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致力于解决“文革”十年造成的“书荒”问题。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求知渴望，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多出好书为奋斗目标，敢为天下先，率先冲破多年来地方出版社出书“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方针（简称“三化方针”）的局限，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组稿出书，以书说话，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口碑，使“出版川军”形象崛起，吸引了众多作者的青睐，出现了全国作家“孔雀西南飞”的景象。

在众多川版好书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988年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

这套丛书以其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特有的编著（译）方式、宽阔的视野、新颖的知识理念和独特的开本设计，受到渴望打开窗户看世界、立志学习新知报效祖国的青年的追捧，成为这一时期提供社会与科学思想动力的代表性启蒙读物，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中，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

在那个风云激荡改革岁月中出生的婴儿，如今已成为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走向未来》丛书也已成为历史。多年来，关于这套丛书得以出版的情况，当年的策划组织者、著（编、译）者、决策者、编辑、研究者及读者撰文回忆或评述众多，散见于书报刊和网络，但依据参与者回忆和史料系统理清该书出版过程的文字似不多见。

为了让当年的读者和今天的读者能了解这套丛书出版的前后详情，留下信史，笔者将访问与该书的出版有重要关系的亲历者的实录、历年来搜集的相关资料、回忆录与研究文章，梳理成文，注重采用被采访者原话，择选著（编、译）者或研究者及读者原作引文表述。即便见解各异、见仁见智，但原汁原味、言之成理，以期相对完整地复原这段史实。

一、缘起

据《走向未来》丛书主要策划人和发起人、主编金观涛1998年3月6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翻译运动经纬工作研讨会”上回忆，办杂志的设想早于出版《走向未来》丛书的设想。

该套丛书编委戴士和在接受时任《新周刊》执行总编陈艳涛采访时这样说：“《走向未来》丛书是从1981年就开始酝酿的，开始是准备做杂志，依托在科协的政治研究室，后来杂志没做出来，却给做丛书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经济观察报》记者对金观涛作了采访。

记者问：“《走向未来》丛书是什么时候开始运作的？”

金观涛答：“我们经历了‘文革’，知道‘文革’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文革’结束时，大家都有这个意识，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都想做些切切实实的事，这不是几个人有这种想法，那是时代潮流。最早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找我们，此前它出版了反映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走向世界》丛书，是钟叔河主编，影响很大。他们找到我们，要策划出版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知识性和修养性的书，但这并非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对丛书的定位非常明确，这就是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按照中国的出版体制，青年读物是侧重知识和修养的，谁都可以搞这些，我们为什么再多搞出一套类似的东西呢？在接触的过程中，出版社也犹豫，因为我们的想法很难纳入青年读物系列，不知道如何纳入现实体制。正在这个时候，在张黎群引介下，四川人民出版社追来了，他们能接受这一思路，于是就决定在它那里出版，这是1982年的事。”

张黎群（1918—2003），四川蒲江人，20世纪50年代曾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时任刚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关于《走向未来》丛书，张黎群回忆：“广大青年是‘文革’浩劫的重灾区，正如有些青年说：‘红卫兵运动是不读书的愚民运动。’总之，生米已煮成熟饭，一代青年已蹉跎十年，误了青春，叹息无用。1982年，我在拥有科研经费和出书权的所长任上，支持为这一代青年出一套大型丛书，名为《走向未来》，暂定100本，把当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通俗地介绍给青年读者，以弥补他们的空白。这个规划，如期完成了。”

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在民间机构寸步难行的时期，青少所下面有两个挂靠单位：一个是‘就业组’及其发展的‘国情组’，另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是1982年成立的，地点在团中央办公楼的青少所。从现有记录看到，最早的编委会召开时间是1982年5月（根据朱嘉明日记：1982年5月19日，‘去团中央4楼会议室开会，《走向未来》’；5月20日，‘去团中央参加《走向未来》编委会’）。”《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挂靠青少年研究所“国情组”，是由团中央研究室调到青少所负责科研组织的唐若昕牵的线，成就了体制内外组织的结合（唐若昕后任编委会副主编）。“国情组”的组长由青少所副所长李景先兼任。“有了青少所这个靠山，《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从出版社争取到了组稿权和终审权”。从上可见，丛书策划人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在前，丛书编委会成立在后。

为了支持这套丛书顺利出版，张黎群于1982年早春给时任四川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致（20世纪60年代曾任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总编辑）写信，推荐《走向未来》丛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笔者于2015年7月23日采访了李致。李致说：“现在看来，盐道街三号（四川人民出版社所在地）影响最大的是《走向未来》丛书。这是张黎群给我写信说到编这套书的。他在信中讲，改革开放后，国外思潮是什么？先进观念和科学是什么？国人应该了解。我立即同意接受，把这封信拿给一编室，编室安排安庆国（时任编辑，后任《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室主任）、倪进云（时任编辑）带着我给张黎群的信去北京找主编组稿。”

笔者从张黎群的回忆录《一本未写完的书》中得知，1982年4月，张黎群在南昌主持召开“中国青年革命运动史资料征集座谈会”。倪进云、安庆国带着李致的介绍信先去了江西南昌，找到正在那里开会的张黎群。张黎群见了李致给他的信后，即又写了一封介绍信，倪、安两位编辑带着此信转赴北京，与金观涛、刘青峰等见面，接上了头。

2016年9月16日，笔者在京问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走向未来》丛书编委董秀玉：“李致在这套丛书出版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董秀玉回答：“李致对这套书的支持很重要。因为《走向未来》丛书不是四川的策划，是这边商量好后，张黎群和这边有联系，向四川推荐的。”

