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与时代同行的歌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臧克家拥有不容忽略的席位。鲁迅逝世已近90年，追怀“民族魂”鲁迅的诗歌难以计数，但传颂最广的当数臧克家的《有的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若要从文学中去认识中华民族的悲壮抗战和浴火重生，非阅读臧克家的抗战文学不可。臧克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从社会现实、民族传统与人民力量中汲取创作养分，因而获得了穿云裂石般的穿透力。
关注农民的命运
臧克家在鲁东南乡土氛围中长大成人，农村的境况、农民的命运与他敏感的心灵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以《静默在晚林中》（1929）初涉诗坛时，试图在“云影山光”中描绘“艺术之宫”，意象高蹈繁复，感情色调秾丽，新月派和象征派影响的痕迹明显，恐怕他当时就已经意识到矫揉造作之难以持久，以致后来许多年都记不起这篇处女作。
进入20世纪30年代，诗人从农村到青岛读书，乡愁涌上心头，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与底层苦难叠压在诗人心头，他的视野逐渐从缥缈的虚空回到眼前的大地，将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场景纳入眼帘，诗歌语调变得凝重起来。他同情城市贫民的饥寒交迫，描写“青春不见开花”的“捡煤球的姑娘”、含辛茹苦为了孩子而“补破烂的女人”、拉风箱的“当炉女”、在冷风中冻得发抖但仍要拾落叶的姑娘、在寒风中乱跑且自语的可怜的“老头儿”、咀嚼着人间不幸与人生苦汁在风雨中等活的洋车夫、香风眼波遮蔽着悲苦孤独的“神女”等，但是，他最为关切的还是农村现状与农民命运。《难民》反映出经济凋敝、救济逃荒者的传统美德难以承传的农村现状，《老哥哥》描写一位因“已经老得没用了”的雇工被东家赶走不知将流落何方的凄苦故事，《到都市去》表达出对去都市寻找生计的农村青年命运的担忧，《逃荒》读报载“二百万难民忍痛出关”消息而感慨“大好田园灾难当了家”，“在这样寥廓的碧落下，/却没寸地容我们立脚”，《元宵》描写离人的忧愁：“遥想枯瘠的乡村，/多少儿童/手把住大门，/望穿了一条黑巷，/大人合起感伤的眼睛，/一片荣华在脸前浮荡。”《答客问》要告诉客人乡村的真相：“一条身子逐着日月转，/到头来，三条肠子空着一条半”，“凭着五谷换不出钱来，/不是闹兵就是闹水灾，/太阳一落就来了心惊，/头侧在枕上直听到五更，/饥荒像一阵暴烈的雨点，/打得人心抬不起头来，/头顶的天空一样是发青，/然而乡村却失掉了平静！”《新年》在今昔过年场景的强烈对比中，凸显“今年的年头百事反常”、“老女人的祝辞上全没了信心，/小孩子的手头再不是那样大方”，大人们发出“悠长的嗟叹”,“大家用一脸愁对着元旦”。“村夜恐怖不敢眠”，只好以太平年月“场园上的夏晚”的回想聊作慰安。《卖孩子》写为娘者为了孩子能够活命而忍痛卖子，《自己的写照》写“我看见穷苦的庄稼汉/在地狱里滚着油锅，/一只无形的大手/扼死了他们的生命线。/弱者的脂膏/润红了强者的双腮，/五千年来的农村/表演了第一次的大破产！”水灾、旱魃、兵祸、外患、权势者的盘剥，吞噬着千千万万个无辜者。天火在燃烧，地下的熔岩在奔腾，为了生存，就要反抗，《要活》写道：“生死推到了眼前，/凭你自己去做主：/时间咆哮得要炸，/快，快说出你最后的一句话！”《投生》宣告：“大时代的呼吸，/吹碎了天下人的家乡；/拒绝了你的旧情，/它正向暴风雨中投生！”
