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抗战以前，老舍的小说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等，主要是写市民阶层的性格弱点，无论是老张的实用主义、赵子曰的软弱，还是马氏父子的市侩等，都带着强烈的讽刺性，即便是想通过个人努力走向成功的骆驼祥子，最终也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些小说整体风格是反讽的，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语言多用反语，具有鲜明的讽刺意味；二是人物的主观意图与命运往往是事与愿违的关系，人物越努力，往往离目的越远；三是人物与时代的关系看似是贴合的，实则充满张力，也就说，老张、赵子曰、祥子等都是社会的产物，但他们与社会的发展并不同步，因此演成悲剧，这是小说深层的反讽性。

七七事变之后，老舍创作的风格为之一变，由讽刺、反讽转向了抒情。小说《蜕》《火葬》《四世同堂》，话剧《国家至上》《张自忠》《大地龙蛇》《谁先到了重庆》《桃李春风》等，都写抗战时期民众如何参与抗战建国，成为“大时代”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老舍也并未忘记辛辣的讽刺手法，话剧《残雾》《面子问题》揭示了打着爱国旗号谋取私利的丑态，《四世同堂》刻画了一系列汉奸形象……不过，总体而言，老舍此时期的创作，抒情性压倒了讽刺性。《火葬》《张自忠》这类书写英雄人物的作品自不必说，即便是写沦陷区生活的《四世同堂》也是抒情性远超讽刺性，比如，以人物形象而言，汉奸冠晓荷、大赤包等显得滑稽，却略显刻板化，祁瑞宣、钱默吟等反抗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十分丰富，性格有变化和成长，形象也更为生动。

抗战时期老舍小说的抒情性，主要源于对人物与国家关系的重构。作品中的人物因积极参与抗战的大时代，承担救亡与建国的历史使命，因而生成了抒情性。大时代是史诗的时代，也是抒情的时代，老舍在抗战初期创作的小说《蜕》对大时代做了生动的描述：

大时代的所以为大时代，正如同《神曲》所以为伟大作品:它有天堂，也有地狱;它有神乐，也有血池；它有带翅的天使，也有三头的魔鬼。在这光暗相间，忠邪并存，变化错综的万花洞里，有心胸的要用狮一般的勇气，把自己放在光明的那一边，把火炬投向黑暗处。到把全民族的心都照亮了的时节，我们才算完成了大时代的伟大工作。大时代的意义并不在于敌人炮火的猛烈，我们敢去抵抗，而是在于用我们的鲜血洗净了一切卑污,使复生的中国像初生的婴儿那么纯洁。

大时代是一个宏大叙事的年代，是民族复兴的时代，也是个人迎向民族国家的时代。大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写出民族的情感，写出民众的感受：“大时代到了，大时代的文艺，不用说，必是以民间的言语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热情与共感。”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文学只写个人的呢喃是不够的，应该回应全民族的呼声。

抗战时期书写民族国家是常态，面对国家危亡，作家自觉地担负宣传抗战、动员民众、普及国家观念的责任。老舍作为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自觉承担着这个职责，他积极改良旧戏，创作鼓词等，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战。但就作品的具体形式而言，他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想象，与其他作家依然有不同之处，他更多地将笔墨放在个人如何蜕变、如何建立与国家关联的过程中。

一、从被卷入开始

在和平年代，老百姓关心的是怎么过日子，关心的范围是生活所及的村庄和城镇，至于国家，那是十分遥远的对象。是侵略者发动的战争，把普通百姓卷了进来。面对“七七事变”，因为当局政策的举棋不定，老百姓也茫然无措，老舍抗战初期的小说《蜕》很形象地写了各方的应对：“冲动的要打，冲动的要和，冲动的抵抗，冲动的奔逃，把芦沟桥的义愤怒吼变成平津沦陷的悲泣。”当侵略者逼近，人们为了家人的安全、产业的保存、事业的延续等，或起而抵抗，或辗转迁徙。《蜕》写的是大学生厉树人、平牧乾等，在平津沦陷之后，不愿做侵略者统治下的顺民，逃往国统区，有的选择到前线参军，有的留在后方锄奸。《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全、《谁先到了重庆》中的吴凤羽，在北平陷落之后，也立刻前往大后方参加抗战。在老舍笔下，面对国家危难，厉树人、吴凤羽、祁瑞全等是反应最快的一类人，他们是老舍心目中的新国民：