二、合作

为了尽早出版这套有价值的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和金观涛等丛书主要策划者和发起人本着目标一致、诚信合作的原则，顺利达成合作意向。

丛书名为什么叫《走向未来》？金观涛在回答《经济观察报》记者提问时坦言：“当时湖南出了《走向世界》丛书，它叫《走向世界》，我们就叫《走向未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分散在北京的不同单位，如何组成编委会，就要克服中国现行的出版体制的障碍。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做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说：“金观涛、刘青峰策划《走向未来》丛书的时候，却不满足于仅仅建立一个主编负责的‘规则’，而是要更进一步，建立一个独立于出版社的编辑‘组织’，这就是1982年成立的‘《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它包括24名成员，当然都是同道。在这个编委会之下，又设立了一个以金观涛为首的执行编委会。不用说，在80年代初期的社会体制下，纯粹以个人身份汇聚而成的集体，是无法面对官方出版社的。因此，几经周折，金观涛等人终于使这个编委会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少年研究所接纳，成为‘挂靠’在该所、隶属于它的一个次级组织。”

“这样，编委会才获得出版社认可的‘合法’身份，能够独立地全权负责整套丛书的运作，从选题一直到终审。它有自己独立的银行账号，还能自己聘用职员。”

“一个独立于出版社的编辑组织，一套相对齐全的审稿制度，这两样结合起来，可以说标志着一种新的翻译主导机制的确立。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翻译出版史上是一个创举。”

“这样一种特别的翻译组织方式，必然会影响到在它组织下产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成果……首先是翻译的选题。既然是这样一些个人在主持整个的翻译计划，他们的个人特点——从他们对当时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状况的估计，以及由此引出的对自己的翻译任务的理解，到他们的知识背景、学术兴趣，乃至他们的学术活动范围、他们所能联系和组织的人员的范围，等等——就必然会在选题上打下很深的印记。”

丛书编委、作者之一，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的刘东说：“一个易被局外人忽略的操作因素是，80年代的‘学术出版热’，更在具体规则方面，突破了原有的条条框框，为此后的工作留下了某种制度遗产。我在这里指的是，一种由学者和出版社通力合作的新型生产方式。过去，大陆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是有严格界限的。写书的只顾写书，编书的只管出书，井水不犯河水。而这种僵化的劳动分工，到了80年代以后，就很难匹配精神产品市场陡涨的景气局面了。一方面，处于学科前沿的学者，如果想尽快推展自己的成果，就不可能不顾及出版问题，可他们又不愿调到出版社去，承担不了那里繁杂的行政工作。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出版社如果想快出好书，也正待加强自身的编辑力量，但又苦于人员编制问题，不可能灵活调进足够的干才。在这种情况下，到了80年代中期，以《走向未来》丛书的问世为标志，一种由编委会和出版社联手的灵活模式，将势必应运而生。学者们通过组成编委会这种松散的团体，加强了自己的知识优势，从而获得了影响出版社的能力，基本上掌控了实际的选题权和审稿权，更容易在图书出版中贯彻自己的理念。出版社也通过跟编委会签约，不仅一次性地确保了许多优秀选题，降低了外部的交易成本，而且实际上拥有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外编辑室’，降低了内部的管理成本。说到底，这种合作形式反映了在两种体制间的特殊生存技巧。因为学者们属于计划经济的事业单位，而出版社却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单位，算是‘铁饭碗’和‘泥饭碗’的互补。而《走向未来》丛书一旦大获成功，各种编委会便随即跟进，各类丛书也纷至沓来，共同造成了‘学术热’中的奇异景观，也正说明这种模式恰好适合当时新旧交替的国情。”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大环境下，对四川人民出版社而言，采用这样灵活的组织方式，在当时也是一次从实际出发的改革尝试。

曾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胡泳回忆道：“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意金观涛他们在北京单设《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和编辑部，并采用出版社拨付的编辑费作为活动经费，但不参与分利的形式。而这种由涉外人员策划选题、审稿、编辑，出版社只在形式上保留终审权的尝试，可以算作1978年以后最早的民间策划出版。”

“不过，想出书，还得解决挂靠单位的问题。在唐若昕（唐弢之子）的穿针引线下，‘青少所’正副所长张黎群和钟沛璋帮助其挂靠在‘青少所’名下，最后他们两人也成为了丛书顾问。”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包遵信则成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金观涛和唐若昕为副主编。”

“金观涛也回忆称，编委会是高度理想主义，内部不谈钱，不算经济账。如果谈钱，编委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后来丛书每个常务编委每月补助30块钱，普通编委20块，工作人员20块，更多人是属于‘义工’。”

“‘义工’之一的丁学良觉得支撑自己做这件事的意义其实就是启蒙，对全中国人进行启蒙，上上下下启蒙。这其实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和作者们的目的，‘启蒙’成为当时所有人的共同追求。”

作为合作另一方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则将《走向未来》丛书项目作为重点工作，组织了老中青结合（包括分管副总编辑、一编室主任、骨干编辑和特约责编）的编辑队伍，对书稿进行审校。大部分书的版权页上，除了责任编辑署名外，还列有这本书的特约编辑（均为《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责任编辑在审读中发现问题后，先与该书特约编辑沟通，遇到重要问题则及时与丛书编委会商榷，由编委会研究确认并进行修改。出版社终审签字发稿。随着书稿逐步增多，四川人民出版社又专门成立了《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室。这套丛书，由社党委责成分管一编室编辑工作的副总编辑杨忠学主持终审。

