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洁茹（左）和谭健锹

周洁茹：出生于江苏常州，曾任《香港文学》主编，著有长篇小说《中国娃娃》《小妖的网》，小说集《美丽阁》《小故事》等。

谭健锹：出生于广东新会，澳门镜湖医院心脏科医生，著有《炉石塘的日与夜》《病榻上的龙》等。

港珠澳大桥

周洁茹：感谢澳门文学节的邀请，有机会与谭健锹老师一起聊聊文学创作。从香港来澳门非常方便，以前是坐船，香港和澳门之间的船程差不多一个小时，大家都以为我经常来澳门，对澳门很熟悉，但我其实很少来澳门。我2010年来到香港，算起来有15年了，我来澳门，不超过5次。前几次是坐船，但现在我们有了港珠澳大桥，40分钟，就从香港到了澳门。

港珠澳大桥对于我们家来说非常特别，因为我先生参与了大桥人工岛的项目，所以我走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心情跟别人不一样，忍不住想跟所有人“炫耀”。虽然澳门来得少，但我接触澳门作家的作品很多，之前很荣幸受邀作为第三届和第四届澳门“纪念李鹏翥文学奖”的评审，有机会关注到澳门作家的作品。我记得第三届的首奖作品就是谭健锹老师的小说《秘方》，文末的留白很是高明，我一直记到现在。当届获得推荐奖的作品印象也很深，庄志豪的《瘾》，对现实生活的还原和对人物情感的描写，非常驾轻就熟，出自一个“90后”作家之手，很厉害，后面我编港澳“90后”专辑，也辑入了他的作品。第四届评出的推荐奖是更年轻的李懿，是值得期待的一位女作家，近年更是著作颇丰。

读澳门作家的作品，我的主要体会是：丰富性。澳门作家题材的多层次、多面性，的确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作家的，我的思考是，职业作家、专业作家的写作容易进入一种同质化的状态，包括整体的写作风格、方式方法，而澳门目前几乎没有专业作家，他们都是有一份其他的工作，所以他们写作的质感就不是很一致。就这个话题，我也很想听谭老师来谈一谈。

谭健锹：澳门和香港在某些方面是很像的，都可以视作移民城市。我跟周老师一样，也是2010年从一个城市移居到另一个城市，很巧，都是15年前。那时，我从广东新会搬到澳门。我是广东新会人，除了大学八年时间在广州外，29岁前都在家乡度过。尽管新会被合并到江门市里很多年了，但历史上，新会是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侨乡。走在澳门和香港的街头，随口说句新会话，可能都有人回头看你一眼，心领神会地朝你一笑，在异乡突然听到家乡的方言，很熟悉。别人问起新会有什么，我们会说，新会有陈皮，有港澳乡亲，有梁启超。来到澳门后，我发现工作之外的一项小小的成就就是得以涉足澳门文坛。人生充满巧合，如果我在内地或者香港工作，极大可能不会涉足写作这条路，只做一个纯粹的医生就够了。但是澳门很特殊，这里的文化氛围很特别，她的文学土壤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张力和吸引力。更难得的是，澳门还很包容，特别容易让一个外来者能够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

然而，澳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此工作生活的人，很难定位自己。我刚来的时候，已经29岁了。这个年纪，三观其实都已经很固定了，不会轻易认同某种身份内涵的转变。那时我内心深处还是觉得自己是广东人，有什么事，还是要回家乡办，至少去珠海处理。在澳门，我真的举目无亲，当时也没有结识新朋友，陌生的环境其实令人恐惧和失落。但是这种陌生的环境反而容易刺激一个人在文学上的诉求，所以我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工作之余有时间有心思去关注文学、尝试在文学领域发现自己，因此打开观察澳门的一扇窗。本来，我就是对文学有兴趣的人，恰好在这种环境、氛围的加持下喜欢上了写作，一发不可收拾。澳门的媒体很传统，比方说我们的《澳门日报》，它的副刊经常会刊登一些当下市民的旧体诗词。《澳门日报》保留“新园地”这个版面，里面有文学，有时政评论，有生活感悟，有艺术杂谈，甚至有古典文学的余韵，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澳门的那些老作者都是我的长辈，特别喜欢提携对文学感兴趣的后辈。他们会指引你去写，会鼓励你去创作，会给机会让你发表作品，进而让你的作品能够有读者，让你能够接触到读者。

周洁茹：我也要感谢《澳门日报》，我也在《澳门日报》发表过很多作品。我从江苏常州到美国加州，再到中国香港，现在又回到我的故乡江南，在浙江传媒学院当驻校作家，我区别于其他写作者的是，除工作的几年外，我一直是一个专业写作的状态。有一些写作者尤其是海外的写作者，都是移居到海外之后才开始写作，而我出国前已经是一个职业作家，如果不是离职出国，我应该会持续走职业作家的道路。谭老师是位心脏专科医生，我们刚才还在讨论心率方面的问题，平时我周围的朋友全都是写作的同行，我们都是聊写作问题。