有许多像瑞全的青年人，假若手中有武器，他们会马上去杀敌。平日，他们一听到国歌便肃然起敬，一看到国旗便感到兴奋；他们的心一点也不狭小偏激，但是一提到他们的国家，他们便不由的，有一种近乎主观的，牢不可破的，不容有第二种看法的，意见——他们以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最好，而且希望它会永远完整，光明，兴旺！他们很自傲能够这样，因为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新国民的气象。他们的自尊自傲，使他们没法子不深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几十年来天天在损伤他们国家的尊严，破坏他们的国土的完整；他们打算光荣的活着，就非首先反抗日本不可！这是新国民的第一个责任！

这类知识青年，是晚清以降开明知识分子不断召唤的新青年，他们热血、赤诚，心系祖国，在关键时刻还能把热情付诸行动。老舍抗战时期的作品中，这类青年的形象最为光彩，是很多人的希望所系。老舍对青年的厚望，与当时大多数作家类似，这既源自近代以来新文化人对新国民的想象，也有来自现实的要求，“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口号。

在知识青年之外，老舍发现了士兵的力量。《蜕》写平津陷落后，阴城的人们依然浑浑噩噩，毫无抵抗计划，近在咫尺的战争只让阴城哆嗦了一下，随即恢复了平静。但叙事者还是认为中国不会亡，侵略只是在给中华民族种牛痘，会让她变得更坚韧。之所以有这个信念，在于已有很多人奔赴前线。阴城的人虽然依旧沉溺于个人享乐，城外的车站却是另一幅景象，这里刚运来一车伤兵：“车里没有声音，没有灯光，英雄们——河北河南的彪形大汉，湖南广西的短小结实的战士，还有些缄默而坚毅的陕西兵——都咬着牙，滴着血，忍着痛，挤在一处，把哼哼一声都视为最可耻的事。”抗战伊始，老舍就非常及时地塑造了新的士兵形象。现代文学中，除了北伐时期知识分子对士兵的书写较为正面外，大多数作品中的士兵形象是较为负面的，因为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给民众带去的只有灾难，《骆驼祥子》中，祥子新车刚买了半年，一次出城送客，“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捉了去”，“他的衣服鞋帽，洋车，甚至于系腰的布带，都被他们抢了去；只留给他青一块紫一块的一身伤，和满脚的疱”。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这种情形是司空见惯的。抗战军兴，很多人改变了对国军的认识，左翼作家郭沫若于“七七事变”归国后，曾应陈诚的邀请去前线考察，写成《在轰炸中来去》。抗战初期，社会名流纷纷前往前线劳军，鼓舞士气，也改变了民众对军人的看法。随着“文协”的成立，以及政治部的改组，大量文化人参加到国家宣传和军队政治工作中，参与正面战场的工作，社会新闻、文学作品都出现了大量正面歌颂国军的文字。作家中，老舍是较多书写国军和正面战场的作家，他的话剧《张自忠》是应冯玉祥之请而作，为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画像。《火葬》写国军在文城与敌人的拉锯战，连长唐立华率人誓死抵抗，后来文城陷落，石队长又带队伍潜入文城、收复文城，唐连长的英勇、石队长的机智，以及他们最终的牺牲，是抗战时期军人的缩影。《蜕》中，老舍更是借人物金山之口道出：

我和树人们都在军营中受过军训。我知道军人的实况。不错，他们是简单，可是他们比你我都忠诚热烈的多！你心目中的军人,还是二十年前的老总，今天的军人正和今天的一切同样——总而言之吧，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前二十年的中国。日本军阀不认识这个，还有许多中国人不认识这个;在北平陷落以前，我自己就不认识这个。城陷的以前以后，逃命的是你我，卖命的是大兵与老百姓!