杨忠学之子杨初应笔者之请，在其父的遗物中找到1982年5月31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秘书组致杨忠学的信，全文如下：

杨忠学同志：

寄去《走向未来》丛书选题计划（修改草案）3份。现在的选题是综合了第1次编委会讨论中的意见修改的，但仍然是不甚理想。常务编委会设想，它只供编委组稿的参考，并不当作依据。通过今后组稿及今后工作实践，可以逐步完善。

从现在起，编委会就算正式开始工作。今年每位编委至少要组到两部稿（多则不限）。为了整个工作的协调，同时也避免淘汰率过高，请将要组的稿子先填写组稿单（另印），寄秘书组转常务编委讨论。编委工作情况及意见，也盼能随时告秘书组。

此致

敬礼！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秘书组

6月17日，杨忠学将此信上报社长崔之富和总编辑李致：“老崔：此系征求意见稿，有些选题未定下来。请你看看有什么意见？已送李致同志一份。”

就这样，敢为天下先的编、著（译）者和敢为天下先的出版者及敢为天下先的领导者目标与工作协调一致。八年间，编、社双方互助互谅，配合积极默契。

三、宗旨

《走向未来》丛书“编者献辞”开篇就说：“《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长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丛书简介”中说：“《走向未来》丛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领导编辑的一套介绍当代最新成就的综合性系列大型丛书。它偏重介绍新兴的边缘学科，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它将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责任感。整套丛书共约100本，计划在几年内出齐。”

这就是《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宗旨。

四、著·译·编

金观涛说：“在组成编委会之前，北京这些人就常聚集在一起，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和追求，一有机会，编委会就可以拉起来。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人，当时老包（遵信）年龄最大，45岁，编委会就以他的年龄为上限。每次开会，我们都是集体讨论通过的。第一批书也是集体讨论，对主编和编委的书稿也毫不留情。”“更重要的是，书的内容要求一定要有新思想，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具体说，有几个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有结合中国改革实际的。”“我们追求跨越学科限制，跨越古今中外。宗旨只有一个：有助于思想启蒙。”

刘东在他为《走向未来》丛书供稿的第一本书《西方的丑学》完稿后，心潮难平地写了一篇“后记”，真实记录了他彼时彼刻的感受：“写作真是一件煎熬人的事！”“许多落笔前自以为深思熟虑过的想法，等它们降临到稿纸上，却显得那样不成熟。许多在清谈时蛮觉得振振有词的论点，等他们真正想去说服人了，却显出论证得如此单薄……”“我宁可这样来宽慰自己：一个中国人去论说西方文化，本来就是一件隔靴搔痒的事，所以，如果挠不着别人，却竟万一反过来搔着了自家的一点儿痛处，那也可以勉强算是千虑一得了。”“自然，这样自觉的‘敢为天下先’，势必要使我们去（正确的）犯下很多错误。但我们不要害怕，一旦动手把一些很可能是错误的想法写出来，这本书就会像耻辱柱一样把我们钉死在它上面——它要真地把我们钉死了，我们宁可将它比作耶稣殉难的十字架，足以抬举得我们这帮凡夫俗子们像圣子一样地去为中国人民赎点罪！更何况，我们都还年轻，只要我们不失去这一点起码的真诚，那么，所有我们可能犯下的错误，我们也都可能再用一本更像点样子的书去改正。正是本着这样的信念，亲爱的读者们，请允许我说——再见！”

刘东在他向《走向未来》丛书提供的第二本书稿《马克斯·韦伯》（中译本）“再版后记”中写道：“这本小书是我跟当年社科院博士班的同学谢维和合译的，算起来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们当时所用的本子，是英国Elis Horwood & Tavistock Publication公司的1982年版。而到此书译出时，则正是1987年，赶上了正在势头上的《走向未来》丛书。初版下来就印刷了不下10万册。不过由于时间的剥蚀，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图书印制水平所限，真在书架上留存下来的恐怕并不很多。”

时年20多岁的青年作者张猛、顾昕和张继宗，精力和热情极为高涨。在写《人的创世纪》时，三人用了大概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完成了。张猛说：“我大概有三夜或者四夜没睡觉。”

1982年成立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最初由24人组成。主编包遵信，副主编金观涛、唐若昕。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小鲁、王小强、王岐山、尹蓝天、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刘青峰、阮芳赋、严家其、何维凌、张钢、陈子伶、易小冶、贾新民、翁永唔、陶德荣、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1985年4月，增加编委3人：丁学良、王炎、陈越光。同年8月，又增加秦晓鹰，编委会增至28人。1987年5月，增加王军衔、刘东为编委，编委会增至29人，主编金观涛，副主编陈越光、唐若昕。包遵信不再担任编委和主编，改任顾问。顾问还增加了陈一谘（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共9人。1988年3月，又增加编委8人，即刘溢、林和生、夏小万、黄鸣、萧功秦、梁晓燕、谢选骏、蔡大成。副主编增加1人，即贾新民。至此，编委会成员共37人（以上统计依据《走向未来》丛书所记载的编委会成员名单变动情况梳理而成）。

刘东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建院30周年时接受唐磊的访谈中说：“最早我参加的是金观涛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1984年的时候，我还在浙大教书，丛书的副主编陈越光和贾新民找到我，来组《西方的丑学》的稿子。后来金观涛审读这部稿子的时候，就写了个批语，说此书作者必须要变成我们事业的一员。”

