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松花江上》的旋律回荡在天安门广场，当杨靖宇支队的战旗在风中猎猎招展，历史与当下在这一刻交汇。这深沉的歌声不仅包含黑土地的苦难，更发出东北人民不屈的呐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此刻，我又想起了那个名叫果里的朝鲜少年——一个没有祖国的孩子，一个在东北大地挣扎求生的流浪儿，一个饱受欺辱却从未低头的生命。他的遭遇，是千千万万东北人民在苦难中奋起抗争的缩影。

“我是1936年，舒群在《文学》发表了他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认识他的……那时，通过白薇，周扬早已和舒群认识了，我记得《没有祖国的孩子》就是由白薇转给周扬，然后由周扬介绍给《文学》的。这篇东西发表以后，文学界反映相当强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山河迹忆——手稿里的抗战中国”展览中，展出了作家沙汀的手稿，真实地记录了舒群和笔下的果里走上文坛的过程。

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白山黑水间的抗日烽火，将他手中的笔磨砺得如钢刀般锋利——他用充满热血的文字记录下东北人民的顽强斗争，如同他笔下的果里，最终将匕首刺向侵略者的心脏。

铸旗之志：烽火淬炼下的革命之路

李书堂是舒群的第一个名字。1913年，他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个贫苦家庭，靠父亲做苦工度日。因家境贫寒，少年时他曾多次辍学，颠沛流离于阿城、一面坡和哈尔滨之间，曾用名李春阳、李旭东、李村哲。

1927年，辍学的舒群在两个店铺做学徒，因不堪打骂而辞工，混迹于野孩子群中。这时，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果里的朝鲜孩子，果里的爸爸是烈士，他是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十一中学的学生，也是《没有祖国的孩子》中主人公的原型。在小说里，果里经由“我”的引荐才得以上学，实际上，正是在果里的推荐下，舒群认识了苏联女教师周云谢克列娃，这位女教师帮助舒群进入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十一中学，她也是舒群的小说《我的女教师》中苏多瓦的原型。周云谢克列娃对舒群的关怀无微不至，她关心他的生活，帮他补习知识，给舒群讲十月革命的故事，在这里，舒群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舒群曾在《我的女教师》中这样表达自己对她的感激：“在我的祖国，/我无故乡，我无亲人。/我只是一个人，一个身，/无人想念我，也无我想念的人。/我的女教师，/给了我一匹千里驹，让我向天下奔驰。”然而，这样美好的时光未能持续。第二年，像小说中的果里那样，舒群被东省特区教育厅的督学查出，赶出了学校。辗转求学中，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积极参加反帝反日的游行示威斗争。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在志同道合的朋友的鼓励下，斗争的火苗在舒群心中越烧越旺。

1931年，中共哈尔滨地下党创办哈尔滨市委第一份党报《哈尔滨新报》，舒群在该报副刊《新潮》上发表诗歌散文，开启了他的文学生涯。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的铁蹄让东北大地陷入苦难。面对国土沦丧、同胞哀号，年仅19岁的舒群毅然加入抗日义勇军，将一腔热血化作前行的脚步，以无畏青春迎接烽火淬炼。1932年3月，舒群参加第三国际中国组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组织派他到洮南任情报站站长，负责情报搜集和传递。

在以身投入革命的同时，舒群还以笔为枪，在文字中发起斗争。他化名“黑人”，在《国际协报》《哈尔滨商报》《大同报》副刊上发表了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诗歌、散文。他曾表示，起名“黑人”不仅因为是皮肤黝黑，还因为自己像黑人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心蓄抗争之意。“黑人”不仅是笔名，更是他反抗的注脚——皮肤黝黑，身处底层，却偏要以这黑暗为燃料，点燃抗争的火焰。

展旗之作：黑暗牢笼里的不屈呐喊

“我们天天仍是希望把旧的旗子升起，哪怕这是一年，一月，一天……一刻也好。可是，我们总是失望。只有扑到储藏室的玻璃上，看看丢在墙角下的旧旗子。”舒群在《没有祖国的孩子》中借孩童之眼，道出了那个时代整个民族锥心的屈辱与执着的盼望。

写下这些文字时，是1934年，舒群被囚于青岛狱中，身陷囹圄，不见天日。那时的他为躲避追捕来到青岛，却遭奸细出卖入狱。在狭小潮湿的囚室之中，他将肉身的困顿与家国的悲愤熔铸为墨，以笔为矛，在黑暗的时刻凛然张扬出一面精神的旗帜。

1935年春，舒群获释前往上海，租住在法租界的一处亭子间中，开始修改这部小说。稿件曾请人转交鲁迅未果，但被同住一楼的作家白薇发现，获得了高度评价。白薇将这篇小说推荐给周扬，并请苏灵扬协助舒群进行修改。在此期间，舒群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在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杂志5月号上，这是他署名“舒群”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