除了知识青年和士兵，老舍还“发现”了普通民众的力量。《四世同堂》中，祁瑞全从沦陷区北平逃出，前往大后方参加抗战，从北平到内地的过程中，他重新认识了中国，“每一个地方都使他更多明白些什么是中国。中国，现在他才明白，有那么多不同的天气，地势，风俗，方言，物产；中国大得使他狂喜，害怕，颤抖”。内陆的风景让他震撼，内地的风俗民情，让他发现了一种既古老又新生的力量：

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一种力量，紧紧的和天地连在一处。假若那人为的，精巧的，北平，可以被一把大火烧光，这些河流与村庄却仿佛能永远存在——从有历史以来，它们好像老没改过样子，所以也永远不怕，不能被毁灭。这些地方也许在三代以前就是这样，而且永远这样。它们使他担心它们的落伍，可也高兴它们的坚实与纯朴。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些腐烂了的城市，像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内地的乡村让他看到了一个有别于北平的中国，与部分北平人在战时的惊慌失措和逆来顺受不同，乡村呈现出来的是自然、质朴和无畏，这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抗拒着一切外来的侵略力量，不怕也不会被毁灭。看到乡村，他现实地抓住了乡土中国，他的国家观念也落到了具体的人与物上：“在北平，他一筹莫展；现在，他抓住了爱国的真对象。爱国成了具体的事实——爱那些人民与土地。战争,没想到，使都市的青年认识了真的中国。”抗战时期，大量知识分子从东部的大都会，转徙内地，他们向内地传播现代知识，在宣传动员中普及民族国家观念，但他们自身也受到新的教育，他们看到了不同于都会的乡土中国，重新发现了内地，发现了民众的力量，并将普通民众视为抗战胜利的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1940年代是重新发现和认识民众力量的时代，无论是当局还是知识分子，都意识到抗日战争是现代战争，是总体战，老舍也认为，“今日的战争是全面的，无分前方后方，无分老少男女，处处人人全受着战争的影响”。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延安文艺肯定了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国统区知识分子也将民众视为推动历史的力量。

老舍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未忽略市民阶层的复杂性。他在书写青年、士兵等积极抗战者时，也关注到普通市民的处境和抉择。《鼓书艺人》是战后作品，非常生动地写了鼓书艺人方宝庆一家在抗战时期的遭际。抗战兴起，方宝庆不愿意在沦陷区讨饭吃，携家带口从北平到上海，从上海到汉口，又从汉口迁往重庆，像萧红《马伯乐》中马伯乐一样，跟着难民一路往内地转移。但与马伯乐不同，方宝庆处事干练，可谓八面玲珑，在任何地方都应付得开，在战时也维持着体面。《四世同堂》写北平市民在抗战时期的生生死死，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近百人，行业数十，对侵略者的态度也各异，全方位呈现沦陷区环境下的市民心态和生活，可说是一曲市民史诗。《四世同堂》的主人公祁瑞宣是现代知识分子，但他因家庭负累不能率然离开，只能在沦陷区委屈求存。在叙事者看来，祁瑞宣的选择代表了北平市民的处境，“有许多像祁瑞宣的壮年人，有职业，有家庭，有知识，有爱国心，假若他们有办法，他们必定马上去奔赴国难，决不后人。他们深恨日本人，也知道日本人特别恨他们。可是，以瑞宣说吧，一家大小的累赘，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钉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瑞全可以一走了之，承担着一家子生计的瑞宣却难以动弹，他在沦陷区的艰难求存，在日本管制下的挣扎，因此显得尤其让人动容。而这，正是大多数北平人命运和心态的生动体现，他们被卷入战乱，他们不乏民族国家观念，只是现实束缚了他们。他们也未坐以待毙，他们的底线是不与敌伪合作，并力所能及地为国家的抗战默默贡献力量，这是市民阶层的复杂性，也是市民阶层所蕴含的力量。

二、个人的国家观念如何形成

普通民众遭遇侵略战争，首先考虑的是自我保存，但也意识到国家不再像和平年代那样遥远，而是与个人的生存密切相关。老舍的小说在处理个人的国家意识时，除了写知识青年这类理想的国民，还耐心地呈现普通人国家观念如何确立、个人与国家关系如何建立的具体过程。

