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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科学”的话语史上，1915年是一个有意义的年份。经过两大现代传媒《科学》和《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同时调用，“科学”十分醒目地亮相登场，从此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当年的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未来这两大传媒在社会思想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而“科学”的出场又是何等的重要。

1915年1月任鸿隽在美国创办《科学》杂志，“科学”第一次成了现代传媒的醒目之题；大半年之后的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科学”的意义被理直气壮地写入了刊首公告，虽然它并不是第一次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关键词，但“科学”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文化讨论的核心概念应该与这样隆重而密集的出现有关，它此后的命运也来自于这两大杂志的传播方式。

现代意义的“科学”理念为中国所接受并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一般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明徐光启、李之藻通过传教士所接受到的西方自然科学的概念。中国语言中虽有“科学”一词，指的却是科举之学。1607年，徐光启翻译利玛窦《几何原本》前六卷序言，取法《礼记·大学》中“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以“格致”这样简约的词汇译表Philosophy。Philosophy、Science在西欧属于同义词。以后，清代来华西人编著的语言辞典和科学知识读物都将“格致”对译Philosophy、Science或Natural science，1866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为学生编译《格致入门》，相当于今天“科学入门”之谓。1874年，麦华佗、徐寿、傅兰雅(John Fryer)等筹办上海格致书院，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中西合办、传授自然科学新知的新型学堂。1876年，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月刊创办，后改为季刊，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宗旨的科学杂志。数年之后的1882年傅兰雅开始编译《格致须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套由专设教科书机构专为学堂学生教学而编撰的新式教科书。1886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翻译赫胥黎《科学导论》作《格致总学启蒙》。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格致也成了中国学人对自然科学的称名，在《皇朝经世文三编》中，“学术”纲下“格致”已经单独成目。1886年京师同文馆设“格物馆”，1898年改称“格致馆”。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规定“格致科”为分科大学的八科之一，以下再细分为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六目，“格致”之学就此规范化。“格致”还差点成了晚清最重要的考试制度的科目，王韬、郑观应还曾建议科举考试增加“格致”。

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科技史家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考证，早在明治初期，日本学者就已经把德语的Wissenschaft一词称作“科学”[1]。就在上海格致书院成立的1874年，英文的Science也在日本被译为“科学”，意思是“分科之学”。此后，中国学者也陆续使用，至少康有为1897年编写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一书中就出现了《科学入门》与《科学之原理》。不过，据金观涛统计，直到1906年，“格致”和“科学”还是混同使用，严复1897年开始翻译《原富》，“格致”与“科学”并用。1905 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无论是海外革命派、改良派，还是国内从事新政和推动立宪的绅士，纷纷采用‘科学’指涉 science”[2]。

到1915年，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特别是域外教育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科学”理念的意义，《科学》杂志的创办人和《青年杂志》的创办人都是如此。任鸿隽先是于1908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又在1913年考进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1914年6月10日，他和留学康乃尔大学的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等多名中国学子相聚商讨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决定募集资金，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科学》杂志。1915年1月1日，《科学》创刊号经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编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国内正式印刷发行。当年夏天，中国科学社宣告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任鸿隽被推举为董事会会长。由任鸿隽参与撰写的《科学》发刊词满怀时代的忧虑，以追赶欧美的文明之盛为指归：“愤时之士，进不得志于时，退则摇笔鼓舌，以言论为天下倡。”“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倖焉。”“抑欧人学术之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科学者，缕析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䚡理可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3]。这里的感时忧国的情感和愿望与大半年之后的《青年杂志》如出一辙，标示着 “科学”之年的到来，其背后的语境自然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强盛的迫切愿望。

与任鸿隽类似的是，陈独秀走出旧式科举，已经接受了新式学堂的教育，还几番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弘文学院（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成城学校陆军科、东京正则英语学校等求学，浸润于现代科学教育的体制中，他与朋友创办《安徽俗话报》，依托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发行，可见“科学”当时已经是出版传媒业的一个基本用词。创办《青年杂志》之前的1902年，陈独秀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在两年后创刊的《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多篇《地理略》，介绍中国和世界的地理状况，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抨击风水迷信及其他陈腐的陋习。他还开辟“地理”“博物”“卫生”“教育”等栏目介绍天文、地理、生理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从第8期开始，连续设立“格致”专栏，以“益智启蒙问答”的形式普及一些天文、气象知识。这都表明，作为编辑和文化人的陈独秀，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已经成为了他的基本素养和追求。

