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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家训文化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宋代无疑是一个成熟且璀璨的阶段。这一时期涌现出众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家训著作，南宋学者袁采所著的《袁氏世范》，堪称继《颜氏家训》之后的又一里程碑。与出身世家大族的颜之推不同，袁采来自小门小户，凭借科举步入仕途，其家族后续发展也趋于平淡。这样的出身背景，使得《袁氏世范》相较于充满贵族趣味、引经据典的《颜氏家训》，更具平民性与接地气的特质。《袁氏世范》最初名为《俗训》，是袁采在担任浙江乐清县县令时所作，旨在为百姓提供生活规范。由于在推行过程中效果显著，普通百姓既能看懂又能践行，袁采便请好友作序以图推广。其好友慧眼识珠，认为这部家训不仅适用于一县，且能惠及全国百姓，更能世代发挥教化作用，遂建议更名为《袁氏世范》。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该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从贵族化向平民化的重要转变。

内睦者家道兴

家庭和睦是家族存续与发展的基石，《袁氏世范》对家庭和睦的根源有着独特且深刻的认知，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矛盾化解方法。人们通常认为家庭不和睦源于财产争端或长辈对晚辈不切实际的期望，如父亲强求子女做大官、当大学问家等。但袁采却指出，这些并非根本原因。财产纷争一生中难得遇到几次，长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也会随着时间调整。家庭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家庭成员间的“性情差异”。当不同性情的人相处时，若彼此不愿妥协，矛盾便随之产生。针对这一根本问题，袁采提出“性不可强合”的理念，即不能强行要求他人的性情与自己一致。作为父兄，应体谅晚辈的实际情况，不苛求他们与自己想法相同；作为子弟，要尊重并接纳长辈的教导，铭记他们的教诲。当然，这种包容并非无底线，在涉及恶习、道德等原则性问题时，父母必须进行干涉与管束，但在个人喜好、个性特点等非原则性问题上，应允许差异存在。袁采认为，做父亲的应明白，如今自己成为父亲，昔日也曾是他人之子，若能将过去侍奉父母的美好品行发扬光大，子女自然会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效仿；做子女的也要知晓，现在身为子女，未来也终将成为父母，应体谅父母当下的付出与苦心，思考未来自己能否像父母对待自己这般尽心尽责地对待子女。

此外，《袁氏世范》主张对人的评判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多想想别人的好处”也是促进家庭和睦的重要方法，袁采将家庭成员的不足比作人身上无法去除的“痣”，认为人要容忍这些“瑕疵”的存在。在家庭生活中，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并非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此时，若有人能先“下气”，主动退让一步，矛盾便不会激化。这种“下气”是一种智慧，是从良好结果出发处理问题的理性选择。同时，这种宽容不是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家庭成员双方都应秉持的态度。

育后人以良德

教子有方、爱子有度，是每个家庭在教育子女过程中都需面对的重要课题。《袁氏世范》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极具价值的成长指引，为子女教育提供了全面且实用的思路。在教育子女的“度”的把握上，袁采提出“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的重要观点。在孩子年幼时，就要严格要求，及时纠正他们的不良行为，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不能因为孩子年纪小，就忽视是非问题。同时，在孩子成年后，也不能减少对他们的关爱，要在尊重他们独立人格的基础上，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引导。

