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有黄华可落英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与梅、兰、竹并称“四君子”，以孤高而清冷的操守为人所比兴称道。它所给人的印象，便是如“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戴月荷锄的陶渊明，一个清癯而淡泊的老人。但是，今天我们从各大公园中所看到的各种菊花展，那种万紫千红、缤纷灿烂、千娇百媚、婀娜多姿的繁华浓艳，实在与传统概念中的君子迥不相侔！这当然是归功于园艺的发达，夺造化而移精神，硬是把一介寒士，“整容”成了三千粉黛！不仅面目全非，而且精神迥异。
菊花的原生态，应该是花形在直径5厘米大小的铜钱状；花色以黄为主，也有白色——宋刘蒙《菊谱》说：“黄者中之色，土王季月，而菊以九月花，金土之应，相生而相得者也。其次莫若白，西方金气之应，菊以秋开，则于气为钟焉。”即每一季的最后一个月为“土月”，九月正是秋季的最后一个月，其色主黄；而秋季在五行中对应的是金，金之气则为白。所以，黄、白两色之外，诸如红、紫、蓝等等，皆非菊之正色。花枝可达一米多长，但不能直立，在没有支撑的条件下，便随地铺开伸长如藤蔓状。自古至今，凡可作食用（煮粥、泡茶、浸酒、制药）的菊花，虽然也经过了人工的改造，但相比于园艺的观赏菊，应该是最接近于菊花的原生态的。
园艺菊的流行，在北宋便已司空见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重九都下赏菊，菊有数种……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南宋时临安的花市，每到中秋以后，更有结菊花作佛塔、花屏之盛，杨万里有诗：“平地拔起金浮屠，瑞光千尺照碧虚。乃是结成菊花塔，蜜蜂作僧僧作蝶。菊花障子更玲珑，生采翡翠铺屏风……和宁门外花如海！”（《经和宁门外卖花市见菊》）当时，刘蒙的《菊谱》记所见有35个五颜六色的品种；嗣后，范成大的《范村菊谱》所记有36个品种；史铸的《百菊集谱》则多达160个品种。今天的园艺，据说更培育了上千个品种！“四君子”中，能有如此富贵仪态的，当以菊花为独一无二！
偶读张中行先生的《花事》，其中用极大的篇幅讲“赏菊”：
粗略说，最值得欣赏的是两类。一类花大，瓣繁，且颜色娇艳，总起来就成为很美。另一类花型有特点，可以使人联想到某一种态度或韵味，如一种名为“懒梳妆”的就是这样，稀疏而长短不齐的花瓣，尤其在微风中摇曳时，使人不由得想起美人春睡乍醒，秀发散乱的姿态。
在我的心目中，一直以张先生为陶渊明一类的人物，看了这段文字，实在使我大吃一惊！渊明的“此中有真意”之赏，在今人则在彼不在此了！有一段时间，我颇怀疑周敦颐《爱莲说》中的“菊之爱，陶后鲜有闻”——明明文献中记得清清楚楚，宋代赏菊、爱菊之风近乎狂热，怎么能说“菊之爱”“鲜有闻”呢？读到张中行的文字才明白，原来“陶后”所爱的菊早已不是当年的陶所爱了。当年的陶，所爱的是东篱的孤清冷落，“陶后”的人们包括自命的“陶”，所爱的则是都会的繁华热闹了！此菊和彼菊，虽然“本是同根生”，如今却早已成陌路人了。虽然成了陌路人，但诗人们对此菊的歌咏却总还是把它归于彼菊，无非如钱锺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中所指出的“大阔佬作诗‘嗟穷’”的又一个现象而已。
既然是“四君子”之一，菊花理所当然地成为历代诗人画家所爱好的素材。但职业画家更偏向于园艺菊，尤以民国时期的缪谷瑛为典型；文人画家则多钟情于原生态，目前所见，似以元代柯九思的《晚香高节图》为嚆矢。雅俗的分别，如河井不犯。不过从晚清的“海上画派”以降，职业的文人画家也开始把园艺菊作为自己的描绘题材，只是不同于缪谷瑛们所画园艺菊的世俗化，而是把园艺菊画成近于“野逸”的原生态，庶几为雅俗所共赏，代表画家有吴昌硕、齐白石等。
然而，诗人却不一样。园艺菊尚未培育出来之前不论，就是风靡菊苑的千百年来，诗人们对之也是不分生态地一视同仁、甚至更重园艺的。而所完成的作品，竟一概地给人以高雅的美感。或许，这便是莱辛在《拉奥孔》中论诗与画的分别：“高贵的静穆”之审美，诗可以描写丑的形象而画必须避开丑的形象。自然，作为高雅的艺术，诗也可以描写艳俗的形象而画不可描绘艳俗的形象——至于海派绘画的糅合雅俗，又另当别论。