二

不过，与康奈尔大学具有严格的自然科学专业背景的留学生比较，陈独秀对“科学”的兴趣主要还是混同在其他广泛的国家情怀和时代关切之中，这决定了《新青年》创办之初他对科学的传播方式，也决定了他的理解方式，而我们更关心的则是这样的理解方式对新青年一代的“科学观念”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或者说在当时和更遥远的未来可能会留下什么余绪。

1915年，以中国科学社同人为依托的《科学》表现出了很强的学科专业性。《科学》杂志一诞生，当年12期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对当时自然科学各门类的介绍，知识普及的意图十分明显，例如平面数学、生物学概论、森林学大要、电学略史、近世纯粹几何学、近世宇宙观、质射性元质概论、分子内擦力、伦得根射线与结晶体之构造、化学元素命名说、光之速率、演绎法纠谬、军事医学、天演新义等，也有一些具体学说和工艺技术的介绍，如永动机、照相术、三合土的制作和用法、海底水雷、街道工程、防御水患工程、化学于工业上之价值、分子重之测定法、菌类鉴别法、爱迪生蓄电池等。

1915年的第1卷第1号《青年杂志》从《社告》到陈独秀置于刊首的《敬告青年》都十分清晰地宣示了它对“科学”的高度推崇。《社告》声明：“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4]。这个表述很有意思，它至少表明在《青年杂志》的主持者眼中，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已经就是“研习科学”了，或者说“科学”成了当代青年生活的基本共识，而这一共识才是“本志”与读者开展对话，进而传递思想的前提和基础。接着，在开篇那气壮山河的《敬告青年》中，陈独秀以宏大视野从中国和世界格局说起，而其中给人最大的启示也来自“科学”，科学的视野和科学的比较。 “敬告青年”就是对如何承担这一国家进步的历史使命的要求，他提出的六大要求，最后又落实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在陈独秀看来，“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5]。

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从总体上看主要是讨论政治文化的大问题，但几乎每一篇论述的字里行间都包含着科学思想依据。《敬告青年》之外，是陈独秀对法国文明的盛赞，他总结出的文明进步之因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谓人类非由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於人类。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神圣不易之宗风，任命听天之惰性，吐弃无遗，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于焉大进。”“夫德意志之科学，虽为吾人所尊崇，仍属近代文明之产物”[6]。另外一篇重磅文章是高一涵论共和国时代青年人的理想，其核心是个性与自由，他的依凭也是进化论：“自由之界，随文化之演进而弥宽，文化愈高，斯自由愈广”[7]。在后续的论述中，他也不时援引科学为证：“见木叶金石之浮沉，即理解其从比重之法则而然，此乃谓之科学。非依据律令，不得以臆擅断之，学之真乃于是见。夫求科学之道，不外于万殊物理之中，归籀其统一会通之则”[8]。包括陈独秀所译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也从科学、理性的立场批判世俗的宗教偏见：“世人唯习惯与宗教之是从，哲学者谓为偏见与迷信耳。现存之社会，无不有害而且可笑。又曰‘万般事物未有能维持现状者也’，光明之世，来日可俟。理性之光，照耀人类。社会基础应建设于理性之上”[9]。

如此推崇“科学”的分量后来一直贯穿了整个《新青年》的办刊历程。据金观涛、刘青峰统计，《新青年》杂志中论及“科学”一词共1913次，甚至超过了五四时代的另外一个热词“民主”，后者只有513次[10]。但是这种统计分析的方法也遭到了另外的质疑：词语出现的频率是不是就能说明重视程度的多寡？《新青年》专门对“科学”的深入介绍和讨论其实并不多，自始至终论述之作也就五六篇，是无法和《科学》相提并论的[11]。在我看来，其实统计和对统计的质疑都各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新青年》整体对“科学”的深入介绍和讨论确实不多，在1915年创刊伊始更不多，一时无法与《科学》比较，但是，这种比较本身未必合理。因为《科学》是一份自然科学同人经营的专业刊物，而《新青年》却是一份思想文化杂志，它们的追求和功能本来就存在差异。在《科学》的编者和作者看来，全方位传播和普及各种科学知识是他们作为科学工作者的分内之事。而对于以人文学者为主的《新青年》作者，他们主要的兴趣是对当前国家民族的一切思想文化问题开展讨论，而“科学”却可以当作理所当然的立场和方法，也就是说，科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内在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法，是可以贯穿到所有问题当中的态度。有学者早就敏锐地意识到，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就是“态度的同一性”[12]。我理解这种“态度的同一性”也包括这样的效果：就是说具体的理论、学说甚至某些判断的结论并不是最要紧的，关键就在于他们都在竭力改变国家制度的现状，冲破文化传统的长久的束缚，释放文明的创造能力，具体而言就是，当时的一些公开的概念主张（包括科学、民主等等）的具体内涵和表达形式是一回事，或者说对传统文化的看似激烈的评价是一回事，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利用新的思想资源实现新的文化创造。对于“科学”的介绍和表达方式就是如此，具体的知识传播和普及是一种选择（如《科学》），而以自己所理解的“科学”态度为基础展开对社会文化的全面讨论也是一种选择，而在后一种情形下，虽然专门的科学论述有所减少，但却可能到处充满论说者自认的“科学思想”，从而达到无所不在的“科学判断”的状态。拉开历史的距离，我们的确看到，是《新青年》之群的全方位的思想文化传播巩固和提升了现代中国的“科学”地位，最终达到了胡适1923年所概括的历史效应：“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13]。