刘东还说道：“在一定的意义上，所有诸如此类的丛书都是在向《走向未来》丛书学习的。而它的率先创办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从当时的心情讲，那两套丛书更属于大家的事业，甚至更是我们各自的心头肉。我自己写作或翻译的前三本书，即《西方的丑学》《马克斯·韦伯》和《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全都贡献给了《走向未来》丛书。而且我也越来越参与它的活动，从作者变成了编委，又从编委变成了《走向未来》杂志的副主编。”“我从中积累到的经验就是，做丛书只能去‘朝花夕拾’，而绝不能去揠苗助长，要人家限期写完一本书。我加入《走向未来》丛书的时候，它早已成为一种固定的而且相对成功的模式，那就是先由编委会去忙碌一年，再由出版社到了哪月哪天，从成都飞到北京来取走成稿。这样做，肯定是有助于大造声势，而且如果创办前有所积累，那么最初的几年也肯定红火。只是如果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讲，你要求作者必须快速写出来，其内容就一定会泥沙俱下。而且你为了赶任务，也只好将就。所以弄到后来，就会日渐被动。”

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忠学在他写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与终审》一文中回忆：“它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中青年的理论研究成果推向国内外，同时又把当代世界上新兴学科消化以后，介绍给国内读者，促进学术交流，促进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这套丛书由丛书编委会编辑，但出版社有编辑出版终审权，自始至终参与决策和审稿工作。”“我们所以勇于承担丛书出版的任务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是鉴于我国长期闭关自守，与世界格局、对于世界的发展和科学进步知之甚少。粉碎‘四人帮’后，我国青年一代从冰封僵化中苏醒过来，他们需要重新了解认识世界，渴求新的认知。”“因此，面对实际，根据中央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创新局面等一系列崭新的战略思想，寻找一条新的路走，开拓新领域，我们势在必行。当我们得知作者单位要搞一套更新的知识丛书，自然引起了思想上的重视，追踪不放。”

1983年6月初，《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唐若昕受编委会委托，携第一批12本书稿赴成都，向四川人民出版社交稿。张黎群对此很重视，专门写信给李致：

李致同志并出版社社长同志：

你十分关心和催生的“走向未来”丛书已开始发稿，唐若昕同志专程送去第一批书稿，务请你关心到底，对唐若昕在蓉工作大力协助并加以指导。

敬礼！

张黎群

六月三日

杨忠学回忆：“1983年秋，第一批12部书稿交来出版社。为了集中出书，我们破除常规，抽调了10多名编辑，开赴峨眉山审稿。从总体设计、选题意义、书的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初步看出了丛书的价值。这时，对横断科学的认识，把系统方法引进科学的领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国内学术界有争论，早在五六十年代，前苏联学术界也出现过类似的批判，但是作为书稿终审负责人，总要作出明确的判断与决策。为此，我查阅了许多有关的资料，重温了马恩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名著，认为这是学术性的问题，并不涉及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态度，应该提供出版的机会。事实证明，有争论是好事情，有助于弄清问题，避免造成失察失误。”

笔者在翻阅《走向未来》丛书时，发现这套书编得很灵活，根据内容所需而为，在体例上并未强求规范一律。个别书附有图片，如《GEB：一条永恒的金带》装饰性题图和插图；又如《富饶的贫困》《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探险与世界》的插图，或许出于作者或编译者的偏好，风格各异；书中附有不少图表，如《富饶的贫困》；有的书则附有后记，如刘东著《西方的丑学》，闻一、肖吟译《计量历史学》，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等等。这也体现出编者的理念：鼓励创造和出新。

1988年3月出版的《卖桔者言》（张五常著），责任编辑傅世悌写有一篇“编辑后记”，全录如下：

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张五常教授的《卖桔者言》，收集了作者1983年11月29日至1984年6月中旬在《信报·论衡》专栏发表的经济学短论。张教授的这些风格独具的经济文章，在香港有很高的知名度，沿海城市甚至有以复印件见诸于读者中。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书，以飨广大读者。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删除了若干篇只针对香港读者发表见解的文章，另外在未能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在个别几篇中也删改了个别名词或句子，但我们认为这并没有丝毫伤及文章的原意。

编者

从中可看出出版社编辑认真负责把好关的态度。

值得指出的是，在该丛书的责任编辑中，有一位是四川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正处级理论教员耀岚。这位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老同志，担任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富饶的贫困》《第一个工业化社会》《理性主义》《发展的主题》《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6种书的责任编辑。还有一位是《四川日报》的资深老编辑金笙，他长期在《四川日报》文艺部工作，担任了《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的责任编辑。特邀他们二位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责任编辑，体现出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导向把关意识和专业要求。

《走向未来》丛书的责任编辑是聂运华、杨忠学（木易）、钱学文、傅世悌、邓星盈、罗由沛、耀岚（特约）、何昌宇、姚展华、安庆国、叶勇、庞学锋、傅强、唐正宇、徐英、金笙（特约），共16人。其中，聂运华和杨忠学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钱学文是一编室主任，邓星盈时任编辑，20世纪90年代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罗由沛后任四川教育出版社社长。还有傅世悌、何昌宇、姚展华等老编辑和几位年轻编辑，年轻编辑中的安庆国，后来担任了《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室的主任。这是一个较强的组合。

据杨忠学回忆：“首批书稿发行之后，就在快要出书的时候，全国气候突变，有的同志建议暂时停止出售，看看再发。有的怀疑此书是清除‘精神污染’的对象。各种认识袭来，稍有犹豫，就会胎死腹中。但是我当时心中是踏实的，因为书稿内容并不涉及‘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就是争论较大的封面，也应有不同的风格，允许创新，其效果要让读者去鉴别和支持。这些意见得到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赞同和支持。政治上的坚定性，敢于承担风险，敢于负责，有胆有识，是事业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千万不可见风使舵，随波逐流。”

