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和巨鹿路675号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上海，来到巨鹿路675号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老洋房。看着这里的爱神花园、旋转楼梯和历任作协主席的相框，触景生情。这是一座有故事的房子，曾经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文学先辈，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活泼地来过，又飘然地离去，回想这一切的流逝，感念万千。
我祖父与巨鹿路675号的渊源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1949年5月，穿惯了西装和长衫的他，换上了戎装，作为军管会的重要成员迎接上海解放，负责接管文化工作。作家、戏剧家和电影家等的多重身份，使他在上海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全面布局，在力保上海文化赓续传承的同时，也顺利地跟上并引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步伐。时过境迁，七十多年后，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对上海文化的深刻影响，他当年的深耕细作仍然体现在文化发展的诸多细节中。
我祖父的朋友圈里，上海的老友是最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之间有着永不失联的深情厚谊。譬如他与巴老的感情是众所周知的，巴金先生两赴朝鲜完成的中篇小说《团圆》，是经我祖父的提议，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的，我祖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这部电影就是1965年元旦上映、轰动一时的《英雄儿女》，著名的《英雄赞歌》正是这部影片的插曲。1962年，我祖父为香港凤凰影业公司改编了巴金的小说《憩园》，是为主演夏梦量身定制的，夏梦很喜爱巴金的作品，所以我祖父也认为由夏梦出演万昭华这个角色是非常合适的。影片完成是在1964年，特殊的年份，影片没有公映，我祖父没有上名，也没有观看。等到1981年，香港电影学者林年同先生，将已改名为《故园春梦》的剧本复印件交给我祖父时，他感慨地说：“正像找到了一个被我遗弃了多年的孤儿。”
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先生曾在《四见夏公》这篇文章中记述了1987年10月的一天，我祖父来到巨鹿路675号的情景：“听说首任主席夏公要来作协会老友的消息后，我既兴奋又紧张，……午后，我早早等候在东厅门口了。没想到，夏公与我一样也是个‘急性子’，他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到作协，然后拄着手杖缓步朝东厅走，在沙发前把手杖往边上一靠，独自坐下来，习惯地双手交叉作抱猫状，抽着烟。我见他熟门熟路的模样，想起他当年的秘书李子云的话——她说，夏公兼华东作协主席时，在东厅摆了个‘测字摊’，每星期固定一个晚上接待来访人员，征求对文艺界的意见和建议，广受大家好评。那天，夏公和我说了些什么，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自语道：‘没变，还是老样子。’没过多久，老作家师陀、吴强、柯灵、于伶、王西彦、茹志鹃、辛笛、陈伯吹先后走进东厅。夏公与他们一一握手，口中报着名字。寒暄过后，大家围坐一起拉家常似的谈文学、叙旧情、忆故友。”
这段回忆中，有几个关键的细节，“提前了半个小时”“熟门熟路的模样”，还有被多次提及的“东厅”，“他自语道：‘没变，还是老样子。’”我祖父在上海几十年的经历，留下来许许多多痕迹，巨鹿路675号无疑是重要的一笔，我想，这是他会选择故地重访的地方，在这里与老友们叙旧。
因此，我要特别感谢上海作协党组，感谢本次会议的筹备团队，是你们的热情和努力，使这次纪念会得以在我祖父工作过的地方圆满召开，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感受历史的温度，一起来怀念我的祖父。
今年，是“左联”成立95周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也是我祖父诞辰125周年和逝世30周年。我祖父的一生与二十世纪各个重大历史时间节点交织在一起。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从东京回到上海，5月底在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烟纸店楼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2日，“左联”在虹口成立，大会推定鲁迅、钱杏邨、沈端先（即夏衍）为主席团成员，而后他又被大会选为包括鲁迅在内的七人执行委员；1933年，以我祖父为组长的中共“电影小组”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开始参与并逐步掌握中国电影的领导权；1935年，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公映，《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日后成为国歌，我祖父是这一伟大事件中的创作者、组织者、参与者和亲历者；1937年，他在上海，与郭沫若先生创办了国共合作的《救亡日报》，抗战胜利后，作为在文化抗战中战斗在一线最骁勇善战的一员，我祖父从重庆回到了上海，那一年他45岁。
当年从日本归国的沈乃熙，成了左翼文化运动的沈端先，而上海大革命的风暴，又使沈端先淬炼成为夏衍。他在上海完成了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三部作品：《包身工》《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我一直认为，上海之于夏衍，如同绍兴之于鲁迅，北平之于老舍。
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及多重价值，仍然意义非凡。对于如烟往事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渐行渐远，一种是历久弥新，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作者为夏衍孙女，本文为作者在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25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