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陈师曾交往的后半程
鲁迅与陈师曾之间的交往，一直被学界当成文人友谊的佳话传颂。他们俩早年就是同学，后来一起留学日本。回国后，又同在北京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在北京共事这段时间里，两人来往十分密切。陈师曾去世后，鲁迅持续购藏陈师曾作品相关出版物。然而，令人困惑的 是，从《鲁 迅日记》可看出，1919年起，二人之间的交往急剧减少；1923年陈师曾去世，鲁迅的反应也比较平静。在他们交往的后半程到底发生了什么？笔者尝试综合相关文献，对此作一探讨。
交往“断崖式”减少
陈师曾于1923年9月17日在南京去世。当年10月17日，陈师曾追悼会在北京宣武门外江西会馆举行，鲁迅 没有参加。《鲁迅日记》载：“（1923年12月）十二日，……，陈师曾赴来，赙二元。”这里的“赴”指讣告。“赙（fù）”即赙金，特指向丧家赠送的慰问金，属于人情往来的一种。
若说鲁迅在12月12日之前完全不知道陈师曾去世的消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10月17日举行的陈师曾追悼会堪称当时北京城一件大事，梁启超在《师曾先生追悼会上演说》中说道：“陈师曾在现在美术界，可称第一人。无论山水花草人物，皆能写出他的人格。……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甚于日本之大震。”（日本于1923年9月1日发生7.9级的关东大地震，造成约10万人伤亡）参加追悼会的北京文艺界著名人士多达300余人，其中不乏教育部同僚，以及其他方面与鲁迅有交往者，何况当时报纸对此重大新闻也多有报道。
从《鲁迅日记》综合来看，鲁迅向人赠送赙金，最低一元，普遍为二元，也有少数赠送三到五元，个别甚至有十元的。曾任教育部次长（即副部长，系鲁迅上司）的董恂士1916年3月去世，《鲁迅日记》载：“（1916年3月）二十一日，……下午赙董恂士家十元。……”在陈师曾去世的同一年，“（1923年5月）十九日，……，同僚张绂君病故，赙五元。”“（1923年6月）二十七日，……，上午赙遐卿五元。”相比之下，不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教育部同僚，陈师曾此时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都是比较“普通”的。
对于鲁迅没有参加陈师曾追悼会，目前学界一般的推测是，鲁迅当时刚与周作人决裂，可能无暇顾及。笔者认为此说难以成立，因为恰好有夏曾佑这个相反的例证。夏曾佑曾是鲁迅的顶头上司，鲁迅与夏曾佑也经历了交往由密转疏的过程。1924年5月1日，鲁迅收到夏曾佑的讣告，也是“赙二元”，但是与缺席陈师曾追悼会不同，5月8日鲁迅又亲赴灵堂，“下午往吊夏穗卿先生丧”。
《鲁迅全集》里亦找不到一篇专门为陈师曾而写的纪念文章。在初版于1928年8月的《朝花夕拾》这部“回忆的记事”里，鲁迅写了十篇回忆往事、故人的文章，其中甚至为一同留学日本、但关系并不密切的范爱农写了一篇专文，却没有为陈师曾写一篇。不但《朝花夕拾》中没有，在陈师曾去世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鲁迅写过不少人，却始终没有落笔写陈师曾。
几种原因猜想
鲁迅与陈师曾的交往为何由密转疏，目前鲁迅研究界比较主流的看法，认为是由于两人对于传统中国画的观点分歧所致。
五四运动前后，以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健将，发出了“美术革命”号召。对于美术，他们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要求在中国社会革新与文化革新的框架下进行中国画革新，将“美育”当成移风易俗的社会工程。比如陈独秀认为“画家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用洋画写实的精神”，同时全面否定自王维、苏轼而下“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
针对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中国文人画不如西方写实绘画的观点，陈师曾先是发表了《文人画之价值》一文，指出文人画的价值所在。紧接着又发表了《中国画也是进步的》《中国人物画之变迁》等文章，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中国画的进步性作出更深层次的阐释。陈师曾认为，“西洋画界以法国为中心，东洋画界以吾国为巨擘。欧亚识者，类有是言。东西画界遥相对峙，未可轩轾。系统殊异，取法不同。要其唤起美感，涵养高尚之精神则一也。”陈师曾对于美术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美术者，所以代表各国民之特性”，在这个大前提下，即便采纳西法，也不能以丧失本国绘画的特色为代价，所以“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其美育理念的推广和落实。1917年12月1日，陈师曾应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作了名为《清代山水画之源流、派别》的讲演，反响十分热烈。蔡元培随即邀请陈师曾筹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且委托陈师曾物色合适人选，担任画法研究会导师。陈师曾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尽心尽力将近一年，最终由于他与蔡元培在理念上的冲突加剧，遂于1918年10月辞去了画法研究会导师之职。