当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对《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工作很重视，尽可能地给编委会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据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办公室主任谢合川回忆，在一次党委会上，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分管一编室的崔之富曾提议社里在北京购置一处四合院，作为《走向未来》丛书工作机构在京办公地，做长期的打算。

杨忠学回忆说：“《走向未来》丛书首批终于问世，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1984年10月，得悉中央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对丛书的三条评价：一，这是建国以来由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自己搞起来的第一套丛书，应该支持；二，聘请党性强、学术上有地位的专家当顾问；三，撰写和发表些评论文章，有较高的价值。看到这些评价，使我受到了鼓舞。”

“1985年元月，中宣部出版局在天津召开政治理论书籍座谈会，我被指定发言，介绍出版终审这套丛书的经验。会议总结和《纪要》中都作了肯定。此后，丛书的发展顺利了一些。”

李致回忆说：“书陆续出版后，有领导同志就这套书给我打招呼，说内容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要注意把关。我回来后没有传达。以后是杨忠学、安庆国他们坚持搞下来的，共出了七十六种，发行了八百多万册。回过头来看，这套书在全国都站得住，得到大家的肯定。”

紧接着，情况有了变化。就在推出丛书第一辑的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挂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建制被撤销。之前，所长张黎群调中共中央纪委新成立的教育室任主任，副所长钟沛璋调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此后，由《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延续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出书，并对其组织机构做了充实和调整。

自1985年8月起，《走向未来》丛书出现了7位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严济慈（物理学家、教育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杜润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黎群，陈翰伯（出版家，时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钟沛璋，侯外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钱三强（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从名单可以看出，对于特聘顾问名望和身份的选择，是有利于这套丛书编辑出版的。

戴士和回忆：“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大家都很团结。组稿、审稿都在北京，一年送一批完稿到四川人民出版社。那种合作的氛围特别好。我总共拿了1000多元稿费，其他作者也差不多，编辑费更少。8年那么漫长的时间里，如果有人为了蝇营狗苟的利益来这里，早就跑了。”

《走向未来》丛书的著（编、译）者们，都从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人，走入了老年人的行列，有的已经辞别人世。但他们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中迸发出的激扬文字，却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为知名的卓有建树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硕果累累，有的至今还在学术界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走向未来》丛书的广受关注，也给这些青年学人创造了充分展现他们才智的绝佳舞台，与他们的事业和成长是相辅相成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他们。

五、装帧

《走向未来》丛书的装帧设计独具特色，从需求和实际出发，色单图简意深。

金观涛回忆：“《走向未来》丛书从封面到内容都很有特点，丛书的封面很简朴。窄窄的小开本，黑白两色。我们请中央美院的年轻画家在封面上画画。封底和封面差不多，都是一些现代派的抽象画。封面上画现代画，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首创。”

丛书的装帧设计主创者和组织者、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的戴士和教授回忆：“丛书的装帧设计是由我组织曹力、刘溢、夏小万等20来个人共同完成的。当时这套书的定位是低成本、低价位的。我们一致认为，视觉上一定要简洁，结果就设计成了白色封面，配上黑白的抽象画。设计一出来，就引起了争议，直到1986年在全国书籍装帧设计评比中，我们得了唯一的一等奖，反对声都闭口了。直到今天，我走到全国各地，都有人跟我说，我是看着你们这套书长大的。”

1988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特意出版了一本由戴士和编的《〈走向未来〉丛书题图插图封面选集》（16开本，收图254幅，印数2850册）。戴士和在“序言”中写道：

《走向未来》丛书的宗旨之一，就是力图实现当代科学思想与艺术的结合。因此，美编工作从一开头就要求美术创作与文字著述并肩创造。这个编辑方针颇有吸引力，尤其是当时，在筹集第一批画稿的1983年春天，当时只有少文、景波、颂南几位是已有全国影响的青年画家，而曹力、刘溢、丁品、谭平、小万、本铭、小季、长顺、马璐等大多还是刚刚毕业的小伙子或临近毕业的在校生。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三三两两聚在家里画点东西，出版机会尚少。能不能参加正式展览也是问题，但是他们才思活跃，功底不错：既有宽阔的艺术视野，又无什么包袱可背，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的激情。如今看来，丛书的美术设计部分选择作者时着眼于潜在实力而不问既成功名的态度是对的。而一旦选定了作者，就不对具体作品过多干涉，这种编辑方针也可算行之有效。尽管作者先有点将信将疑，放心之后，就焕发出难得的创作热情，确与被动服从的精神状态不可同日而语。金观涛爱说“创造！”“不断地创新！”回想起来，他倒不讲什么构图线条之类的行话，但是关心作品的思想性与“深沉的历史感”。在编委会工作中，美编是相对独立的一摊，直接向编委会和主编负责。责任清楚，令行禁止，也就提高了效率，避免了那种照顾多重关系搞不伦不类的折中方案的现象。可以说，正是这种充分独立又充满默契的组织方式，创造了丛书美术作品引人瞩目的独特风格。……至于封面采用黑白两色的设计手法，今天看来有点特色，而当时主要是顾虑印刷水平：彩版与原稿出入难免，套印不准就更要命。索性“牛刀杀鸡”，只搞个白纸黑墨，印刷退到最单纯的要求上，而集中精力于自己能控制住的设计。风格还是看人的素质，活的心灵。有它们，就有艺术表现过程中的因势利导。……好就好在这一大批作者与编委会的朋友们在精神追求上有些重要的相通之处。三年来，艺术界风波起落，更显出这点相通之可贵。形势发展很快，当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为画稿通过审查而奔走呼号据理力争的历史，不见得会重演了。这批画家也大都名声鹊起，成为新潮美术中的“元老”。然而，在《走向未来》丛书的工作中，逐步培育起来的理论界、艺术界、出版界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激发、并肩创造的朋友式的同志关系，在今天依然是弥足珍贵。