历代的咏菊诗，传诵千古的不少；但聚讼千古的似乎只有一首。这便是王安石的《残菊》：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
但众所周知的常识是，菊花的凋谢是不陨落的，所谓“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朱淑真）、“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郑思肖）。由于王安石的变法引起朝野强烈的不满又无奈其何，人们便抓住了这首诗的“把柄”，托名欧阳修（《西清诗话》等）和苏轼（《高斋诗话》），对之冷嘲热讽，出一口胸中的恶气。大意是说：一日，欧（或苏）见到王安石一纸未完成的两句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便笑曰：“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乃为续句：“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翌日，荆公见纸，笑曰：“是定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对这一公案，一时众说纷纭，楼钥《攻媿集》以为：“菊花不谢而欲餐其落英，有此理乎？”盖屈原“自以为与怀王不能复合，每切切致此意”，所以以岂“有此理”为喻；虽属强词夺理，但荆公的“残菊”“满地”究竟是何寓意？却没有说明，更属顾左右而言他。史正志《菊谱》则认为菊“有落有不落者”，欧、王不过“左右佩纫，彼此相笑”；但“夕餐落英”之“落”非陨落而指“始开”，故与王诗无涉。钱锺书先生综合诸家之说，认为楼钥“心良苦而说甚巧”，史氏貌似调停欧、王实“仍以安石为误”。又引荆公《县舍西亭》第二首“主人将去菊初栽，落尽黄花去却回”句，指出：
盖菊花之落，安石屡入赋咏。夫既为咏物，自应如钟嵘《诗品》所谓“即目直寻”，元好问《论诗绝句》所谓“眼处心生”。乃不徵之目验，而求之腹笥，借古语自解，此词章家膏肓之疾：“以古障眼目”(江湜《伏敔堂诗录》卷八《雪亭邀余论诗，即以韵语答之》)也。嗜习古画者，其观赏当前风物时，于前人妙笔，熟处难忘，虽增契悟，亦被笼罩，每不能心眼空灵，直凑真景。诗人之资书卷、讲来历者，亦复如是。安石此掌故足为造艺者“意识腐蚀”(the corruption of consciousness)之例。
这段话当然十分精彩，但却未必适合于荆公。因为，荆公的“菊有落英”句未必不是出于他的“即目直寻”而“眼处心生”；所谓“借古语以自解”者，全是旁观者的喋喋不休。至于明冯梦龙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就更荒诞不经了。
虽然，即使有史正志的“有落有不落”之说，“菊有落英”——菊花从枝头落下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但“天雨菊花”——菊花从天上落下来，确是我亲眼见到过的，而且印象深刻。
上世纪的70年代初，我在家已务农多年。我们那一带，长年种植的都是棉粮，经济效益不高。有一年，隔壁的一个生产队被批下来五亩地的药菊种植，他们欣喜若狂，我们羡慕不已，尤甚于看着别人吃大肉而自己只能咽口水。到了八月下旬，菊苗早已长成了墨绿色的一片，就像一张大地毯，沉甸甸地铺开在地面上，除了露出田埂，别无土色。又到了九月重阳前后，一夜秋风，仿佛天空洒落下无数的金币，“雨”过天晴，堆满在了湿漉漉的“地毯”上！刚开始学诗的我，一时突发灵感，便脱口而出：
如席绿茵铺遍野，与天共翠爽秋心；
西风萧瑟今年又，吹落黄花满地金！
