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作家贡希尔德·厄耶赫格的小说集《结》：现实与荒诞互相穿透
“我就这么走着，本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只要有人看见我，可就是没人看见。”
让笔下的一头鹿说出这句话的，是挪威作家贡希尔德·厄耶赫格（Gunnhild Øyehaug，1975-）。她用新挪威语写作，曾任写作课讲师和文学期刊编辑。1998年凭诗集《蓝莓的奴隶》登上文坛。2004年的短篇小说集《结》获卑尔根奖文学奖。此后她陆续推出短篇小说集《椅子与狂喜》《恶之花》等，还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获得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等多项文学奖，声名远播欧美各地。迄今为止，她最广受好评的作品是被赞誉为挪威当代经典的《结》。22篇短篇小说以小品和实验文本让平庸的日常滑入荒诞和超现实，呈现出存在的失意和渴望。
厄耶赫格的短篇小说延续了新挪威语短篇小说传统，即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伊娃·延森、拉格纳·霍夫兰和布瑞特·比尔德恩等人为代表的书写传统。同时，厄耶赫格的创作受到挪威作家、黑色幽默大师贡纳尔·隆德的短篇小说滋养。此外，她还喜欢挪威文豪达格·索斯塔德，珍视瑞典超现实主义诗人贡纳尔·埃凯洛夫。北欧之外，她熟悉福楼拜等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相较而言，现代主义与实验文学更加合她口味。她痴迷伍尔夫，激赏理查德·布劳提根既易懂又高深的短篇小说。贝克特、加缪、卡夫卡、布朗肖贴近她的心。波德莱尔和兰波常在她作品里游荡。短篇小说集《结》在她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潜心创作八年后问世。
“高空秋千”
《高空秋千》一篇，不足两千字。小说中，弗朗斯在一个早晨望向窗外，那属于他的、卑尔根的一个角落。那里，一个男人牵着狗，朝路过的紫衣女人吹口哨。这个女人曾怀疑情人不忠，一枪打死对方并为此服刑。此刻，她的心情糟透了。男人把狗屎装在袋里，扔进了弗朗斯的阳台。弗朗斯与他对视——他们是亲兄弟。处理好狗屎袋的弗朗斯一屁股坐在浴缸边，觉得生活难耐。洗浴时他幻想着楼下的姑娘，那个让女友莱娜嫉恨无比的人。一阵电话铃声冲击着水声。莱娜每天都一遍遍地打电话查岗。通常他会接听，但今天，他冲动地录了一句：“嗨，现在我不能接电话，因为我正在洗衣房，和楼下的姑娘正在……”很快，他把录音消除。双手抱头，想起莱娜和兄弟——莱娜本是兄弟的女友，想起清晨莱娜穿着新的紫衣服,而他不受控制地说：“颜色真难看，让你看上去跟实际一样老。”下一个镜头，莱娜握着枪上楼。她推门，低头看睡着的弗朗斯。突然，她感到胸口剧痛。一把刀从她背后刺入。持刀的是弗朗斯的兄弟。
开篇即展现出局促和荒诞，狭小的空间，拉屎的狗和尴尬的人。出轨画面是想象中的，在不满的男人和嫉妒的女人的脑子里，并未因为出于想象而失去真实，一段发泄情绪的电话录音强化了真实感。录音消除，但存在过，被收听，带来无可挽回的后果：莱娜持枪逼近。持刀兄弟的杀人在情绪和逻辑上未到必然的地步，像硬给接上的尾巴。
如果艾丽丝·门罗来写这则故事会怎样呢？在小说《激情》中，门罗绵密铺陈格蕾丝成为莫里的未婚妻的过程。格蕾丝的脚偶然受伤，把一些人的生活轨迹转向谁都不曾预想的地方。莫里的哥哥尼尔送她去诊所，两人产生激情。即便如此，一切本来也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岂料尼尔自杀了。故事里有人物各自的创伤和无奈，有许多留白，结局出乎当事人和读者意料，却因铺垫充分、节奏从容而显得合情合理。