《走向未来》丛书的内文装帧设计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资深出版人盛寄萍完成的。戴士和在“序言”的结尾处专门说道：“在我将本书编选完成的时候，特别要向长期合作并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盛寄萍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六、出 版

从1983年至1988年，《走向未来》丛书在6年内分5批推出，分别为1983年9种，1984年3种（共12种，合称为第一辑），1985年14种（第二辑），1986年14种（第三辑），1987年20种（第四辑），1988年14种（第五辑），发行总量800余万册。丛书涵盖了物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等各个方面最前沿的新知。据丛书首任主编包遵信回忆说：“《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印出的1000套书投放市场后，4个小时就卖光了。以后不断重印。第一辑12本书的平均总印数都在20万册以上，有的累计达到了30万册。”

为了让读者全面地了解这套书的编辑出版情况，笔者将全套74种书的诸项要素统计制成表格如下：

《走向未来》丛书统计表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室留存的样书多数为第一次印刷，少量为第2次或多次印刷，故总印数统计不全。以上均按样书版权页印数统计，未注明版次、印次的均为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杨忠学同志还保留着《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运转中心1985年5月25日印发的《情况简报》第15期，标题是《〈走向未来〉丛书召开读者、作者、编者茶话会》：

5月10日下午，“《走向未来》丛书读者、作者、编者茶话会”在北京饭店宴会厅召开。严济慈、龚育之、吴明喻、陈昊苏、陈翰伯、陈原、张黎群等同志和北京学术界、读书界、新闻界200余人参加了茶话会。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团中央副书记李源潮同志致函祝贺，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为会议题字“未来之光”。

丛书主编包遵信同志主持了会议；丛书副主编金观涛，四川人民出版社聂运华、杨忠学同志分别代表丛书编委会和出版社致辞。作者代表陈明远、来宾代表贾春峰在会上发言。严济慈、龚育之、吴明喻、陈翰伯、陈原、张黎群等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当晚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播放了第2批丛书出版及会议消息，第2天的《北京日报》及此后的《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都发了消息。

七、反 响

《走向未来》丛书推出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的欢迎。丛书的畅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党和政府提出要了解“世界发展主流”，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当年的读者屡屡提及的都是“兴奋”“激动”“被打开了”“开天眼”“启蒙”“新锐”“前卫”等字眼。当时的大学生、后来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回忆道：“当时看到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完全崭新的知识，我觉得基本的感受叫‘开天眼’。换句话讲，你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在研究这么多有趣的知识。有点像你特别特别饥饿，但你来到了一个琳琅满目的食品摊，你就很贪婪地到处吃，可能会像吃自助餐一样，你拿了太多的东西，可能都吃不下了。”他认为这套丛书“气势恢弘，开风气之先，整个人都被打开了”。时任《解放军报》记者、后为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钱钢也感慨地说：“我们大家都如饥似渴，这里面是思想的饥渴。”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22年3月20日在接受王波明担任总策划的《外来思想带来巨大的思想冲击》专题采访时，谈起《走向未来》丛书，说了这样一段重要的话：“你看这套东西很少涉及政治。你看，讲数学，讲物理，讲科学研究的方法，讲控制论，然后讲艺术思想、音乐、美术，方方面面，各种东西。就是把这些年来国外的学术界的研究介绍进来，你看到原来还有这么些东西。好多人跟我讲说，当时我们看到《走向未来》丛书，说居然还有这样的东西，居然还有人这么想问题，居然对一件事情还可以这么分析！从来没想到过。我不去研究这个事应该怎么认识，我先把它拿过来，我就把它介绍进来，让你看看人家别人是怎么想问题的？别人的结论是什么？就走了这么一条路。这个在思想界冲击同样非常大。要给你这个审查那个审查，很多书可能都过不了关。但是80年代真是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很多你原来不可想象的事，那时候就做成了，而且也没受到重大的挑战。当然各种舆论都有，说你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东西都拿进来了，但是没有让你干不下去。”

当采访者问王小鲁，编写《走向未来》丛书时领过工资吗？他回答：“没有。完全是义工，完全是自愿的。那时候，好多事就是愿意干，才凑到一块儿去的。这个事就是。这帮人都是愿意干、有兴趣，才凑到一块儿去的。……这个对像我们这些年轻人，有巨大的号召力。”

刘擎当时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21岁。在一次讲座中，他看到有个老师把《走向未来》丛书里的几本拿出来，一看就非常吸引人。然后他就开始收集这本书，基本一本不差，都买全了。“这些对我们来说，当时都是崭新的知识。”

刘擎说：“《走向未来》（丛书）有一种比较明媚、向上，比较进步主义的旗帜，正像这套丛书的名字一样，他们是‘走向未来’的。因为我们经历了‘文革’之后，这个世界在‘文革’十年中，变化得非常非常大，然后世界有很多很多新的思想、新的知识，这个不仅在‘文革’十年动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前十七年，我们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走向未来》（丛书）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中国人思想上、知识上要跟这个世界同步，而且要面向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蒙，就是我们去打开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世界和它的智慧。”