当时，我还不知道王安石的《残菊》诗，更不知道有什么“菊花诗案”。我的灵感来源，一是眼见的实景，另一便是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后来，我把诗请沈轶刘先生修改，沈先生便给我讲了荆公的诗句，但印象并不深刻。再后来，陆续看到了“菊花诗案”的聚讼，更看到了韩愈的“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等诗句，并联系到佛经和佛画中的“天雨花”故事，不禁哑然失笑。金庸的《侠客行》中，几十年间，多少武林高手为解读侠客岛崖壁上的秘籍穷尽心力；想不到诗国中，千百年来，竟也有如此众多的名家为“菊花诗案”而争执不下！不同的只是，武林的高手们任谁都认为自己不能得其解，文坛的名家，则任谁都认为自己的所见为真解，“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有以哉！欧阳修认为对“道”的认识，“用功少而至于至”的方法是在社会实践中“学而时习”；如果“终日不出于轩序”而“勉焉以模言语”，往往是“愈力愈勤而愈不至”的。对“源于生活”的诗歌解读，当然也不例外。天上的落雪，既然可以比作枝上的花开而传诵千古无异议，为什么“地”上的花开锦簇就不可以想象作天上的流金绣出呢？则王安石的《残菊》诗所写，当为园林中的丛菊，本来是倚靠在篱笆上呈直立状的，一夜的风雨，却把它们从支撑上打下，偃伏在地面就像一块绿色的小毛毯。记得清代的华新罗有一幅《蝉声带叶飞》的小品画：一片红叶正从天空坠落，而一只知了却依然栖息在叶片上鸣叫不已——既然知了并其蝉声也可以随叶坠落，则“抱香枝头”的黄花，不也必然地呈现为与枝叶一起委地而“飘零满地金”的凄凉吗？
但《楚辞》中的“夕餐秋菊之落英”，显然是不能把“落”想象作从天飘落的。历来的解说，“胥主‘落英’之‘落’当解为‘初’‘始’”，也即“始开之花”的意思。但钱锺书先生认为，《诗》虽有以“落”训“始”之例，但《楚辞》的“落英”主要出于与“朝饮木兰之坠露”的“对称，互文同训”：
比兴大篇，浩浩莽莽，不拘有之，失检有之，无须责其如赋物小品，尤未宜视之等博物谱录。使苛举细故，则木兰荣于暮春，而《月令》曰：“季秋之月，菊有黄华，是月也，霜始降，草木黄落。”菊已傲霜，而木兰之上，零露尚漙，岂旦暮间而具备春秋节令之徵耶？朝只渴抑无可食而夕只饥抑无可饮乎？指摘者固为吹毛索痏，而弥缝者亦不免于凿孔栽须矣。
单从如何读书而论，这一见解，我是完全同意的。但从生活体验而论，对“朝饮木兰之坠露”我并无感觉；对“夕餐秋菊之落英”，我还是有实践的认识的。不仅50多年前隔壁生产队种植的药用菊，今天有朋友的农庄中种植自用的茶饮菊皆然：一是下午2点后“夕”采而决不在上午采摘；二是一定要采摘初开（三天之内）的新花而不是五天之后的老花，更不是八九天后的残花。
为什么呢？因为上午的菊花霜沾露染，比较湿润，采下后不易存放而容易霉变；下午所采摘的花朵则干燥无湿气，便于晾晒烘干储存。而“菊之初开，芳馨可爱耳，若夫衰谢而衰落，岂复有可餐之味？”（《史老圃菊谱·后序》）所以，当年的生产队和当今的朋友，通常都是在菊花盛开三天后便将饱满的花头采摘殆尽；又等三天再采……大约前后半个月，经过四五茬每茬都是“始开之花”的采摘，便把菊田中的菊花全部铲尽，即使上面还有将开的骨朵也不要了。原因有二，一是农事紧迫，“形势逼人”，必须赶种其他作物；二是太晚的菊花整体上后劲不足，即便“始开之花”，药用的价值也已经不高了。则《楚辞》的“夕餐”句，出于与“朝饮”句的“对称”而“互文同训”当然是主要的，但实在也有一定的生活依据。此外如苏轼《章质夫送酒六壶……》诗中有“空烦左手持新蟹，漫绕东篱嗅落英”句，这里的“落英”当然也是指初绽枝头的新花而决不可能是陨落的残葩。
至于“朝饮”句，后世认为“木兰”即“玉兰”，我可以肯定是错误的。因为玉兰无论紫、白，均以花取胜，而上古文献中的“木兰”则以直干巨木名，可用于制作独木舟，也可用于宫殿建筑梁榱的大木作，而无有艳言其花色花容的，包括王逸注《离骚》中的此句，也认为是“己旦饮香木之坠露”，而不言其露坠之于花朵中。清曹溶《倦圃莳植记》认为：“且古有木兰舟，为鲁班所造……今之玉兰，能具舟楫泛波涛乎？”近日散步世纪公园，突然悟到，古代的木兰实为今天木兰科的孑遗植物鹅掌楸，俗名马褂木。则“朝饮”之“坠露”，当非暮春时凝涵于玉兰花朵中，而是季秋间附着于楸木坠叶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