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小说《春寒》中的广东抗战史
1941年，夏衍在香港《华商报》工作时，写出了一部反映日军入侵前后，广东社会与政治生活状况的长篇小说《春寒》。虽说是小说，也是基于真实史事的艺术创作，是一部写得很真实的作品，可以作为历史来读。
《春寒》写的是一群文化人在广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故事。全书以女主角——上海沦陷后从江浙迁徙到广东的21岁女生吴佩兰的“札记”“书信”为引子，写了她在广州（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粤西（三水、四会，从广州沦陷至1939年春）和粤北（韶关、翁源，1939年夏至1940年春）三个地方的漂泊、流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横遭顽固派打压直至最后被逼秘密出走的坎坷经历。交叉穿插于全书的，有三条主线：一是国土沦丧的惨象和流亡之路的艰辛；二是烽火岁月中青年男女的爱恋与忧伤；三是书生报国的热忱和横遭打压的悲愤。小说人名虽然出于虚拟，但书中出现的地理环境、自然风貌、部队番号、团体名称（如“文抗会”“动委会”“战工队”“抗先”等）及许多事件是真实的；书中所写国破家亡、难民蔽野的种种惨象，更是真实的。
当时的广州被称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或曰抗战文化中心，大批文化名人、知识精英及抗日救亡青年云集。《春寒》的主人公吴佩兰，就是上海沦陷后络绎南来的“外江佬”人流当中的一位，其身份是“海关同人戏剧团体”的演员。她是作者塑造的形象，但她的身上有真实人物的影子在焉。吴佩兰周围的人物：徐璞，28岁，战前从日本回国的政经系学生，来粤后参加“国难教育社”，后为战区政治部秘书；蔡洁，“上海文艺界新进有望的作家”，25岁左右，来粤后任政治部少校科员；萧琛，40岁上下，战前“一心研究民俗学”，来粤后任“文抗会”（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常务理事，“动委会”（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干部；黄子瑜，著名国立大学教授，抛弃教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动委会”的干部。这几位小说中的人物，也有当时在粤抗日救亡工作者的影子，约莫可以看到尚仲衣、石辟澜、钟敬文、孙大光、黄新波、司马文森等等真实人物的身影。总体来看，《春寒》是一部熔铸了大时代风云，拾掇、集中了在粤许多抗日文化人士，包括作者本人的亲历、遭际、见闻及思想情感，并将相关素材加以提炼、铺排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部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写实感的现实主义作品。
《春寒》最具震憾力的笔墨，是关于南国名城——广州沦陷的叙述，这完全是因为夏衍亲身经历了这一浩劫。
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1938年10月12日）至广州陷落（10月21日），前后不足10天。这些日子，夏衍是在广州度过的，他目睹了广州沦陷的全过程。10月19日，日军入城只有两天时，夏衍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写道：“对于战事任何机关都守口如瓶地不发表一点消息，而一切公用机关，邮政、电报、银行，都已经自动地停止工作了，整个广州象被抛弃了的婴孩似的，再也没有人出来过问。‘保卫大广州’的口号也悄悄地从那些忙着搬家眷的人们嘴里咽下去了。”这天晚上，广州“文抗会”还照常开着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的会议。第二天（20日），增城失守。夏衍在向四战区“动委会”秘书长钟天心、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求证这一消息时，钟天心坚决予以否认，他说：“这是不会有的事情。”不少人都把日军即将入侵的消息当作是“谣言”。然而，21日下午2时，日军即进入广州。夏衍说：这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夏衍的这段亲历，为他在《春寒》中写名城广州的陷落积累了厚重的素材。《春寒》的第三、第四两节，用老到、沉郁的文学之笔，将和平、繁荣的南国大都市在战争骤然降临时社会与人心的震荡，衍绎而成一篇悽怆的故事。10月12日这一天，羊城的大街小巷生意兴隆，一派繁华热闹的光景，广州各家报纸对日军登陆无只字报导，只有很少人从香港方面获得了这一消息，但是也认为日军的行动只不过是“骚扰”而已，不必过虑。至13日，东江重镇惠州陷落，接着就是博罗、增城告急，广州市民这才开始惊觉，才意识到战争这个恶魔已经来到了白云山下、珠水之滨。当局一开始仍然宣称“至少可以打半年”，跟着就闭口不言了，不说要守，也不说不要守，不说危险，也不说安全。而省、市政府各种机关，则悄悄地、神速到使人感叹地撤退了。小说以冷峭的笔调写道：