“因此，《走向未来》丛书也成为兴起于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重要角色，汇入‘反思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传统）和人的觉醒的时代浪潮。那个年代，你都不好意思反对改革。”当年的学生、后任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说。

浙江省苍南县政协常委、县教育局干部周功清是在高中时关注《走向未来》丛书的。他在《一次偶遇后的转向——〈走向未来〉丛书带给我的读书方向》一文中说：“再次遇到时，已是在大学。80年代末的时候，我购买了其中的几册，知晓这些书属《走向未来》丛书。读了几本书，兴趣大浓，这里面涉及的跟我之前的知识结构大异。……当时的我是看得眼花缭乱，心中却惊奇不已。……这几本书无疑使我大开眼界。”

“大学毕业，分配回老家乡下的一所中学任教。……平时订了《读书》杂志，从中了解新书动态，了解更多的经典作品。这个时候，恰是在90年代初期，各类思想迭起，许多新的观念进到中国，可供选择的书也更多了，《读书》杂志上也陆续有关于《走向未来》丛书的一些介绍和评价。我开始在四川人民出版社邮购图书，其中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主，并且慢慢将全部的书购全。在阅读中，逐渐了解到当前最前沿的学科信息：人工智能、信息学、计量社会学、科学哲学、系统理论，对许多交叉性的学科有了初步的接触。经济学限于知识结构，自然不能完全理解，但至少大开眼界，对于其研究方法更为心仪。”

“《走向未来》丛书虽然不是大著作，也不是后来所遇到的深度作品，但它对我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读书方向、治学方法均有较大影响。丛书里所选著作的作者，也成为我这几十年来关注的重点，许多作者成为我藏书的重要对象。”

“《走向未来》丛书注重引导读者去了解西方大家之作，这些作品研究方法之绝伦，往往令人神往；而其结构安排之精巧、语言之优美，使我将许多学术著作视为文学作品来读。”

“除了时代背景，《走向未来》丛书也采用了今天看来非常聪明的市场策略”，封面“新颖时尚”，“特别使用窄窄的小开本。每本书的篇幅通过节译，也得到了控制，这些措施最终也把每本书的成本降下来，使其更贴近大学生的购买力。虽然价格很低，但对于那个物质缺乏的时代，更为普遍的方式是一人买几种，另一人买几种，然后交换来看。两三个同学、四五个同学在一起讨论是非常多的，还有跨高校的讨论，青年教师和我们一起读，讨论非常频繁。而且好像当时是一种文化身份的标志，谁拿到这套书在读，说明这个人是挺有思想的”，刘擎回忆说。

厦门大学中文系徐勇和泉州师范学院王冰冰联合署名的文章《〈走向未来〉丛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中，作者认为：“《走向未来》丛书有什么独特的贡献和独特的表现呢？《走向未来》丛书所要做的，是使科学同现实的耦合，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耦合，同时赋予社会科学以‘科学性’。恰恰是这里，构成了《走向未来》丛书区别于其他丛书的规定性所在。《走向未来》丛书所做的工作，某种程度上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鲜明的问题意识，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走向未来》丛书的构成比例及其著译方式。这一套丛书预计出版100余本，后因某种原因，实际上只出版了74本。在这74本中，翻译的有25本，其余49本均为著作。但这翻译的25本中又分为‘译’和‘编译’两种，各占16本和9本。同样，著作中也分‘著’和‘编著’，各占35本和14本。表面看来，这种构成比例及其著译方式中是以著为主。但如果细加分析便会发现，所谓‘编著’其实也就是围绕某一主题或问题，对西方诸多著作或理论的综合性概括性介绍。因此，某种程度其实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译介。它与‘编译’方式的不同，仅仅体现在前者是集各家学说或多本书集锦而成，后者是针对一本书。在这当中，‘编’者的主体性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即使是很多标明‘著’的著作，仍可以看成‘编著’的变体，比如说陈克艰著《上帝怎样掷骰子》和郑凡著《震撼心灵的古旋律》，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偏重于介绍西方的学说或理论，并没有多少个人的创见或观点。”

“某种程度上，问题导向决定了这一套丛书的1980年代的影响力。”

“学术上的严谨并非其追求的目标，而这，也正说明了1980年代前期的时代性的独特之处，即重思想、轻学术的特点。……换言之，学术的谨严与规范不在这一套丛书的主要考虑范围之内，它们考虑的是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的有无，而这就意味着那些不具有或未能直接显示出问题意识的西学著作和理论，则可能被该丛书所忽略。”

此文作者认为，《走向未来》丛书在“思想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解放的层面。第一，它通过问题意识，沟通了文学和社会科学。……第二，它通过建构知识的崇高主体，把启蒙的主体从作家转移到社会科学家。如果说刘心武的《班主任》（重新）建构的是知识分子的主体位置的话，这一知识分子的主体位置很快被作家所占据。从当时影响很大的‘伤痕写作’‘反思写作’和‘改革文学’的写作，可以看出作家契合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但对于《走向未来》丛书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其立足点虽在某个群体（‘走向未来’派），但建构的却是‘知识’的主体地位。这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者说（是）其根本策略所在。‘科学’是其关键词，所谓‘科学地认识’‘科学精神’‘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价值’，都是‘编者献辞’中反复提及的。”“《走向未来》丛书，其实是通过对边缘学科的推崇，以此建构社会科学的独立地位。同时，也给社会科学的独立地位的获得提供了一种策略，即社会科学要想获得独立地位，必须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可能。”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诗人吉狄马加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年庆典的祝词中说：“记得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阅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可以说这一套丛书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当时的年轻一代，也让我们通过这一套书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世界，知道了人类在面对我们的现实和精神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我们的方式，选择我们的发展方向。”