我在美国的十年，先是在加州，后面搬去了纽约，这十年，我都是没有写作的，包括回到了香港之后的五六年，我也是没有写。现在回望我那段完全没有写作的过程，很多人都在想是为什么？是因为要照顾家庭孩子？其实也很简单，写作写到了一个需要停下的时候，或者说是需要反思与反省的时候，停下就是一种必然。2015年，我在香港的第六年，我开始继续写作了。我终于回到写作的现场。香港给予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中山的华侨华人文学奖给我的散文集《在香港》的颁奖词很有意思：“周洁茹报复性重回文学现场，发表出版了大量作品，再次引起文学界关注。”“报复性”这三个字太有意思了，但也真是很“戏剧”，我回归写作后出了15本书，十五年没有写作，“报复性”地出了15本书，好像真的是在弥补之前不写的十五年似的。

我想还是因为香港。我能够在香港写作，自在地写作，香港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包容。刚才说到我很少来澳门，即使来都是码头直达氹仔的酒店，吃个饭，又从酒店直接回香港了。所以我对澳门其实不够了解。虽然读了很多澳门作家的作品，但我依然不能真正去理解澳门作家笔下的澳门，这次不一样，这次来住在十六浦，我有机会去靠近澳门普通人的生活。走了许多路，我发现澳门的每一条巷子都是通的，每一条街道都是通的，你怎么走都不会迷路。我一个外地人，能够在街巷里面自由穿行，就跟澳门的的士似的。澳门的士的灵活，我之前完全不能想象，那么窄小的街巷，的士却游走得如此顺滑。我这次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只在酒店里面吃饭，我去了街头小店，不是什么网红餐馆，而是街坊邻居们去的那种家门口的小馆子，与街坊们坐在一起吃饭。还去了糖水铺，夜很深了，旁桌都是家长接了刚刚补习完的小朋友，一起吃一碗糖水做宵夜，然后回家。一家人就这样手牵着手，走几级台阶就到家，很安逸，很舒展。谭老师说澳门节奏没有那么快，大家都比较轻松。走过澳门的街街巷巷，我也不能说两三天就能在澳门很深入地观察生活，但我接触到了一种真实的烟火气，澳门作家就在写这样的生活。如同我的香港书写，香港首先赋予了我真实的、丰富的生活，进而赋予了我写作的真实与丰富。我注意到谭老师前年拿了一个科幻文学奖，不知是否也有长篇小说的计划？

谭健锹：酝酿一部长篇作品必然是个漫长、复杂的过程，我觉得暂时还没有这么强的能力以及充足的时间去写长篇小说。我写的短篇小说也不是特别多，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文化这部分内容。作为历史文化的普及者，我应该还是有所作为的，但如何利用历史文化这份宝贵的创作素材来完成长篇小说，确实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作为文学爱好者和创作实践者，强烈的创作野心无疑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我真心希望，未来的某一天，我可以放下手头上的忙碌工作，专心致志地谋划和尝试写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希望它有足够的影响力，能真实反映澳门独特的历史文化。但是当下，我认为用短篇的形式也能写一些跟澳门历史文化相关的东西，这完全可行，而且我也实践过。

历史上，澳门原本是个比今天的特别行政区更小的地方。几百年前，葡萄牙人登陆澳门的时候，他们就生活在一圈城墙里，里面包含着一个个按宗教教区划分的社区，现在看来真的是很小，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生活设施、图书馆、学校、行政建筑、教堂、城墙、炮台鳞次栉比，还有华人的中式庙宇、祠堂参差其间，应有尽有。那些建筑物，许多依然保留着17至18世纪南欧和中国岭南的风格。所以当你来到这里，尤其是澳门历史城区，就会真切体会到这儿是浓缩的历史景观，是浓缩的世界文化遗产。此外，城区里还住着很多各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移民后裔。经过三四百年的融合和发展，他们逐步成为澳门人。他们经常会有身份认同感的困惑，但是，这种困惑也能激发作者的创作欲望。

谈到科幻，就我的工作来说，确实在素材上有些地方值得发掘，我们医学本来就是科技含量很高的学科，所以不可避免地，我们会接触到很多新的治疗方法、检测手段，乃至护理方式等等。我在这方面的创作实践不是很多，但是有机会的话，我也很愿意多写一些跟医学有关的科普文章，或是科幻作品。可否也请周老师谈一谈香港作家的创作情况？

周洁茹：作为作家，我们有时候被赋予很大的使命，不大敢轻易地去写、轻率地去写，而且长篇写作对写作者是有要求的，长篇写作很考验写作者的体力和耐力，还有时间要求，我们写一个长篇要做很多准备，要一个持续的时间，几个月，甚至数年。而我的时间都被切分成了碎片，这是我真实的一个情况。而且港澳的创作者基本上都是业余写作，像谭老师，今天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还在做手术，做完手术下了班，再来关心文学创作。

谭健锹：家庭的影响、家庭的传承，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李懿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们差了十几岁，但是一见如故，成了很聊得来的朋友。我俩曾经一起作为澳门的观礼嘉宾代表前往浙江桐乡参加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典礼。李懿的母亲赵阳女士，笔名谷雨，是澳门文学界很有名气的一位作家。李懿在深厚的文学熏陶下成长，被培养得这么优秀，也是顺理成章。澳门的年轻写作者很多，其中不乏“90后”“00后”，有很多人创作新诗，总体上处于多元化状态。我很喜欢的一位澳门作家，黄春年先生，笔名太皮，他就是一个全能型作家，而且他真的把写作当成他人生的图腾。太皮接触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是他写作能力得以发展的源泉，再加上对文学的悟性，以及对文学的不懈追求，这些都是他创作的土壤。太皮真的把澳门写活了，我非常钦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