臧克家走上诗坛之际，正值土地革命时期，他虽然身在山东，但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动荡，表现出他所了解的山东农村的破产，洞悉到“天火”终将引爆底层社会地下奔腾的岩浆。他的创作与叶紫、蒲风等上海左翼作家同调，反映出社会矛盾及其必然趋势。从师范学校到黄埔军校，再到大学本科的系统学习与从教从戎等社会历练，使得臧克家诗歌在长于叙事性描写中渗透着对时代感的孜孜追求，因而画面感十足，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一崭露头角的创作个性，而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举凡现当代历史上的重要节点、社会文化的标志性征候，都在其创作中留下印痕。
为抗战镌刻历史丰碑
中国人民以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对于这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敏感的诗人怎么会无动于衷？厚重的齐鲁大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和祖父与父亲都曾参加辛亥革命的家族传统，赋予臧克家浓烈的家国情怀。卢沟桥事变之前，他就有多篇作品表现抗日意绪：《战神已在候着你》（1931年）、《中原的胳膀》（1935年10月6日作），透露出国土“生生地被割去了这一条胳膀”的悲伤与收复失地、捍卫民族“五千年的光荣”的热望；1936年11月18日作《肉的长城》，引入《义勇军进行曲》的意象，讴歌取得百灵庙大捷的绥东抗战将士“好男儿/给祖国打起了肉的长城”。全面抗战爆发后，臧克家以英勇无畏的战士姿态在正面战场坚持4年半之久，即使因时势所迫转赴陪都重庆，也始终与民族解放事业脉息相通，其抗战文学创作量之大、时代感之强、创新性之突出，在抗战时期的作家中颇具代表性。
当抗战前线发出召唤，臧克家毫不犹豫地重新穿上戎装，奔赴第五战区。1938年4月8日至15日，臧克家应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官之邀，不顾台儿庄战场硝烟未尽，敌机每日前来轰炸的危险，三进三出，对血战台儿庄的主力部队——第五战区三十军的三十一师、二十七师、三十师等进行了实地采访，会见了孙连仲、池峰城、张华堂、黄樵松等将领。在抗日将士高昂士气的感染下，他从采访到写作只用了十几天便完成了长达5万多字的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5月初由生活书店初版，9月再版。台儿庄大捷是正面战场第一次令国人扬眉吐气的胜利，不少作家、记者深入战地采访，王西彦、范长江等均有可圈可点的战地纪实作品，但《津浦北线血战记》规模最大，内容也最为丰富，既有关于津浦北线会战之战略地位的宏观分析，也有对台儿庄大捷有力回击“惟武器论者”与“民族失败主义者”之重要意义的充分肯定。作品更以大量细节描叙战役的方方面面：高级将领运筹帷幄并亲赴前线，师长在火线上指挥，官兵殊死搏杀、牺牲惨烈，前方浴血奋战，后方踊跃支前，军民齐心协力，前后方呼应灵活；日军残忍至极，退却时纵火，见人就杀，尤其是残杀妇女……《津浦北线血战记》结构之宏大，篇幅之长，不仅在台儿庄题材中堪称翘楚，而且在抗战时期战役报告文学中亦首屈一指。这部作品为民族扬威，也使得李宗仁声名大振，以至于先前不大看得起文化人的高级将领一时间纷纷表示欢迎文化人到部队去。李宗仁功高震主，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限制了《津浦北线血战记》的印行。
