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8年前，我出了本名为《我为他们照过相》的书。我赠书给朋友，有人翻着书调侃我“一箭双雕”，既当了作家，又成了摄影家，引得满桌哄堂。我真尴尬，我哪是什么摄影家，顶多算个“摄影傻瓜”。我这辈子用过的7部相机全是傻瓜机，最便宜的不过198元。我照相不讲技术、不挑角度、不看光线，按下快门便算完事，像雁过留痕，图的就是两点：一是作为一个出版社编辑的打卡纪念，二是为日后写文章存些鲜活细节。如今想来，倒还真派上了用场。

早年拍照先装胶卷，我总怕自己装不好，每次都得劳烦别人帮忙。有次借社里的相机，托同事装好胶卷，便揣着去了天津。那天正巧撞见冯骥才从旧货市场买回两扇一人多高的清朝大铁门，据说花了好几万，我赶紧举着相机对准他和铁门“咔嚓”一张。转身我又去北京，拜访了萧乾、吴祖光、黄苗子、冯亦代，并一一为他们留了影。可等我回到出版社，把相机交到图片社冲洗时，冲胶卷的小姐一打开相机就笑了：“胶卷没装上去！”害得我一一给师友们写信道歉。

——原来，连“留痕”这件事，都藏着不遂人愿的小插曲，它提醒我，凡事不必苛求完美，却要多一份细心。

照相的故事里，总藏着些让人捧腹的小片段，也藏着人物最鲜活的本色。1995年，我第一次拜访王映霞女士，她已年近九十高龄，住的房子狭长而且小得很。谈完《岁月留痕》书稿有关事宜，我提议给她照张相，她欣然应允。可就在我要按快门时，她急忙喊“慢点”，目光望向床头那条花围巾。她起身不便，便让我取来给她披上。捧着鲜花披上围巾，镜头里的老人瞬间多了几分雅致。2003年，《人民日报》约我写袁晓园女士，我到南京工人医院去采访她。访谈后，我说报纸要配张照片，她说：“那要等一会，让我先化妆。”她同样讲究仪表，对着镜子摆弄了半天才让我拍。

1994年，我去新凤霞女士家谈《绝唱》稿子，见她正在画画，我一时兴起要给她拍照。我蹲在她正前方准备取景，她却连忙笑着说：“昌华，换个角度。”说着用手轻轻托了托她那下垂的下巴，“把这个……”后面的话她没说，但我懂得。

——我从此明白，爱美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那是刻在骨子里对生活的热爱，无关年龄，只关心境。

杨苡先生向来端庄。因和她是忘年交，我有点“倚小卖小”，照相时敢“指挥”她“笑一点”“头歪一点”“手放椅子扶手上”，她都很听话。可等她快到100岁，我再这么说，她就不听我的了，似乎也不太喜欢照相了。一次她跟我说：“前几天邹小娟、邓小文、陈虹她们来，要跟我照相，我不干。我说你们是不是看我100岁了，活不了几天，等不及了。说得她们不敢作声。”我想她或是有意说给我听的。

杨先生百岁后不大下床了，生日前几天我去看她，她躺在床上指着墙上的日历，笑着对我说：“张昌华，我把这本日历撕完了，我也就完了。”我赶紧接话：“杨先生，你撕不完的哦，不等你撕完我就给你换新的哦——”我有意把“哦”拖得长长的。她听罢忍不住笑了。那天我带了幅写着“千岁楼”的字给她祝寿，我说：“万岁不敢乱喊，祝您千岁总可以。”她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我趁机说：“我们和这幅字合个影，沾沾您的福气。”她说那就照吧，便请阿姨小陈给我们拍张照。那是我们最后一张合影。

——照片能留住的不只是影像，还有那些转瞬即逝的温暖与默契，它们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了最珍贵的念想。

我和许多文学前辈合影的背后，都藏着独特的故事。

2004年，我向张中行先生组稿，他虽已是德高望重的名家，却总说自己是真正的平民。那年他95岁，我们约好下午三点半到他家，可等到五点半，他才从午睡中醒来，见我们等了这么久，他回报以微笑，却没力气说话。房间没椅子，他坐床头，我们站着。我送上《负暄絮语》选目请他审定，看完后他点头默许。再问其他，他一概以点头或摇头作答。卧室小，光线弱，拍出来的照片不理想。可意外的是，镜头却扫到床上那几条陈旧的大花被，窗台上的书、暖气片上的报纸和戗着的手杖，全在其中，这些细节把一个布衣学者的形象勾勒得淋漓尽致。

钟敬文先生94岁那年，我和《东方文化周刊》的朋友去他府上送周刊顾问聘书，也是等了许久他才起床。他题了词后，饶有兴趣地举着大红聘书看，蛮高兴，可没过5秒钟，“啪嗒”一声，聘书滑到桌上，老先生竟坐着入梦了。我赶紧按下快门，定格下这个有趣的瞬间。

——有时，不完美的镜头反而更有价值，它能捕捉到那些刻意修饰不来的真画面。

2009年10月，人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民国风景》，我去见责编赵立小姐。她请我吃饭时说，她和范用先生曾在一个大院上班，却从没说过话，想见见他，合个影什么的。我说没问题。孰料范用先生那时已病重，听说我们来了，急忙从床上爬起来，穿了件红格子大衬衫，匆忙间扣错了纽扣，头发蓬乱，脸色憔悴得很。见他这般模样，我们哪还好意思多打扰，更不好意思提照相的事，寒暄两句便鞠躬告辞了。

——照相也讲究时机与心境，勉强不得，唯有彼此舒服，才能留下好画面。

我去钱锺书、杨绛先生家拜访过三次，却一张照都没拍。我知道两位先生素来清高，不喜与人照相。每次去，钱先生都躲进房里，让杨绛先生出来和我交谈，我哪有勇气掏出相机自讨没趣。

2004年1月8日，我去同仁医院看望中风已久的浩然，他时已昏迷，失语失忆，身上插满管子。我想与他照张相，护工说家属有交代“不可以”，只好作罢。同日，我去北京医院看望周而复，他经抢救后正在酣睡。我对他的大公子鲁抗说，我从南京远道而来看周先生的，现在只想站在他病床旁照张相。鲁抗同意但叮嘱“照片不要外流”。我说“一定一定”。上午才去看过，下午就从广播里听到了周而复逝世的消息，那或许是他人生最后的留影。

2000年以后，我结识了顾毓琇先生，我们通了五六十封信，我为他编过《百龄自述》，组织翻译、出版过他的《一个家庭，两个世界》（中英两个版本）等。我一心想赴美去看他，遗憾的是签证下来前三天，他突然驾鹤西去。不过，我还是去了美国，到费城参观了“顾毓琇纪念馆”，在他的遗像前焚香时留了张影。

——照相这件事，终究讲个缘分，有的错过便是一生，可那些真诚的相遇，哪怕没有照片，也会刻在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