首先是战争，战争的胜负既决定着国家也决定着个人的命运，利害的同构关系，直接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勾连了起来。《火葬》是老舍较早处理战争的作品，小说中的文城“只是一个平凡的城”，这个虚构的地方，与师陀《果园城记》中的果园城类似，是中国的隐喻。文城平时的生活是平静的，人们在这里生，在这里死。战争改变了一切，让人们惊觉，在自己的生活之外还有更大的事，更确切地说，是自己的生活关联着更大的事，“西门外的纱厂与车站都遭受了轰炸；文城的人们开始感觉到吃饭喝茶，生儿养女，喂猪，卖（或买）豆腐而外，还有些更大的责任与工作”。车站来了兵车，人们除了去做生意，卖饼和香烟外，也发现外省的军队和本省的军队一样都在为他们打仗，“文城的人开始明白，文城不是孤立的一个有几家杂货铺与一座小车站的岛，而是与整个的中华连成一气的。他们的朋友不仅是朝夕晤面的张三李四和麻子王老二，而是全中国的人”。他们的胆气变得壮一些，并开始想自己是否也能做一些事。觉悟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战争越来越紧迫，有人开始动摇，但更多的人加入了抵抗的行列。

老舍非常细致地描写了人们在抗战过程中的变化：“在前两三个月，他们听到学生的讲演，看见过各色纸制的标语，甚至于还看过一两次话剧”，讲演和标语都向他们说了一番道理，但是，宣传队过去了，他们“依旧过着他们的日子”，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便也犯不上多关心什么国家大事”。迫在眉睫的战争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守住文城，否则一切都要丧失”，他们的信念与行动之间，并不像和平年代有那么大的差距，在总体战的时代，他们有很多方式参与战争，“他们给军队抬沙袋，运子弹，挖壕沟……”他们的观点也变了，“他们卖点力气，赔上时间与金钱，都没关系；只盼能打个极大的胜仗，把文城保住”。军队不是孤立的，政府也开始组织民众，组织民兵，人们拿起刀枪棍棒，意识到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乡，也多了几分自信和英雄气概。战争有胜有负，但人们都密切关注着，因为这关系着他们的命运。战争，让民众意识到自己是国民。

相对而言，到前线参与战争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大后方和沦陷区。《鼓书艺人》中的方宝庆，他是北平独一份儿的艺人，他如果留在北平，敌人可能不会杀他，但他宁可舍弃北平舒舒服服的生活，一路西迁，“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爱国，他只知道每逢看见自己的国旗，就嗓子眼儿发干，堵的慌，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翻腾”。他是一个民间艺人，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他的选择也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是民间文艺中的忠孝节义维系着大多数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家国观念，方宝庆从事的行业，本身就是广义的国民教育工作。在大后方，他凭自己的能力找到一口饭吃，不久，大轰炸毁掉了他好不容易建起来的书场，家人不得不在城市与乡下来回迁转。在战争氛围中，他的观念在悄然改变。当地人认为是下江的难民招来了飞机，他开始琢磨，“可以写上一段鼓词，跟大家说说战争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抗战”。后来，他和秀莲加入一个抗日团体，用大鼓书宣传抗战，因为大鼓书有群众基础，演出也方便，不像话剧需要诸多道具，有利于到兵间、民间宣传。宝庆还请新文化人为他写贴近时代的新词，他们改良的鼓书获得了成功。宝庆积极参与抗战的文化宣传，为此常常自掏腰包，为的是“可以让全世界的人看看，咱们中国唱大鼓的，也有一份爱国心”。他从独善其身，变得积极关心并主动去解决国家问题。话剧《大地龙蛇》中，赵家也是很早就前往内地，赵庠琛作为家长，虽忧国忧民，却缺乏行动力，还反对儿女去参军。他的二儿子赵兴邦毅然逃出家庭、服务前线。不过，当赵庠琛得知老家被日寇侵占，子侄辈有的牺牲，有的要继续前往战场杀敌复仇的时候，他态度变了，不仅支持儿女上前线，自己也准备再度出山，为抗战尽一份力。抗战让他的言行走向了一致。