另一方面，鲁迅1919年在《新青年》的《随感录》发表多篇文章（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三），讨论美术问题，“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于美术虽然全是门外汉，但很望中国有新兴美术出现。”后来，在1935年2月4日致李桦的信中，鲁迅还表示：“我以为宋末以后，除了山水，实在没有什么绘画，山水画的发达也到了绝顶，后人无以胜之，……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一些学者据此认为，鲁迅对于传统中国画的观点与陈独秀、蔡元培等思想健将一致，而这正是1919年以后鲁迅与陈师曾交往迅速降温的原因。这实际上是对鲁迅美术思想的曲解。检阅原文可知，上述《随感录》里的观点，是针对上海《时事新报》增刊《泼克》上刊载的低级趣味图画而发的，不能脱离这个具体语境而将其随意泛化。至于鲁迅给李桦信中有关中国画的表述，其实在那段话之前还有这样几句：“我看先生的作品，总觉得《春郊小景集》和《罗浮集》最好，恐怕是为宋元以来的文人的山水画所涵养的结果罢。”很明显，鲁迅并不否认传统中国画的价值，而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画作出不同的评价。
学者孙伟在《如何保存“国粹”——论鲁迅对文人画的摄取》一文中，根据鲁迅日记所记购买美术书籍统计，鲁迅对文人画的喜爱不仅贯穿北京和上海两个不同阶段，且涉及的画家也遍布各个历史时期。学者邓锋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东西画界”：通变与自觉——陈师曾画学思想及艺术实践再研究》中提出，鲁迅对于文人画传统不仅有所关注，而且有明显的偏重：一是对高古的白描传统非常推崇，二是喜欢具有个性和创新的画家，以陈洪绶和石涛为最。而这两个审美取向均与陈师曾完全一致。鲁迅收藏有多幅陈师曾画作，在二人关系降温之后的1921年1月，鲁迅日记尚有“午后从陈师曾索得画一帧”的记录。陈师曾去世后，鲁迅持续购买陈师曾作品集《师曾遗墨》。这都说明鲁迅对陈师曾绘画理念的高度认可。
鲁迅夫人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写道：“所以先生时常说：‘我觉得先同我闹过，后来再认识的朋友，是一直好下去；而先是要好，一闹之后，是不大会再好起来的。’这几句话，拿来考察先生和朋友之际的关系，似颇的确。”
鲁迅与陈师曾“先是要好”，后来没有“再好起来”，是不是也因为“闹”过呢？目前尚无直接的证据。但是在鲁迅日记里，也记录了他与陈师曾之间似乎并不那么愉快的事件。比如1918年5月有这样两则：“十一日 雨。晚以师曾函往朱氏买专拓片，并见泉二，复云拓片未整理，泉收也。”“十三日 晴。上午师曾交朱氏所卖专拓片来，凡六十枚，云皆王树枬所藏，拓甚恶，无一可取者。……”
由密转疏非孤例
在鲁迅的人际交往中，像他与陈师曾这样，始于密切、终于疏远的情况绝非孤例，比如刘半农、钱玄同、孙伏园等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1887-1937），1906年赴日本东京，入早稻田大学读师范专业，1908年与鲁迅等人同在章太炎门下学习文字学。五四运动前后，钱玄同是《新青年》编者之一，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鲁迅与他交往密切。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就是在钱玄同的催促下，并经过钱玄同之手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现存的鲁迅日记里，从1915年到1925年期间，有关钱玄同的记录多达140多次（最后一次为1925年7月21日，“夜得玄同信”）。
1925年7月这一个月内，钱玄同的名字还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了6次之多，从那以后，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正如钱玄同在鲁迅去世当月即1936年10月所写的《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所写，“十五年秋天，豫才（即鲁迅）到厦门去教书，从那时直到现在，这十年之中，与我绝无往来。”
1929年5月26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今天的出门……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钱玄同，恶其噜苏，给碰了一个钉子，遂逡巡避去……”钱玄同在《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详细叙及此事，并表达了自己的困惑：
十八年（1929年）五月，他到北平来过一次，因幼渔的介绍，他于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后来看见他的《两地书》中说到这事，把“钱玄同”改为“金立因”，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
钱玄同在《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也对鲁迅的长处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他治学最为严谨”“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同时表示：“但我认为他的短处也有三点，（一）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二）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三）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
百年以后的今天，审视鲁迅的人际交往，应该说钱玄同关于鲁迅短处的上述观点也是比较客观的。反观鲁迅与陈师曾这对曾经的挚友，如果鲁迅与陈师曾之间确实是因为“闹过”而导致了疏远，则这个“闹”的起因较大可能也与鲁迅的上述性格特点有关。然而，即使鲁迅在与陈师曾关系疏远之后，他仍然对陈师曾的艺术作品赞赏有加——这一方面既折射出鲁迅性格的复杂性、独特人格魅力，同时也凸显出陈师曾艺术作品所具有的不可磨灭的非凡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