小说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周扬曾指出：“失去了土地，没有祖国的人们，这种种的主题，在目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露面的新进作家舒群，就是以他的健康而又朴素的风格，描写了很少被人注意的亡国孩子的故事，和正在被侵略中的为我们所遗忘了蒙古同胞的生活和挣扎，而收到成功的新鲜的效果，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期待。”周立波曾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回顾》中写道：“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艺术的成就上和反映时代的深度上，都逾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的水准。”作家草明则在《忆舒群》中评价道：“他那篇短篇小说写得很有感情而又抑郁沉重，它虽写的是当年失去祖国的朝鲜孩子，但充分道出沦为殖民地的苦难的东北人民的心声，起到了推动抗日救亡的积极作用。它成为当年文坛上推崇的佳作。”

《没有祖国的孩子》以东北沦陷为背景，刻画了朝鲜少年果里在日寇压迫下的悲惨遭遇和决绝反抗。果里为逃脱“猪一般的生活”流亡到中国，他在失去祖国后所遭受的凌辱，是全体被殖民者苦难的缩影，而他最终以弱小而决绝的姿态，将锋利的刀刺向“魔鬼”的壮举，则象征着被压迫者最彻底、最英勇的反抗。这种反抗精神，如暗夜火种点燃了无数国人的救国激情。与此同时，舒群借苏联女教师之口，竖起了那面“被丢弃在墙角”的“祖国的旗帜”——“果里，你不能跟果里沙去的。将来在高丽的国土上插上你祖国的旗，那是高丽人的责任，那是你的责任！”在沦陷的东北大地插上中国的旗帜，又何尝不是所有中国人的责任？这面旗帜超越实体，成为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至高象征。通过中国少年果瓦列夫对旗帜的深切眷恋，舒群深刻地警示同胞：绝不能失去自己的旗帜，要为祖国的旗帜永远飘扬而战。

舒群巧妙构思了中、朝、苏三国少年的友谊，他们的命运因法西斯侵略而紧密相连，又在共同反抗中找到情感与道义的同盟，将不屈的呐喊升华为国际主义的悲壮共鸣，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揭示了压迫与反抗的普遍性。《没有祖国的孩子》不仅以文学的形式记录国土沦丧之痛，更以预言般的笔触，为所有“失去了土地，没有祖国的人们”指明方向：那便是以果里般的决绝，插起战斗的旗帜，在不屈的呐喊中，夺回属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光明。

扬旗之程：从沪上创作到延安耕耘

在《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后，舒群的创作进入旺盛期，他推出《老兵》《秘密的故事》《萧苓》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延续其沉郁悲怆的风格，细致刻画了从抗日士兵、地下工作者到普通民众的多样态抗争图景。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后，舒群以高涨的热情投入抗战，他不仅写作，还做记者、编辑并参与许多组织工作。八一三事变后，党指示上海著名作家和文化界人士撤退。舒群在撤退的过程中，以坚定的信念和极高的纪律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1937年9月，在林伯渠和周扬同志的指派下，舒群作为随军记者在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兼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1938年2月，在任弼时同志的指示下，舒群去武汉和丁玲同志共同创办《战地》杂志，这期间他身兼数职，与其他同志集体创作话剧《台儿庄》《总动员》及报告文学集《西线随征记》等，又在《抗战文艺》《国民公论》《广西日报》副刊等发表大量散文和小说。1939年，受战事影响，《战地》被迫停刊，舒群撤退至桂林，于1940年辗转回到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并于次年担任《解放日报》四版主编。

1942年春，舒群协助毛泽东同志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给舒群的信中写道：“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诸方针问题，拟请代为搜集反面意见（各种各色），若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舒群结合自身的实践经历撰写《必须改造自己》的学习体会。他在文中提出，要打破知识分子小圈子，走出“作家的堡垒”，“面向工农兵”的写作就是“要写给他们读，读得懂，或是听得懂，读得高兴，或是听得高兴，甚至非读非听不可。这是新文艺发展的必然道路，我们要走的必然道路”。这一时期的舒群并没有拘泥于个人创作，而是用全身心的热情为党的革命事业培养大批青年作家、工农作家和文艺骨干力量。

“当迈进东北门槛的时候，我脚踩着东北土地，眼睛瞅着了东北景色，耳朵听着了东北土音，鼻子吸着了东北的风土味，一句话说，我确实置身于东北的天地之间了。我十数年的流亡日子，总归止于今年今月今日今时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舒群作为东北文工团团长回到故乡，写下了这篇《归来人》。此番归来，不再是漂泊无根的流亡者，而是用战斗洗净屈辱、用胜利赢得尊严的守护者，是祖国旗帜之下光明灿烂的胜利者。如今，这招展的红旗是前辈以鲜血染就的信念，是民族尊严永不褪色的象征，更是我们必须用整个生命去捍卫的时代誓言！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