而后，臧克家先后担任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议等职，与姚雪垠、于黑丁、孙陵、田涛等一道深入前线部队，从事抗战宣传。在战场穿行，危险无处不在，在台儿庄战地采访时，前来报复的日军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就在几米之外爆炸。1939年5月，臧克家参加了随枣会战。后来，他在《笔部队在随枣前线》一文中追述了前线生活，其紧张与危险从中可见一斑：“敌人就在前面的山头上，山上的寨子清清楚楚地描给人一个影子。借了夜的掩护，我到了团部、营部、连部，一步一步爬上森林寺的第一线，心，也随着一弦一弦地扣紧了。半山腰里就是敌人，鸡鸣犬吠的声音送了过来。”翌日晨与钟毅师长握别，后来钟师长派马来接。“到了枣阳，还没坐定，敌人就到了，四下里是枪炮，火光，人群。通过襄樊的大路被切断了，我们撕下了符号，夺路到河南，盘过了山，到了五战区的最后面——均县。连着爬跑了八天两夜，敌人一直追我们到邓县附近三十里。什么都丢了，诗稿也在内。破了几天的功夫，又把它默写出来，这就是那篇《走向火线》。”正是由于有了以身报国的无畏精神与血火交并的前线体验，臧克家在《津浦北线血战记》之后又写出《随枣行》《淮上三千里》等战地散文和一批小说。
作为以诗歌享誉文坛的诗人，臧克家表现抗战的诗歌更多，从1938年6月到1945年6月，结集出版的抗战诗歌就有12部之多。抗战时期，诗歌创作呈井喷状态、创作量突出的诗人有两位，一位是臧克家，另一位是艾青。两位杰出诗人在诗歌文体与风格上各有千秋，艾青虽然也有《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雪里钻》等优秀的叙事诗，但更为知名的是《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等抒情诗；而臧克家虽然也有《兵车行》《春鸟》等著名的抒情诗，但其叙事诗的数量显然更多，建树也更为突出。如果把艾青称为民族解放时代的吹号者，那么臧克家则可以说是为抗战镌刻历史丰碑的艺术家。
在臧克家的诗歌画卷中，《韩团长的腿》《大刀的故事》《国旗飘在鸦雀尖》等作品，真实地再现出前线将士以生命捍卫国土、以鲜血书写荣誉的拼死搏杀，由衷地赞美了中国军人的爱国激情与牺牲精神。《诗颂张自忠》为老舍四幕话剧《张自忠》的幕前诗，歌颂了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带兵的威严与爱兵、爱百姓的慈祥，表现出张自忠以对国家的忠贞粉碎了恶毒的谣言，以悲壮的牺牲雪洗了耻辱：“他用死完成了自己，/死里有新生。”范筑先是臧克家故乡的又一位抗战英雄，诗人为之深深感动且倍感自豪。《古树的花朵》描叙了范筑先将军抗韩复榘之命、不渡黄河、回师聊城，由半个营发展到数万大军，开辟囊括20几个县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历程，刻画出他侠肝义胆、坚忍不拔的性格。范筑先壮烈殉国，夜空升起一颗永远不落的将星。“一家的红血，/化一道长虹，/耀眼放亮地/挂在历史的天空。”《感情的野马》则描写战斗间隙中军部高级将领朦胧感情的轻柔涟漪，情动于中，止乎于礼，风轻云淡时悄然萌发，战云压顶时顿然终止，诗人对战地感情生活的波动，把握得准确细腻，刻画得生动传神，丝毫没有做作颓废之气，反而真实可信，惹人同情。作品既勇于直面战争中人之丰富的感情世界，又表现出战火对人性的洗礼。
普通官兵同样是臧克家作品的主角。《从冬到春——尖山之战的故事》的主人公展庆福，在夺取尖山的战斗中，40人上山，仅7人生还，展庆福受伤被俘。敌人给他治伤，放他出来做侦探，纵使不做侦探，至少也是“皇军”的宣传员。可是，展庆福仍旧回到部队抗日，向师长揭露了日军的阴谋，得到师长的信任。更多的战士，是无名英雄。埋葬着蒙城战役四千官兵与百姓的烈士冢，他们多数都没有留下姓名；《烈士墓旁》述说在平昌关战役中我军挡住了三千敌骑，六十一位英雄牺牲，然而，烈士的英魂眷恋着战友，希冀着最后的胜利：“死后的骨/葬埋在战场，/听淮河吼叫，/听老鸦山头的炮响，/望着眼前的战友们/在阵地上出入，/地下的灵魂/要冲破坟头的黄土。”