……军事当局不发表一行真实的战事消息。浑沌，惊慌，揣测，一方面是大言壮语的宣传，他方面是张惶失措的奔告。新闻饥馑就是流言蜚语的温床，“保卫大广东”的精神战线，已经在新闻这一角开始无声地崩毁了。胆怯的仓皇逃走，胆大的变了颟顸。10月下旬的太阳还像盛夏一般的热，广州变成了混乱沸腾的坩埚。
在小说中，徐璞、萧琛、黄子瑜这几位身为政治部、“动委会”的干部，都是日军兵临城下的不知情者。当善于串门的洪燕卿从小道方面获知当局已经决定“放弃广州”的消息时，徐璞等人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吴佩兰则更加是懵然不知情。吴佩兰南漂广州已经将近一年，她是一位十分单纯的女生，每日的时光不是在排练、演出（她是《血洒晴空》一戏中的主演），就是掂记着困在沦陷区的母亲，或是思念着从另一路流亡到江汉之滨的男友T，对东江战况，她实在知之不多。原来准备10月15日举行的联合公演，因惠州失守而宣告延期。这时，传来了武汉“吃紧”的消息，吴佩兰因为挂记着T，想趁演出延期之空档离开广州，北上到T的身边去。团体主持人却不同意她走，要她“国而忘家”留在广州，参加“保卫大广东”，吴佩兰当然只有服从。然而没隔多少天，“保卫大广东”的口号一下子变成了“放弃广州”，此前要她“国而忘家”那个团体，匆匆宣布解散，同事各奔西东。徐璞、蔡洁等几位朋友也因一时联系不上她而紧急撤走了。诺大的一座城市，只剩下比她更加年轻、更为幼稚的杨曼珍陪伴。吴佩兰茫茫无助，只有与小杨相拥而泣。此情此景，是广州市民在战争降临时悲惨遭遇的写照。
吴佩兰对广州是有感情的。从沦陷的家乡流亡到广州时，她的感觉就如作家司马文森在《尚仲衣教授》一文中所说：来到了“祖国自由土地”上。广州真的会放弃吗？几十万慓悍的南国健儿呢？号称经营了两年的“国防工事”呢？许多人都不相信革命策源地、千百万华侨牵念着的故乡——广州，真的就这样给抛弃了，吴佩兰也不相信。又有人传言，在南浔线打了大胜仗的广东军队，已经星夜南下，赶回来保卫乡邦。许多人都盼望着，吴佩兰也这样盼望着。然而，这一切全都成了空话，曾历经过流亡之苦的“外江佬”吴佩兰又要走上流亡之路。
吴佩兰、杨曼珍的流亡之路走的是西线，从广州黄沙渡过珠江，徒步经三水、芦包、蒋岸、猫坑到达四会。这些地名并非出于虚拟。当年广州市民“走日本”，许多人走的就是西线，如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抗先”）部分队员，就是一路往西走，辗转而到达四会的。中山大学迁移时，部分师生走的也是这条路。中大历史系教师董家遵于途中听闻广州沦陷，悲而赋诗：“华南忽报胡茄音，千里河山数日沉。痛惜市廛成火海，那堪旅次听离琴。官军未有丈夫勇，客舍空余赤子心。存稿存书同罹难，夜阑秉烛独狂吟。”难民如蚁，惨象满目。哭爹喊娘、啼饥号寒的人群拥塞于途。
小说用了许多笔墨书写吴佩兰、杨曼珍流亡道上的辛酸遭际。读这一大段文字，有如读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的《哀郢》。吴佩兰、杨曼珍身受的苦楚，她们一路上的所遇、所见、所闻和所感，难道不也是屈子笔下之“民离散而相失”“去故乡而就远”“心婵媛而伤怀”“心絓结而不解”“去终古之所居”“忧与愁其相接”……吗？《哀郢》，是大诗人屈原哀故都之捐弃、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春寒》这大段描写，处处有《哀郢》之笔意。这是作家哀广州之沦陷、感于南国名城丢失而作的悲歌。
小说中关于男女情爱的描写，是与漫天烽火纠缠、交织在一起的。在“走飞机”“走日本”的艰难时日里，吴佩兰无时不思念着她的远在江汉之滨的男友T。爱恋，“春风一般吹软了他们心灵”；战火中的爱恋，更多了些焚心煮骨的相思与焦虑。吴佩兰很珍重她的这一份恋情，越是战情紧急，她就越加想到T的身边去，要与T共度艰危。为此，当兄长、导师般的徐璞向她表示爱意时，她婉拒了。然而，战争造成的生离死别是损磨男女情爱的一把利器。无论多么情真意切，遭遇了战火，情爱，往往就如一粒尘埃，随时就会被毁灭。逃难到四会后，吴佩兰得知华中重镇武汉在广州沦陷后不几天也沦陷了，T杳无音讯，不知下落。过了很久，好不容易同迁徙至渝的T恢复联系，而T却告诉她：他已经与一位在流亡途中长久陪伴着的女生阿芳同居了。战争吞噬了广州和武汉，也吞噬了吴佩兰的爱情。这一凄美的故事，是以拾掇吴佩兰的书信、札记的形式表述的，淡淡忧伤，幽肠百结。虽然是作家的虚构之笔，却写得很真实，令人倍感凄怆。