老舍对战时个人与国家关系呈现最为细致和深刻的作品还是《四世同堂》。祁老太爷作为耆旧，最得意的是他应对战乱的经验。在他看来，赶上兵荒马乱的年月，家里只要存着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蔬菜，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便足以消灾避难”。小顺儿的妈也是觉得“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看起来，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小家，而无国家。不过，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在民间艺术、通俗文学等熏陶下，中国百姓并不缺乏家国伦理关怀。《四世同堂》这么处理，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凸显他们前后的转变。不过，转变最快的是投机主义者，冠晓荷是军阀时代的政客，后来失势，侵略者到来，他们以为机会来了，于是去检举邻居钱默吟一家。钱默吟的转变是小说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他本来是个才子派文士，好饮酒赋诗，好莳花弄草，但他也知道，之所以能自由地生活着，是跟国家的独立自主有关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花与树的关系，“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平时他不愿意空谈误国，宁可当个名士，但他不愿意看到侵略者来发号施令，他儿子是卡车司机，与一车日本军人同归于尽，为此，钱默吟感到自豪。冠晓荷的检举，让钱家家破人亡，但钱默吟并没被打倒，他经受住了严刑拷打，出狱后，拖着残躯，转入地下抗战。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战，动员有为青年逃到国统区。他也参与暗杀、锄奸等抗日行动，从一个不问国是的隐士转变为一个坚毅的战士。在侵略者的统治下，祁老太爷的经验渐渐不灵了，他逐渐失去了自信。当小羊圈胡同一户户被抄家，邻居一个个被害；当北平缺粮，只能吃发臭的杂合面；当生日过得不像个生日，节日不像个节日；当他的儿子不堪屈辱而自杀，重孙女饿得没了人形……老太爷认识到了侵略者的可恨，一向和气的他也敢跟日本人硬碰硬。

祁瑞宣的转变最为艰难。北平沦陷之初，他选择独自承担家庭的重负，支持三弟瑞全逃往国统区。他是现代知识分子，却严守传统的伦理道德、忠孝节义。他清楚地认识到国民的责任，却因家庭负累不得不留在沦陷区当亡国奴。他支持邻居逃走，暗中负担其家庭开支。他在沦陷区实行消极抵抗政策，绝不为日本人服务。因为英语好，能够到英国驻北平使馆工作。从个人的选择来看，这是颇为理想的状态，但从现实来看，能有这样选择能力的人不多。周作人留在北平，选择到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兼课，也是类似的想法。不过，周作人像《四世同堂》中的牛教授一样，最终落水。随着日英关系交恶，瑞宣也失了业，在瑞全的建议下，他主动进入学校教书，希望力所能及地抗衡殖民教育；他还与钱默吟合作，参与地下抵抗工作，暗中写宣传抗日的文章。在沦陷区的生活，让他具体地认识到什么是国家：

什么是国家？假若在战前有人问瑞宣，他大概须迟疑一会儿才回答得出，而所回答的必是毫无感情的在公民教科书上印好的那个定义。现在，听着广播中的男女的标准国语，他好像能用声音辨别出哪是国家，就好像辨别一位好友的脚步声儿似的。国家不再是个死板的定义，而是个有血肉，有色彩,有声音的一个巨大的活东西。听到她的声音，瑞宣的眼中就不由的湿润起来。他没想到过能这样的捉摸到了他的国家，也没想到过他有这么热烈的爱它。平日，他不否认自己是爱国的。可是爱到什么程度，他便回答不出。今天，他知道了：南京的声音足以使他兴奋或颓丧，狂笑或落泪。