战争波诡云谲，战区纷纭复杂。臧克家注意到“事伪”里面的复杂性。叙事诗《向祖国》描叙了彭守成部的变迁：由最初害怕、躲避战争的农民，到组建“人民自卫军”奋起抗日，再到出于不得已，一度变成“皇协军”，然而“身在曹营心在汉”，最后，三千弟兄终于回到了国家与民族的怀抱。诗篇在叙写这一演变过程时，刻画了其代表人物彭守成曲折的心路历程。《敌人陷在泥淖里》则反映出正面战场部队的可喜变化：“战争的教训是伟大的呵，/去年动摇的将军，/今年在火线上/领导着士兵去冲锋，/青年人争着上战地，/把参加战斗认作光荣。”抗战是培养人民大众之国家意识的沃土、锻炼民族精神的熔炉，《和驮马一起上前线》的主人公陈海清本来是讨厌军队拉夫的质朴农民，可是当国家需要他献出心爱的驮马时，他义不容辞地奉献出自家的4匹健马，当心爱的驮马相继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之后，“他和他的长工/告别了驮马队，当了战斗兵”。父亲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承受着接连失去爱马的巨大创痛，但他写家信说“我很好，驮马也结实”。儿子来信说：“家里一切都很安好，/爸爸在前线放宽心。/有两件事他没写在纸上：/老祖母死了，家里很穷困。”父子默契，为了让亲人宽心，独自忍受着艰难困苦。正是在这种压抑中，民众的国家意识、牺牲精神与坚忍的生活态度才表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锄头与枪杆》里的农人视麦子如孩子，但还是慷慨地送给国家作军麦。《走向火线》吟唱道：“将士流血，/百姓流汗，/担架压上/民众的双肩，/拿这事实/做个例证，军民合作/不是句花言。”“他们信赖自己的军队，/他们全把敌人看扁，家乡虽然枕着战场，/敌人仿佛远在天边。/火线上/有抬不完的伤兵，/他们有/磨不薄的双肩，/乘着夜色，/穿过山径，/我们的弟兄/夜夜摸敌营，/老百姓自愿夹在中间，/三枪两枪打着好玩。”诗人通过农民境界的大幅提升表现出抗日战争之人民战争的性质及其伟力。
自1939年起，国民党当局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逐次掀起反共高潮。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愈加紧张。臧克家投身战场，衷心报国，却屡屡受挫，倍感寒心，在行将离开前方之际，他写下《春鸟》，寄托强烈的愤懑：诗人想如春鸟一样自由歌唱，“但是，我的喉头上锁着链子，/我的嗓子在痛苦地发痒”。《春鸟》折射出国民党当局破坏统一战线是不得民心的倒行逆施，到重庆之后，臧克家还写了一批揭露与抨击政府当局政略舛误、吏治腐败的作品，如《生活的型》讽刺大后方的做戏与惰性，《大雪后》以“被摧残的病兵”批评医政的弊端，《侧起耳朵，瞪着眼睛》则惊诧于贵州守军败退怎么如此迅捷，这类作品揭示出时代的阴暗面以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失却民心的必然趋势。
臧克家以其质实铁硬的写实功夫，加之以诗人的激情、灵性与文笔，把官与兵、军与民、我与敌刻画得栩栩如生，把战场上的方方面面描写得真真切切，让人闻得见浓烈呛人的硝烟，触得到战争残酷的冰冷，体味得出作家的炽热情怀。
抗战诗歌的审美建树
在以文学为抗战镌刻历史丰碑的同时，臧克家不仅实现了个人艺术上的拓展与创新，而且实证了抗战文学并非“多是抗战少见文学”，审美并非凋零与倒退，而是突变与飞跃。这里且不探讨其《津浦北线血战记》的结构与细节描写及《我的诗生活》的诗性散文，只是谈其诗歌的不凡贡献。
臧克家以别具一格的抒情诗登上诗坛，其抒情诗少有空洞的呼喊与极端的表达，而是善于设计对话——抒情主人公与诗中人物对话、与赋予性灵的景物对话、抒情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自我对话、诗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诗中虽然也有激情的直接宣泄，但并未因战争而变成清一色的粗粝与直白，而是基本保持了原有抒情风格，对话特征得到发扬光大。其诗在沉实、遒劲、凝练之外，又增添了一点轻灵、清朗与舒展。如《我们要抗战》是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对话，一方面欢呼期待已久的抗战终于到来，因为它可以雪洗多年来国土被鲸吞蚕食的耻辱；另一方面吟唱：“谁不喜欢乡村的静景？/谁不爱自己温暖的家庭？”欢呼战争的到来与留恋和憧憬和平生活，是诗人心灵的两种话语，二者相依相生，欢呼战争的到来正是为了结束以丧权辱国的屈辱为代价的虚假和平，换取人民安居乐业的真正和平。正是在如此强烈的对比中，战歌才显得高亢而深沉。《回来吧，我的弟兄！——召伪军》则通篇以同伪军群体的对话来结构。对于为生计所迫，或被长官胁迫，或受骗上当误入歧途的伪军，诗人没有一般性的道德贬抑或政治批判，而是待之以热切的劝慰。对话体赋予这一题材以特有的亲切感与感召力，拓展了抗战抒情诗的表现空间。