在小说中，徐璞、蔡洁、萧琛、黄子瑜和吴佩兰等是一群文化人，亦即所谓书生。国难当头，他们投身于抗战洪流，愿以自己的知识作为一技之长报效祖国。从实际情况看，广州沦陷前，抗日救亡运动开展较为正常；广州沦陷后的一段时间内，当局为振奋军心、振作部队，也对文化人到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采取开放的态度。但是，1939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将其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掀起了反共高潮。这一股逆流很快波及广东，抗日政治工作被曲解，救亡工作者遭受迫害。小说第七节，越来越郁闷的气氛，揭示了国难深重之时文化人遭遇的另一重厄运：他们的报国热忱受到顽固派打压，只能再一次走上流亡之路。这是小说的另一条主线。
停留四会期间，吴佩兰大病了一场，在颠沛流离与失恋痛苦之中挣扎。但她没有倒下，病愈后参加了“动委会”的工作，到抗日军队中从事旨在鼓舞军心、振作部队的演出。他们这一群人将家仇国恨化作工作热情，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但是阴风却不时吹来，暗潮涌动。通常的情况是，谁的工作越努力、作风越深入、成绩越明显，谁就越受到猜忌，越会被看作是另类人物。抗日军队需要他们，官兵们欢迎他们，但是越是这样，他们就越受到怀疑，蔡洁、萧琛、徐璞、黄子瑜、吴佩兰等概莫能外，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随之，以集训为由，“动委会”及所属团队被调往粤北韶关。韶关，当时是广东战时省会。当反共顽固派兴风作浪时，韶关这座风光秀美、一时人才汇集的粤北中心城市，却不是正直文化人有所作为之地，而是让他们无法立足的伤心之城。小说写道：拥有数千名“曾经替国家出过力的青年”的团体——“动委会”被宣布解散；青年作家蔡洁因为不愿遵照顽固分子的意旨写“纪念四一二清党”文告秘密出逃；民俗学者萧琛面对种种压迫，“决定放弃无益的挣扎”，离开韶关到桂林去当学术杂志编辑；老教授黄子瑜是一位极为谨慎、稳妥、经验老到、倍受青年人爱戴的长者，仅因过去参加的学术团体主要负责人跑到“那边”（新四军）去了，他也成了“问题人物”，在韶关快站不住脚了；蔡洁、萧琛这一群人中的中心人物，本来“抱了在泥沼里打滚”的徐璞，因为在他的住所查出了违禁书籍和油印品，突然遭到了拘捕；小说的主角吴佩兰因不愿做“政工队员不能做的事”顶撞了省党部“高主委”，身陷危境，寝室被查抄，只是因为抗日军人钟副旅长的大力营救才逃出虎口，离开了韶关。
以上的情节并不是小说凭空虚构的，在实际生活中，因所谓政治问题而遭受排斥、打压的情况，可谓屡见不鲜，举不胜举。1939年夏，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组长尚仲衣（中山大学教授）因政治倾向问题突然被宣布免职。遭受同样待遇的还有石辟澜、孙大光等，此为粤北政治气候落叶知秋的先兆。总部设于韶关的广东“抗先”是广东著名的青年抗日团体，因怀疑被中共利用，竟屡受顽固派压制，干部被逮捕，各级队部被解散。1940年初，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有20多名队员被逮捕，押解到韶关，关禁于芙蓉山下的监狱之中，如此等等。小说所写，有许多真人真事的影子。
1940的春天，广东战时省会韶关的政治气候是春寒料峭。小说取名《春寒》，蕴意在此。
《春寒》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作家基于历史真实从事的创作，包括情节铺排、形象塑造、遣词造句等等，是以艺术手段再现历史。这与史家的追求有相通之处，其共同点就是——追求真实。
清代史家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近人陈寅恪说“诗词皆史”。陈先生并创辟以诗证史，以史释诗之学。我们是否可以推而论之，对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作一番探讨呢？小说与历史应当是有关系的，包括那些看似纯然出自作家的想象，与历史似无关连的魔幻、科幻小说，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可以看作是某种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只不过是间接、曲折、隐晦的反映罢了，其他作品更不必谈矣。将小说当作历史读，是许多历史工作者的经验之谈。从小说认识历史，以历史解读小说，或者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路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