以前的国家是抽象的，抗战时期国家变得十分具体。实际上，即便是祁瑞全这类前往国统区的青年，思想上也有个转变过程。瑞全从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广大的内陆农村，发现了抗战的力量。小说《蜕》中，青年转变的不仅是思想，也有情感：金山本来与钱默吟一样，是个才子派，但当看到图书馆被侵略者关闭，书籍被焚毁，他意识到空谈无补国是，“新思想么，新姿态么，才子么，革命青年么，都是废话，要救国，得简单得像个赳赳武夫”；曲时人平时想的是将来娶什么样的太太，找什么样的工作，“敌人的飞机与炮火把他吓醒”，“目前要打算生存，他得放下那个老实的梦，而把青年的血溅在国土上”；厉树人呢，“平津的陷落矫正过来他的抑郁”，让他认识到行动的重要；平牧乾是队伍中的女性，学的是艺术，是摩登小姐，“平日，她与国家毫无关系；照镜描眉是世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但平津的陷落让她有家不能回，不敢回，也不愿回，她知道了“国家是和她有皮与肉那样的关系”，“她须把‘小姐’扔得远远的，越远越好；她须把最摩登的女郎变成最摩登的女战士；眉可以不描，粉可以不搽，但枪必须扛起”。抗战爆发，青年的国家观念要经受现实的考验，他们从书斋走向社会，从享乐转向奋斗，从个人走向民众。

老舍自己也有类似经历。七七事变之后，他从青岛到济南，随后到武汉、重庆，他不能照顾妻小，而是投身到文化抗战的洪流。他在给陶亢德的信中写道：“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战争打破了原生家庭的封闭结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变得直接而密切。

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

侵略者带来的家国危机，让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进一步觉醒。抗战初期，作家的任务主要是动员民众，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让更多的人参加抗战。老舍作为“文协”主任，在文学如何宣传抗战、如何动员民众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和试验，但他很早就意识到，抗战固然需要民族国家观念，但“我们不要学日本的褊狭爱国，或什么铁血主义”，“不必奖励学生须脸上带着刀伤，才算光荣”，“我们要的只是严肃而英明的气度与心怀，见义勇为，虽不故意去冒险，而到时候有死的胆气与决心”。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意识到，抗战需要发扬民族精神，但也要警惕日本式军国主义，在国难当头这是十分难得的。在老舍看来，抗战的民族意识不是要让人都去冒险，而是要民众有牺牲的勇气；不是让所有人都去当兵，而是要民众明白自己的责任，认识到各个岗位都是抗战的一环。老舍的话剧《国家至上》《大地龙蛇》进一步思考了该确立何种民族意识的问题。

《国家至上》是应制之作，由老舍与宋之的共同完成。该剧写的是在中国北方某地，老拳师张老师和黄子清都是地方士绅，而且是少数民族内的结拜兄弟，但二人因教内小学是否要招收教外儿童产生矛盾，抗战时期，汉奸金四把从中挑拨，导致二人的矛盾愈演愈烈。赵县长从抗战的大局出发，极力缓和二人的关系，并希望进一步促成民族间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在经历一系列的误解、冲突和挫折之后，张老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与黄子清重归于好，并与汉人合作，携手上阵抗敌，最终打退了敌军。这部作品是从中华民族内部着眼，希望各兄弟民族克服狭隘的民族界限，共同维系中华民族的命运。《大地龙蛇》的主题与之类似，赵兴邦在前线遇到了来自蒙藏回等多个兄弟民族的士兵，大家因共同的国家危机，汇到一起共同抗敌，“说绥远的胜利吧！在这个胜利里，我可以教你们看清楚，我们的百姓，而且是汉满蒙回藏各处的百姓，怎样万众一心的打败了敌人!”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这个设定，续接了1920年代闻一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质的书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不同于西方的单一民族国家，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大地龙蛇》除了从内部着眼，设定了满汉蒙藏回等多民族的团结之外，也具有世界眼光，将向往和平、反抗侵略的其他民族国家的民众纳入视野。剧中有支持中国抗敌的印度医生竺法救，他在绥西军中服务；有日本的反战人士马志远，他本是日本兵，后来主动投诚；有朝鲜义勇兵朴继周；还有南洋华侨林祖荣、黄永惠等。抗战初期，中国作家从两个角度来理解抗日战争，一是外来民族的入侵，二是邪恶对正义的侵犯。郭沫若指出，“目前的中国乃至目前的世界，整个是美与恶、道义与非道义，斗争得最剧烈的时代，也就是最须得对于道义美加以维护而使其发扬底时代”。老舍也认为，“今天的世界已极显明的分为两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们也有强词夺理的一片道理好讲。因此，在抵抗暴力与建设民主政治的这一半,不但是须用全力赴战，打倒侵略，他们也必须阐扬他们的作战目的，而压倒侵略者的愚弄与谎言”。战争带来的是二元对立的思维，侵略与反侵略、非正义与正义等，从国际形势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世界范围内的正义与非正义、民主阵线与法西斯之间的斗争。中国人在遭受日本侵略之际，很早就认识罪魁祸首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日本国内也有不少反战人士，如鹿地亘、绿川英子都是著名的反战作家，站在正义的一方，帮助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大地龙蛇》的主题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共同反击非正义的侵略者。在该剧设想的未来景象中，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正义之士建立了新的和平世界：“啊，携起手来，/东亚的弟兄，/一齐向自然进攻!/教东亚的土地，/没有荒旱灾凶，/教东亚的男女，/成为姊妹弟兄，/同情是礼让，/互助代替战争!/这东方的理想，/这东方的决定，/教世界看见光明。”在消除侵略战争之后，亚洲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生成东亚意识和亚洲意识。不过，老舍的亚洲观，意识形态是儒家礼乐等东方文化，以兄弟姊妹的伦理来维系彼此的关联，具体合作领域则是技术和商业领域，如科技发展、自然开发等，一定程度上抽离或者说回避了国际上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之争。