《高空秋千》以几个镜头、几段心理完成了或可让门罗铺陈几十页的故事。这样极短的小说适应高节奏和碎片化阅读的当代，荒诞感与当代人的无力感吻合，但难掩编排痕迹，偶尔让人出戏。如果说时下的读者和从前的读者相比少些耐心，那么厄耶赫格也缺少门罗的耐心，急于抖包袱，包袱里的货色也就那么多。这是聪明人写的聪明小说，而经典作品不会止步于聪明。
尽管如此，仅在标题出现的“高空秋千”是不错的意象。高空秋千的表演者之间若少了信赖，就意味着失手甚至坠落。这对应小说人物因不满、嫉妒而走向失衡和暴力。现实主义让遛狗、捡狗屎等细节有了逼真的呈现，琐屑的日常在瞬间里便推进成极端行为。两兄弟和莱娜在偏执和仇怨中共演了一场高空秋千。人物刻画略显符号化，无论对年轻女孩的幻想还是和莱娜的关系，弗朗斯均由性冲动和性格主导。莱娜的标签是善妒的女人，年轻姑娘的标签是男人性幻想的对象。如果说门罗擅长在日常中渗入矛盾，用多层次的细节、心理和时空，用细密的留白塑造人物，呈现不可调和的冲突和无法躲避的命运，厄耶赫格则选择了夸张和荒诞快速制造张力，演一幕现实荒诞短剧。
站到森林边，向目光敞开
《森林边缘的鹿》全文寥寥数行：
雄鹿站在森林边缘，感到很不幸。他觉得一切毫无意义，仿佛可以就此放弃。我日复一日地走来走去，却没有人看见我。雄鹿想，我是隐形的吗，还是怎么回事？他并不相信自己是隐形的。他想：我就这么走着，本可改变人的命运，只要有人看见我，可就是没人看见。我是一头鹿，却没人在乎这个。我知道自己本该不易被看见，就该在森林中潜行，不被看见。正是这种生命处境让我感到不幸。我想要被看见。我站到森林边。我向目光敞开，也向枪口敞开。如果还是没人立刻看见我，我会做出激烈的事，我是认真的。此刻我仿佛被困在一副鹿的模式里。哦，我真想改变一切，变成别的，变成完全不同的某个存在。哦，假如我是狍子或是驼鹿就好了。
小说借助雄鹿的内心世界展开，那里有对自身局限的不满，也有对其他生命形式的渴望。这纠葛和渴望是雄鹿的，更是许多人的。有森林体验的人会知道，森林边缘对诸如狍子、狐狸、灰鹤等都有特殊意义，那是野生世界和人类世界的边缘地带，是野生生物挑战生存的地方。野生生物对森林外充满好奇，而一旦有风吹草动，它们会立刻往森林遁去。潜行在森林深处意味着相对安全，这安全的代价却是被人无视。这头鹿的困惑是对存在意义的困惑：为何我是我，我的存在只被自己感知是否就足够。“向目光敞开，也向枪口敞开”，自愿将自己置于绝境以换得“被看见”，这危险欲望背后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人们多半以为只有人需要“被看见”，然而万千生灵或许都有这个需要，唯其如此才能解释“向目光敞开，也向枪口敞开”的决心。雄鹿幻想自己变成狍子或驼鹿而摆脱困境，却忽略了一点——从人的视角看，它和狍子及驼鹿在色彩和体态上相差没那么大；而如果有“上帝视角”借于它，它会明白，潜行、不被看见、危机四伏是许多生物的普遍状态。生命的困境并非外在差别，而是生存本身的脆弱性。
走来的甚至是记忆
题为《下雪了》的小说篇幅仅1600多字。“我”（安娜）在低于路面的一家咖啡馆，外面在下雪，路灯下，“我”看见托马斯走来。他对“我”说，雪几乎悬在空中。他说起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镜子》里的画面：风中，一男一女坐在篱笆上，篱笆突然倒塌。他说到失落感，当她意识到从高高的草丛或庄稼地里走出来的那人，并不是她坐在篱笆上等待的人时。托马斯还说，雪让他想起海莱奈。“我”胸口一紧，眼前浮现出海莱奈身上柔和而独特的光，她就像悬在空中的雪。托马斯把咖啡杯举到嘴边说，最可怕的是，有人穿过风中的田野走来，却不是篱笆上的人等待的那个人。当自己穿过风中的田野走来，几乎很少有人（除了海莱奈），让他觉得自己真是被人等待的那个人。他说：“在第三层意义上，走来的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段记忆，人自己就是一片风中田野，身上自带篱笆，有人坐在上头，篱笆终将坍塌。”托马斯背起一首诗：