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与《科学》的论述和传播，处于不同层面之上，而传播者对它的功能的释放和利用也有各自的侧重。

三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看到，《科学》与《新青年》的知识者群体在本质上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属于五四新文化大群的一部分。所谓“同一”的“态度”也就是在如何掂量“科学”的价值上有差不多一致的逻辑，那就是将科学上升为一种近似信仰的价值指向，可以凭此反对和批判一切，也最终可以凭此建构一切。科学不仅仅是具体的学科知识，而是一种已经被西方先进文明所证实了的正确有效的历史方向，科学不只是对物质世界的认知，也包括精神世界的建设。《新青年》固然是理所当然地将科学的视野贯彻到所有的社会文化领域，而主要介绍具体科学知识的《科学》杂志其实也有对于“科学”作为思想文化价值的探讨。

1915年中国科学社成员蓝兆乾投稿《科学》，论述“科学救国”，因为出版周期所限，任鸿隽特意将文章先期转发于《留美学生季报》:“吾国贫弱之症结者何?科学是也。其为学博大精深, 一切富强之法, 所自而出也。”“是故科学者, 救国之本计。凡政治、军备、交通、实业、财政、教育, 皆赖之以发达者也。”任鸿隽还特地写下了转发的原委:“此文为蓝君寄登《科学》之作, 以科学第八期，方在编辑中, 出版需时。蓝君此文，不可不早以公世也, 因攫以实吾季报, 蓝君当不以为意也”[14]。

《科学》也重视对“科学”思想的探讨，虽然比重不大，每期最多不超过1-2篇，但是作为一种思想的表达依然内容厚重，它和《新青年》的科学思想一起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新知识界的一种共同的选择，这就是借用科学的力量，完成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一次强有力的推动。任鸿隽后来的《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认为：“今之科学，不当但作物质主义观而已，其发达既久，影响于人生者亦不可胜数，不举以为为学之鹄，则不足尽人之性”[15]。另一篇《科学精神论》和《新青年》一样抨击中世纪神学：“昔者欧洲中世，教宗驭世，凡宗教家说，人莫得而非难之也。且以教宗势力之盛，凡教之所谓是者，学者亦从而为之说焉。其有毅然不顾，搉神教荒唐之讆言以开人道真理之曙光者，则晚近数十哲人科学精神之所旁薄而郁积也。宗教家言，神造世界，人始亚当。天之生人，以事神也。神造世界，以为人也。而达尔文沃力斯之徒曰否。人与世界同为天演界中之一物。世界始于星云，人始于猨猱，举为天演大力所陶铸，而非有真神为之主宰也”[16]。他也在《新青年》上撰文解释 “科学是个什么东西”: “第一，我们要晓得科学是学问”，“科学的本体，还是和那形上的学，同出一源的。”“理性派的主张，就成了现今的玄学，或形上学，（玄学也是哲学的一部分），实验派的主张，就成了现今的科学。”“第二，我们要晓得科学的本质，是事实不是文字”，是一种“事实之学”[17]。《科学》杂志的“杂俎”中也曾经辨明科学万能的可能性：“谓科学万能固非，谓科学必不能何事，亦非也”[18]。其实，这还是道出了一种略有限制的“万能”说。

回头审视Philosophy、Science或Natural science从“格致”到“科学”的历史，我们还可以洞察到更多的微妙细节：“格致”本是《礼记·大学》里面最先提出的士人功课，含义较为广泛，按照对今人影响最大的朱熹的解读，“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19].也就是说，“格致”就是“通过研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既包括物质现象也包括精神的伦理的现象，这里的含义本身就是笼统而广泛的。所以到传教士普遍使用“格致”之说时，严格的中国士大夫并不完全认同，他们依旧认为格致有中外之别，中国的“格致”包含着思想道德的内涵。如钟天纬所言：“格致之学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已无余蕴;自形而下者言之，则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穷。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20]。

