚：“80后”作家能给这个时代留下什么？

魏思孝：每一代的作家都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作品能不能留得住。如果没有文学作品来反映这个时代，没有留下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就很遗憾。从长远来讲，这不是“80后”作家的问题，整个“50后”“60后”“70后”“90后”“00后”，一个时代的作家，都要讨论能留下什么。而且不是当代的读者能决定，要看后面的读者买不买账，后世的读者不买账，也没用。

作者单位：

韩松刚  扬州大学  江苏省作家协会

魏思孝  山东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