谁会来，你问
你希望有某个人会来
你不知道将要走来的人是你吗
你自己，但不是向着任何神
而是向着虚无
它的门敞着
它的一扇扇门在某一阵风中撞击
那里头有些什么
你将拿什么招待我？
哦，总是有些什么的！
那里有一些尘埃，几粒微屑
一只破碎的齿轮躺在泥地上
还有几块炉渣，像一间废弃的铁匠铺留下的
虽然那里或许从未有过
这时，视线从安娜转为托马斯：“我”眯眼看着安娜。她眼里有光，这光亮与海莱奈的相似，让“我”想起海莱奈浓妆的大眼睛，总像要哭出来，即使她在笑；想起她乱蓬蓬、羽毛一样的头发，总像要被风吹走。“我”望向窗外的雪，望见海莱奈在心中的模样。“那是海莱奈吗？”“我”问。托马斯呛住了。“哪里？”他问。一个走在人行道上的女人，在该死的、静止的雪中。托马斯“嗯”了一声，“看起来是她，天哪。”
海莱奈慢慢走着，低着头。她穿一件紫红外套，浅色乱发像要被吹走。托马斯的脸颊和额头通红。海莱奈朝“我”和托马斯走来，自她失踪近两年后。上一次她见到“我们”，是尴尬的凌晨五点半，在她的红沙发上。那以后，“我”和托马斯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朋友关系。现在她走来。托马斯低下头，“我”的手红一阵白一阵。“我”盯着茶杯，忽然意识到海莱奈站在那里，浓妆的大眼睛像要哭出来。她把手插在口袋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海莱奈的目光移向托马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把枪塞进嘴里，微微仰头。托马斯僵住了。海莱奈扣动扳机，什么也没发生。她把枪抽出，朝“我们”笑了笑，转身沿人行道走下去。“我”看着那件紫红外套渐渐消失。
托马斯朗诵的诗出自埃凯洛夫。埃凯洛夫提醒人面对内心，而不是寻求外在或神性的帮助。提醒真正会“来”的是自己。“门”内敞开又空无，可能充满过去的残余，如果那里有记忆，也可能出于虚构。
托马斯、安娜与海莱奈的关系构成情感三角，内核是对失落与自我的探索。叙事上，以雪景开篇，“几乎停滞的雪”是自然描写，更是时间与记忆的隐喻。雪静止，暗示无法前行的生命状态。穿插塔可夫斯基《镜子》的场景，埃凯洛夫的诗歌，与小说形成互文。托马斯与安娜的对话表明二人共享一份记忆——海莱奈缺席又在场，代表具体的人和事，又象征着欲望和创伤。扣动扳机让文本滑入荒诞的场域：生与死，真与幻的边界被轻快掠过。“谁会来”的问题突出了“等待”与“缺席”的故事。
起初，安娜聆听和看着托马斯。继而观者成了托马斯，如此多次丝滑地转换。作家让两人交叉凝视——既是主体，也是他者眼中的客体。与“叙述者变换”不同，相互凝视使每个人在看到别人的形象的同时，也被对方的所见所想塑造，暴露记忆、欲望与矛盾在人与人之间的流动。交叉凝视更将海莱奈变为一面镜子，让托马斯和安娜看到自己，也看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海莱奈突然冒着雪花走来，是幻觉还是真实？作为真实的海莱奈是托马斯内心的悸动，她也牵动着托马斯和安娜有关欲望和羞耻的记忆。作为象征的海莱奈朝托马斯和安娜走来，完全是他俩记忆里的模样，仿佛由谈话和记忆召唤而来。将海莱奈置于幻觉与现实的模糊地带，她既是“角色”又是“象征”。吞枪举动是不曾完成的死亡，暴露出一个残酷现象——记忆与幻象比现实更真实，缺席比在场更无处不在。海莱奈的红沙发是私人家具，更是欲望、背叛和危险的见证。
