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条日记看陈寅恪1948年为何南下
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挈家与胡适同机飞离北平，南下广州，开启了在中山大学最后二十年的人生阶段。
关于陈寅恪这次重大的的人生轨迹转折，以前陈寅恪年谱、传记、回忆等提供了许多材料，相关叙述似乎已经题无剩义。但笔者最近偶然阅览学者邓之诚的日记，里面有两条与此事有关的资料，未被已出版陈寅恪年谱、传记引用。为了搞清楚这两条资料的价值、作用，笔者系统集中地清查陈寅恪年谱、传记、回忆中的关于陈寅恪南下的记述，发现还是有些问题，在人物、原因、时间等细节上众说纷纭，各人仅述自己所见，看不出全貌。
邓之诚日记，由其子邓瑞整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出版。影印邓之诚1933—1952年日记手迹，因为是行草书竖行书写，有关陈寅恪的记录夹在八册手迹里面，这条资料未被研陈学者发现。之后，邓瑞接受某出版社编辑建议，在邓之诚日记中挑选有关学术学问内容，汇集成一个副产品，取书名《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简体横排，这才有了一个便于阅读使用的本子。
邓之诚日记中关于陈寅恪的记载共五条，前三条均无要紧内容。第四、五条记：
（1948年）12月16日：闻昨夕城中广播“坚守北平”。傅军失丰台而复得之，南苑似仍可飞行，东单练兵场正改小型机场。胡适昨三时起飞，六时到宁。飞机来接尚有梅贻琦、陈寅恪，不知同行否？
12月23日：今日所得消息，城中市教育局长王季高十八日私逃。傅作义震怒，下令通缉，宣布死罪。即此一端，知傅尚有作为。乃知前数日胡适应南京之召，与陈寅恪等被阻永定门，不能赴机场，胡怒谓一个瞎子也不让走。瞎子谓陈也，其为傅所阻，不问可知。度蒋必有电致傅，为胡缓颊，乃听胡、陈行。
所记之事基本可信，尤以记胡适、陈寅恪一行在永定门（邓广铭回忆说是“宣武门”）受阻情况有价值。似乎守城部队同意放行胡适，但对同行的其他人员有异议，故而胡适发火责问：“一个瞎子也不让走？”
按胡适离开北平南下，是蒋介石要他去接替翁文灏引咎辞职后的行政院院长一职，蒋介石先派原北大政治系主任陶希圣北上请胡适南下上任，胡适未同意。12月13日，蒋介石又派青年部长（原北大训导长）陈雪屏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胡仍不同意。14日，蒋又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南下，并再派专机飞平，强行接人，同时请胡适带几位名教授一起南飞（当时国民政府开始实施“抢救平津学人行动”）。于是胡适想到了陈寅恪和其他几位教授，派邓广铭去找陈寅恪。
根据清华大学浦江清（曾任陈寅恪助手）日记和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邓广铭1988年的回忆，陈寅恪已于13号携眷入城，因为清华大学北边一帶带炮火很密。13号在大嫂家（陈衡恪遗孀）住一夜，14日上午邓广铭入城找到陈寅恪，请陈先生搭乘专机南下。陈寅恪立即同意。当天中午，陈寅恪一家赶到胡适位于东厂胡同的寓所，胡陈两家立即乘北大汽车出发。不料到宣武门时，城门紧闭，守门军队不肯放行。胡适用电话与傅作义联系，未联系上。遂又原车返回东厂胡同。陈寅恪一家当晚住在胡适家。胡适在晚间与傅作义通上了电话，约定明早到中南海他的司令部换乘他的汽车。
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传》说14号深夜11点多钟，傅作义给胡适打来电话，说总统有电话，要胡适南飞，飞机次日上午八时可到。第二天上午8点，胡适带陈寅恪到勤政殿傅作义的总部等待飞机。傅作义念自己与胡适是旧交，且胡适执意要走，于是便放行。
12月15日下午4点（邓之诚记为“三点”），胡适夫妇和陈寅恪（一家四人）、黄金鳌、毛子水、刘崇钛、英千里、钱思亮、袁同礼等人在傅作义的亲兵卫队护送下，到南苑机场登机起飞。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陈寅恪离开北平南下，起作用最大的是胡适。而陈寅恪夫人、女儿回忆说陈寅恪入城，只是为了暂时躲避炮火，并没有马上离开北平的打算，是傅斯年、俞大维的催促起了作用，则可以作为参考。