四、文化批判与文明更新

对于建设何种新国家、东亚各国如何重构民族关系等问题，老舍搬出的是新的东方文化，是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状况生成的新传统。文化批判一直是老舍思想的重要组成，他早期小说的国民性批判实际上也带着文化批判的目的，多是在东西对照中批判中国文化，到了抗战时期，转而自觉地从东方文化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的文化构成和历史走向，话剧《大地龙蛇》和小说《四世同堂》最具代表性。

文化是人文化成，也是人伦日用。对于精英来说，是孔孟之道等思想道德，对于老百姓来说，是生活起居、节庆礼俗。《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在侵略者的统治下生活，对他打击最大的是，生日没了往日的风采，逢年过节不仅不热闹，也没了往日的样式，因为物资匮乏，他院里的花草也渐渐消失了。小顺儿的妈“说不上来什么是文化，和人们只有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像端阳节必须吃粽子，樱桃，与桑葚——生活着才有乐趣”，“她只觉得北平变了，变得使她看着一家老小在五月节瞪着眼没事作。她晓得这是因为日本人占据住北平的结果，可是不会扼要的说出：亡了国便是不能再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她只感到极度的别扭”。老舍从百姓视角，揭示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文化不仅是生活的样式，也是国民的身份维系。百姓的人伦，虽日用而不知，却是民族精神的底蕴，反倒是精英文化，是需要批判性对待的。

《大地龙蛇》批判了儒家文化的弊端，试图在抗战的熔炉中指出新路。剧中的家长赵庠琛是一位旧派士大夫，熟读孔孟之书，存经世济民之志，年老退隐，诗酒自娱。他是个有气节的人，侵略者来了，一把年纪还选择随国都迁徙，但他反对战争，关键时刻可以自杀成仁，而不愿伸出拳头还击，也反对儿女参战，认为子女要先尽孝后效忠国家。老舍批判的是传统文化固然有一套完整的出处进退的机制，但思想过于熟烂，导致人们缺乏勇武之气，缺乏生命活力，这个思想与当时战国策派有相通之处。

老舍主要批判的是他最熟悉的北平文化。《四世同堂》写小胡同里人们面对家国危难，多选择苟且隐忍。落魄的读书人陈野求认为，中国文化有博大处，但“从只顾私而不顾公，只讲斗心路而不敢真刀真枪的去干这一点看”，却让人不甚佩服。至于北平文化，他不乏自嘲地说，“我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陈野求忧国忧民，但没有能力把爱国的思想付诸行动，后来他也落水了。作者既通过陈野求批判传统文化，也由陈野求的命运进一步反思他的空谈。在《四世同堂》中，冠晓荷、祁瑞丰等落水者，也是文化的产物，他们讲体面、排场，守礼而虚伪，忍耐而懦弱，也是典型的北平人。正如叙事者所说：“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祁瑞宣看到他弟弟瑞丰的丑态，想批评，但他也明白，“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作喜爱和平的文化”。而祁瑞宣这种遇事退缩，不讲原则一味和稀泥，最后还找理由自我辩解、安慰的行为，也是北平文化的一部分，又何尝不是作者要批判的呢！