小说多次提及“走来的人”，走来的是托马斯和海莱奈，走来的是渗透情感的记忆。假如记忆穿过田野而来，那么可以说篱笆是界限，它的倒塌暗示着个体记忆和情感的脆弱。
要说不足，那就是设计感明显，而这恐怕也是当下不少小说的特点。实验叙述有助于表现复杂心理，表现现实与荒诞的共生，而过度依赖实验可能削弱叙事的可读性和情感的直接性。相比之下，上世纪的经典小说容易让人忘记作家的存在。文本的诗意来自对生活的感知，而非对文化符号和工具的炫耀。当下的某些作品却始终让读者意识到有个作家的存在，从战后文学工具库里取出一件又一件炫目的工具。事实上，厄耶赫格在近期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恶之花》中过于激动地挥舞各种工具，并因此未能触及世界和读者的心。早在1949年，日本作家井上靖获芥川文学奖时，评委宇野浩二就曾语重心长地批评，井上靖笔下的人物不是按自己的意志，而是按作者的考量来思考和行动的。
生存中理不清的“结”
以细致的洞察和富于表现力的黑色幽默，描写人在生存中理不清的“结”，揭示纠葛和渴望，表达被看见的需求。象征和意象绵密，逼仄的现实与纵心的荒诞轻易地相互穿透。事件似曾相识，现实与超现实并存，大大小小的跌宕里有不同寻常的天真，这天真和事件的严肃与荒诞融合自然。举重若轻的叙述里飘荡着幽默和自嘲，仿佛让日子戴上了小丑面具，它可怜可悲，却有一张大笑的嘴。
厄耶赫格善用独白推动叙事，但她毕竟比伍尔夫年轻一个世纪，人物的内省是意识流的延续，更体现出强烈的内窥，甚至能看到自己的一些平行世界，折射出当代人对自身存在的高度不确定。“我究竟是谁，到底置身何处”，这巨大的不确定加重了生存的辛苦并自带荒诞色彩。诗人出身的她，语言有诗意。高敏感的语言折射出高同理心，同时她似乎也是没心没肺的，恶作剧一般暴露人的渺小和欲望的不可满足。好在人其实不怕被暴露，因为人对于暴露出的一切多少会有相熟之感，因而会同情那些满是缺点的灵魂。有格言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人都有缺陷和压抑，所以都需要升华。事实上，对普通人而言，最需要的恐怕不是升华而是释放。人所共有的缺陷在放大中凸显出荒诞，绝望和哀伤也由此得到释放。
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大家，从斯特林堡到夏目漱石到老舍，在深度接受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都受到法国或英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当下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给新一代作家毫无延迟地带来世界范围内更多养分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本土特点，世界文学越发呈现出多国一面的趋势。就写作手法而言，可以说厄耶赫格更像一个世界人，而不是挪威人。其文本中的挪威元素，最明显的在于景观和受气候等地方因素影响的角色性格。在文学圈将长篇小说置于最高位的今天，《结》的重大意义之一或许在于文体贡献：一个用新挪威语这一小众语言创作的作家，以自在而短小、天真而世故、现实又荒诞的活泼形式，赢得了出版界和评论界的高度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