傅斯年起作用的说法出自陈师母唐筼回忆录，见蒋天枢《陈寅恪编年事辑》。原文为：“大约是1948年冬12月，因清华大学北边一带炮火很密，寅恪携家入城，暂住在师曾大嫂家中。只一、二夜，又迁入中研院宿舍。当晚有人来说，明晨有一便机往南京，请陈寅恪先生同搭乘，据说是傅斯年打来的电话。次晨即往南苑机场搭此机离开北京，同机除胡氏夫妇外不识者二十余人。”据台湾"胡适纪念馆"的秘书王志维回忆，12月14日，邓广铭邀他往胡校长住所，清点归还向图书史料整理处借的书。胡校长在周旋在宾客间，转身去接电话说，“夜半，清晨连连接傅斯年的长途电话，要我去南京，我实在不忍离去”。傅斯年在打给胡适的电话里有没有提及请胡适邀陈寅恪一起走，已难考证清楚。但傅斯年起作用的说法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即主此说。
俞大维起作用的说法出自陈寅恪女儿的回忆，见《也同欢乐也同愁》。原文为：“第二天，胡适伯父请邓广铭先生寻找我们。邓先生通过俞大缜表姑才问到大伯母家地址，找到我们后，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胡适等，交通部长俞大维带口信要我们一家随此机离开战火中的北平。”
12月5日平津战役打响后，局势急剧变化，之前国民政府准备迁校的计划已不可能实行。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人合求蒋介石救出胡适等北方学界名人，制定了“抢救平津学人计划”。因此傅斯年打电话、俞大维带口信都有可能，但都只是孤证，难以彻底坐实。且在细节上有抵牾，如陈师母说他们进城后曾在中研院宿舍住宿，并无其事。陈寅恪女儿说14号晚父亲与郑天挺、邓广铭在胡适家彻夜长谈。而郑天挺、邓广铭的回忆都没有言及这一点。可见即使是当事人，时隔几十年的回忆也靠不住。
另有一个说法，陈寅恪离开北平是由于南京政府的“抢救计划”，出自吴定宇《守望——陈寅恪往事》，原文为：“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平后，南京政府层拟定了一个‘抢救计划’，准备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些政界、学界和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名流，用飞机抢运出北平。陈寅恪的名字，排在被‘抢救’人员名单的前列。”这个说法大致符合当时的形势，但不准确。“抢救人员名单”是陈寅恪已经离开北平后才拟定的。15日第一架专机从北平接胡适、陈寅恪后，16日，傅斯年又致电、致信北京大学的郑天挺，说南京政府准备继续派飞机接人，要求他帮助动员、组织，并附“人员名单”。12月17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要求他将平津学界重要人物分别疏导南移，提供了62人名单。两份名单中均无陈寅恪。当然如果陈寅恪15号没有与胡适先离开北平，名单中也一定会有他，他也会离北平南下。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带领名单中的24位教授作为第二批乘专机到达南京。
至于邓广铭回忆说自己于14号上午进城找到陈寅恪，把事情原委说了之后，便问他是否肯与胡适同走。陈寅恪说：“走。前许多天，陈雷屛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与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邓按：到北平迎接胡适的专机乃是由教育部派出的，而胡适毕竟不是国民党官僚。于此也可看出陈先生总是尽可能与国民党保持距离）。”则羼入了意识形态因素，恐难凭信。
事实上陈寅恪很快决定南下，是有前期铺垫的。1948年12月6号，陈寅恪曾向中研院史语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询问在南京的史语所是否迁台，如有所闻，请即赐书示知。12号浦江清去拜访陈寅恪，言及当前局势，陈寅恪说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浦江清说陈雪屏来北平，似为抢救若干教授学者，给予便利以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贻琦校长。陈寅恪说他早知道此信息，已经与梅校长谈过了。因此陈寅恪12月14日决定南下，说是临时决定也可以，说是早有思想准备也可以。
通过上述一番梳理，关于陈寅恪1948年12月中旬离北平南下的基本情况大体清晰，相关说法涉及的时间、人物、事由可以对接联上。只有14日中午后胡、陈两家在宣武门被守卫部队阻扰衔接不上。按来自胡适这边的资料显示没有这回事，但邓广铭回忆、陈寅恪女儿回忆、邓之诚日记又显示有这回事。由此返观邓之诚日记，应该是重要的旁证资料。当时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有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