对待子女，“权衡”与“平均”是教育中必须重视的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待不同子女的情感与资源分配要力求平均。袁采深知，在多子女家庭中，年幼的孩子往往更受宠爱。但父母要平等对待每个孩子，避免因偏爱引发子女间的矛盾。《红楼梦》中，贾母偏爱小儿子贾政，导致大儿子贾赦不满；贾政偏爱嫡子贾宝玉，忽视庶子贾环，最终贾环因嫉妒推倒蜡灯烧伤贾宝玉，这些案例都深刻地揭示了偏爱对家庭和谐的破坏。在当代社会，二孩家庭中也常出现类似问题。因此，父母要在情感表达与资源分配上应尽量做到公平，让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平等的爱。另一方面，要摒弃“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古代社会，“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但袁采在当时却有着超前的思想，他指出，很多父母最终依靠女儿生活，甚至养老送终都由女儿和女婿承担，所以不能轻视女儿。虽然袁采的观点仍带有一定功利性，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在当代社会，虽然“重男轻女”思想有所淡化，但尚未完全杜绝。因而，结合袁采的教子理念，可将其核心方法总结为“均一”“严谨”“分别”三种方式。“均一”不仅指父母对子女的爱与资源分配要平均，还包括培养子女平等的观念。“严谨”主要强调“长幼有序”的家规，让子女明确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懂得尊重长辈。“分别”则是要培养子女的是非观念，让他们从小就能辨别善恶对错。不能因为孩子年幼，就对他们的小过错、小恶念视而不见，这正是“子幼必待以严”的具体体现。

“身教重于言教”也是《袁氏世范》强调的重要教育理念。父母的言行举止会对子女产生深远的影响，子女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模仿父母的行为与态度。当子女达到入学年龄，教育重心会发生一定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只关注子女的文化课学习。在宋代科举的背景下，袁采提出了理性教育的观点。他认为，“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每个孩子的天赋与资质不同，不能强求他们在学业上都达到相同的高度。但即便如此，也必须让孩子读书。一方面，孩子将时间用于读书，就没有闲暇去做坏事，书中传递的知识与向善的理念，能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读书能让孩子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与其他读书人交流学习，能避免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同时，袁采也强调，读书不能脱离社会，要让孩子与外界保持必要的联系。如果一味死读书，会导致孩子“无所见闻，朴野蠢鄙，不近人情”，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识与判断力，甚至容易被欺骗、裹挟。在当前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让孩子在读书的同时关注世事，培养综合能力，显得更为重要。

当子女长大成人，步入社会，选择职业是他们面临的重要抉择。袁采认为，“人之有子，须使有业”，拥有职业对个人与家庭都至关重要。对于富裕人家的子女，有职业能避免他们无所事事、为非作歹；对于清贫人家的子女，有职业能让他们免于饥寒，承担起家庭责任。在职业选择上，袁采认为通过读书考试步入仕途固然是正途，但并非人人都适合。只要职业能够维持生计，且不“辱先”，即不从事乞丐、窃贼等违法或有辱家族声誉的职业，其他职业如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都可以选择。袁采对“辱先”的理解更为深刻，他认为，巴结权贵、从他人那里捞取资源的行为与乞丐无异；做官贪污、滥用公款等违法乱纪的行为，与盗窃没有本质区别。

一世良言受益长

《袁氏世范》虽然诞生于宋代，但其中蕴含的智慧跨越时空，对当代社会的家庭关系调适、教育焦虑缓解以及家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应用价值。在家庭关系调适方面，当代社会的家庭矛盾多源于代际观念冲突。例如，青年“恐婚”现象，本质上是年轻人独立的价值观与传统家庭观念之间的碰撞。通过借鉴袁采“性情差异论”的智慧，父母应摒弃强制要求子女遵循传统观念的做法，以包容的心态接纳子女的不同选择；子女也应站在父母的角度思考，理解父母的担忧与期望，以沟通代替对立。此外，在“鸡娃”现象盛行的当下，许多家长过度关注子女的学业成绩，对子女的职业选择也有着严格的限制，认为只有从事高薪、体面的工作才是成功。袁采将职业选择从道德评判转向功能考量。这种务实的职业观，能帮助家长缓解对子女非传统职业路径的焦虑，尊重子女的兴趣与天赋，让子女在适合自己的领域实现价值。

《袁氏世范》的价值，在于它将儒家伦理巧妙地转化为普通人可操作的日常生活指南。其平民视角、务实精神和人性化智慧，为当代家庭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