臧克家长于刻画意象、营造意境，因而诗作表现出质实、凝练与充满张力的艺术特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大别山》描写山势的险峻出之以奇崛的意象，赞美大别山的美丽借助于清秀的景物与飘逸的联想：交织着险峻与美丽的大别山，养育出坚忍和勇武的人民，历史闪烁着土地革命的“红光”，现实布下了侵略者的陷阱，大别山在诗人笔下显出了英姿，见出了性格。“大别山的石永不会烂，/看看谁能够熬得时间。”诗的结尾传达出持久战的意蕴。这首114行的抒情诗1938年8月于商城写起，1939年4月于樊城完成，历时8个月，大别山的战地体验奠定了生活基础，诗人的古典诗词造诣，富于提炼、构象与联想的艺术创造性与坚韧的炼字炼句功夫，使之成为一篇抒情诗力作。
臧克家的叙事诗成就更为突出。短篇叙事诗好似一幅幅诗性特写，如《国旗飘在鸦雀尖》在间不容发的紧张气氛中，凸显出将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牺牲精神与指挥方略。诗篇有战事的叙述，有战场的描写，有师、团长之间的对话，也有增派援兵的悬念——先说两个钟头把援兵送到你的跟前，届时送去的却是一面国旗与一篇悲壮的祭文，而到最后关头，还是派去了师长身边最后的10名决死队员，情节起伏跌宕，气氛令人几近窒息，最后在从容地听候电话中收尾，正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收到了绝佳的叙事效果。有的叙事诗重在刻画人物，如《韩团长的腿》好似素描，寥寥几笔勾勒出人物的英雄肖像。
长篇叙事诗则犹如一卷卷诗性长轴，有战场巡礼、英雄颂歌、战地爱情、伪军反正等，而且在叙事诗的文体与表现形式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与精心的营构。从文体类型而言，可以分为：英雄史诗、心曲长调、连环叙事诗。《古树的花朵》（原名《范筑先》）一气呵成，长达5000行，是全面抗战以来著名的英雄史诗。这部长诗不仅背景宏阔，情节波澜起伏，性格栩栩如生，而且写法上一改诗人素来谨严的用词与韵律，而是笔法跌宕多姿，用了大量的排比、复沓，呈现出恢廓而绵密的风格。心曲长调如《他打仗去了》情节峰回路转，感情真挚动人；《感情的野马》音韵清丽婉转，意象丰富而自然，炼字炼句颇见功力。如写一条白地黑字的“荣誉军人招待所”的标志，先说“风的手/扯弄得它呼呼叫”，紧接着说“像无数小口/呼唤着荣誉军人到这儿来洗创敷药”，比喻何等自然得体。再如写抱吟河边初见文曼魂：“他的心恰像眼前水车的齿轮。/他看见，/波纹偷去了她的身影，/他听见，/水浪学着她的歌声，/太阳在天上为她逗留，/青山模仿着她的坚贞。”“偷”字的推敲功夫，正是《烙印》的继承与发展，而绝非抛弃与后退。连环叙事诗《走向火线》如环环相扣的珍珠项链，结构收放自由，流畅舒展，其中具体环节不乏生动的情节、完整的纪事。艺术手法有质朴无华的白描、夹叙夹议的铺展，也有叙事与抒情的融合、自然或超拔的象征。臧克家以多彩的笔墨展开了抗日战争的宏大画卷，以丰富的细节呈现出真实的战场氛围，带领读者走进历史现场，体验与感悟那硝烟弥漫的战争风云、血色悲壮。
臧克家不仅是把握农村与农民脉搏的乡土诗人，也是镌刻历史丰碑的抗战诗人。他与时代同频共振，时代的歌声必定刻入历史的年轮，他与人民息息相通，人民的心中总会记着自家的诗人。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