相对而言，日本译介的“科学”一词就不似“格致”那么指意广泛，更接近西方知识界这一概念的原初含义：“科学”主要指的是作为知识“分科”的自然科学。“这一字眼在英语中已被限制在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因而暗示着一种在自然科学才有的方法上和权利上的竞争”[21]。此后，经过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知识分子的持续努力，“科学”终于逐渐取代“格致”成为对现代知识追求的一种权威性表述。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取代的只是用词本身，“格致”所包含的兼及物质与精神的多重内涵却在模模糊糊中被“科学”所继承，科学至此开始成为一个相当中国化的概念。

在“科学”的中国发展史上，《敬告青年》意义何在？我以为就在于它第一次从建设新文化的目标出发，比较清晰地确立了“科学”之于现代中国人的认知方式的整体价值，不仅仅是作为自然科学学科的意义，而是整个世界观人生观的思维方法。这就是陈独秀1915年的开宗明义：“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22]这里的“事物”已经超出了客观自然，应该是包罗万象的一切。所以，“科学”的对立面便是传统中国解释世界与人的一切学说：“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弭，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23]

来自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和来自人文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达成了一个共识：将对一个学科知识的力量上升为一种具有全盘社会文化功能的价值——不仅在学科内部，而且可以超出这个学科，甚至到达全部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加以肯定和信赖，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出现双重效果：一是以现实学科发展的真切说服力完成对旧传统束缚的摧枯拉朽般的打击，起到事半功倍的最佳效果，这一成果，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但是第二个方面，我们也有必要指出，既然当年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将“科学的人生观”视作“人类人生观的最低限度”[24]，那么，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因为夸大一种学科的局部的功能而掩盖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可能存在的自我矛盾和纠缠，让问题在简捷明快的解决之后埋伏下未来的深刻的隐忧。例如《新青年》和《科学》上对“科学”思想资源的阐发，例举或引述得最多的就是达尔文、赫胥黎。在众多科学理论中，《新青年》尤为青睐达尔文的进化学说 ，其一至九卷中共有 16 篇与之相关的文章，包括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的学说，他们的生物进化论中包含着有争议的种族论思想，赫胥黎被称作“达尔文的斗牛犬”，海克尔对宗教问题的观点曾经引起过西方学界的异议，不过，在“五四”当时的激情引述中，却看不到其他不同的意见。

总之，1915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正面临冲破旧传统巨大压力的困扰，他们来不及仔细辨析“科学”的内涵，来不及掂量在他们看来作为科学主潮的进化论的正负价值，区分其可能存在的问题，“科学”就这样以各自看来十分恰当和合理的姿态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推广，而无暇辨析其他的质疑。曾经存在的其他声音（如鲁迅1908年的个人化质疑与提醒——“伪士当去，迷信可存”[25]）也逐渐淹没在了众生喧哗的扫荡浪潮之中，几年之后的“辟灵学”和科玄之争也未能充分展开各自的问题，促成新的反思。只有先行者陈独秀后来坦率承认: “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26]。

注释：

[1] [美]本杰明·艾尔曼：《科学在中国(1550—1900)》，原祖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00页。

[2] 金观涛、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42 页。

[3] 任鸿隽：《发刊词》，《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4] 《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5] [22] [23]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6]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7]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8]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9] [法]薛纽伯：《现代文明史》，陈独秀译，《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薛纽伯（Charles Seignobos），今译作夏尔·塞纽博斯。

[10] 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12月号。

[11]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2] 汪晖：《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3-4期。

[13] [24]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211页。

[14] 蓝兆乾：《科学救国论》，《留美学生季报》第 2卷第2号，1915年6月。

[15] 任鸿隽：《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科学》第2卷第12期，1916年12月。

[16] 任鸿隽：《科学精神论》，《科学》第2卷第1期，1916年1月。

[17] 任鸿隽：《何为科学家?》，《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

[18] 《非科学万能》，《科学》第5卷第8期，1919年8月。

[19] 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9页。

[20] 见郑大华、俞祖华编：《晚清思想史资料选编1840-1911》第三卷，岳麓书社2023年版，第178页。

[21] [美]韦勒克（Welleck, R.）：《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25]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26]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