揭露问题是为了引起疗救，老舍抗战初期的小说《蜕》通过青年学生的蜕变，指出要从空谈转向行动，所以几个流亡学生大多去参了军。《大地龙蛇》的子辈也做出了不同于父辈的选择，长子赵立真专注科学研究，次子赵兴邦去了前线，女儿赵素渊不愿在家做大小姐，要走出家门去服务社会。这是一部理念先行的作品，儿女的选择是老舍为东方文化寻求的出路，科学在近代以来就被文化人视为救国救民的良方，故长子专注科学，而赵兴邦的选择，则将父辈的忧国忧民落实到了行动。《四世同堂》给旧文化开出的良方，也是从实践着手的，祁瑞全等人之所以被视为新国民，不仅在于他们有明确的家国意识，还在于他们第一时间作出了选择，将爱国思想和情感落到实处。行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面对侵略者，“没有流血与抵抗是不会见出正义与真理的”。胜利不是别人施舍的，需要自己去争取。

北平作为曾经的首善之区，文化发达，尤其是在旗人的发展下，文化渐次流于优雅精致，重享乐轻生产，爱和平而惧争斗，好面子而不顾里子。不过，北平文化的驳杂性又使它具有自我更新的可能。小羊圈胡同里的人，在经历最初的惶惑之后，很多人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棚匠刘师傅选择祁瑞全一样的路，逃往国统区参加抗敌；李四大爷和小文有匹夫一怒，让敌人认识到北平人并不是没有血性；祁天佑以自杀维护了体面和尊严……变化最大的是钱默吟，从软弱的书生变成了坚强的战士。他并未放弃爱和平的文化根性，但也认识到和平不是软弱，“他看清楚，一个具有爱和平的美德的民族，敢放胆的去打断手足上的锁镣，它就必能刚毅起来，而和平与刚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德”。钱默吟跟陈野求这些口头批判传统文化的人不同，他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切实改变传统文化。他不仅实地参加抗敌活动，也改变了自己的文化习性，他改变了饮茶的习惯，认为那是士大夫的习气：“把那些习气剥净，咱们才能还原儿，成为老百姓。你看，爬在战壕里打仗的全是不吃茶的百姓，而不是穿大衫，喝香片的士大夫。咱们是经过琢磨的玉，百姓们是璞。一个小玉戒指只是个装饰，而一块带着石根子的璞，会把人的头打碎!”他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他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通过行动为传统文化注入现实的活力，这与穆旦、曹禺、闻一多、林同济、雷海宗等批判和重建传统的方式相通。

还需提及的是，老舍在批判传统文化的时候，也不乏对知识分子本身的批判。祁瑞宣跟长顺讲救国的道理，没想到长顺第二天就想离开沦陷的北平，这让祁瑞宣很惊讶，进而反思知识分子的软弱、犹疑：“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的英雄，他想起来，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他们也许写不上来‘国家’两个字，可是他们都视死如归的为国家牺牲了性命！同时，他也想到，有知识的人，像他自己，反倒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知识好像是情感的障碍。”他是从知识与情感的关系来思考知识分子的性格的，在他看来，知识少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也不是个人的，而是文化孕育出来的，“这情感的泉源是我们的古远的文化”。文化人容易获得知识，却难以培育这种情感。《大地龙蛇》中促成赵庠琛转变的，也是来自乡下子侄毅然奔赴前线的行动。在抗战的时代，前线的士兵是牺牲最大的，知识分子不免生出无力之感，进而批判自己。如果从长时段来看，像老舍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产生的源自知识分子身份的负罪感，也成为他们后来通向新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原初契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代文人的家国情感结构研究”(20FZWB005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