《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在业界也引起关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董事长陈昕在《“黄皮书”》一文中写道：“80年代初期，一套名叫《走向未来》的丛书风靡全国。这套丛书的封面采用黑白构图，以展示思想的清浊激荡。可能是因为国际上的‘白皮书’带有官方政策性发布的特定含义的缘故，这套书并没有被思想界称为‘白皮书’。这套丛书虽然在四川出版，但策划班子与编辑委员会都在京城，汇集了中国思想界诸多新锐人士，因此思想新潮、视野宏阔，为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者、探索者，注入了许多鲜活的精神元气。”

“当时我在学林出版社担任编辑，因为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参与此套丛书编辑工作的邓星盈（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相熟，常常可以在第一时间读到这套丛书的最新刊本。我一直认为，《走向未来》丛书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版界在解放思想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开一代风气之先。”

企业家、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石在他的自传《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一书中，也提到《走向未来》丛书对他的影响：“在创业前后的那个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走向未来》丛书，让我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多个学科建立了基本概念；一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真正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时隔三四十年后，在反映改革开放年代生活的当代作家的创作中，仍可看到《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响。它成了那个火热改革年代的形象代表。80岁的老作家陆天明在其长篇小说《沿途》中，借书中人物李爽之口说：“我建议你真应该马上去看看这套书，《走向未来》丛书。最近，北京知识界都跟发了高烧一样，争读争说这套书。说夸张一点，在京沪两地知识圈里，现如今如果谁手头没捧着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谁要言不称‘未来’，文不提‘未来’，谁就是臭大粪……”

作家阿耐的长篇小说《大江大河》中有这么一段话：“梁思申笑道：‘李力曾经推荐他收藏的《走向未来》丛书，我没想到他也看这种书，而且几十本全部通读。……’”

1984年，新华社记者卓培荣报道了《走向未来》丛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的积极反响：“《走向未来》丛书第一辑出版了12种，上市几天就被抢购一空。不少青年看书后，纷纷给作者、编辑、出版社写信。可见，这套丛书的出版适应了时代的潮流，符合当前新技术革命和知识更新的需要。丛书使人开阔了眼界，启迪了思维，鼓舞青年为振兴中华而努力。”

日本学者、岩波书店株式会社编辑局原部长马场公彦在他所著的《播种人：平成时代编辑实录》第十四章“探索中日出版交流的未来”一文中写道：“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这套书与日本的新书开本尺寸相同，封面是黑白两色的。正文里面到处都是整张的野兽派前卫风的插图，与正文内容毫无关联。”“这段话在我看来就是在宣告新的学问潮流即将到来。改革开放这一巨大引擎最终推动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自我革新，我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学科领域变得多种多样，文理融合的跨学科内容极为丰富。通过改革开放，各种思想潮流一瞬间涌入中国。中国要做的不是单纯的引入，而是需要摸索怎样才能通过这些思潮改造中国落后的部分，使其为中国服务。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萧功秦著的《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这本书描写了清末的中国如何从与西洋对峙到最终不得不接受的过程，这本书在我看来极为有趣，我甚至尝试了翻译全书。”

八、评 论

由于急切地想把国外的新知告诉中国读者，编者和作者的水平不一，《走向未来》丛书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如张猛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就不太忠实于原著，编译得不太好。

王晓明指出：“《走向未来》丛书的24种译著中，出自美国学者的著作占了一半，非西方学者的著作只有3种。而由于金观涛、刘青峰当时对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重视，也由于编委会中有相当一批成员是科学家，《走向未来》丛书的翻译，包括著作选题明显的偏重科学和科学哲学。”

“正因为这些组织者大体上都认定在80年代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变革中引进西方的现代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而他们的知识背景和学术兴趣也正与此种认识互为因果，表现出偏重西方现代理论的明显倾向。在译者的选择上，《走向未来》丛书的译者中，就没有一位是外语专业人士，全都是这样的兼职者情形。所以会如此，自然与这些主持者本人的学术和活动格局有关。他们自己并非翻译家，当然也就与翻译界缺少联系。他们又很年轻，甚至可以说是太年轻了。要想找到足够的人来担任译者，他们也就只能主要向自己的同辈人去动员。结果随着这些丛书的陆续出版，一些新的译者也成长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这三套丛书的独特的组织方式，在他们被其后的许多翻译丛书广泛运用的情况下，的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翻译界的基本构成。”

“再就是基本翻译策略的确定。究竟该如何翻译外文著作，这是自晚清以来一直在讨论的大问题。”“我这里介绍的这一批翻译活动的组织者，却是抱着改变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状况的迫切愿望而投身翻译工作的。他们需要的是尽快拿出成果，尽快将译本送至读者手中，因此他们是难完全遵守翻译界的‘公法’。李泽厚在《美学译文》丛书的总序中公开呼吁：‘值此所谓美学热，大家极需书籍的时候，许多人缺少阅读外文书籍的条件，与其十年磨一剑，慢腾腾地搞出一两个完美定本，倒不如放手先翻译，几年内多出一些书。’他说得很明白，翻译的速度是第一位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鼓励胡乱翻译，但是倘若对定本的追求会妨碍翻译计划的实施，那就只能先将这种追求搁在一边。我猜想，这种对翻译速度的要求大概也是李泽厚们更愿意邀请非职业的译者的一个原因吧，这些译者显然不会太受那条追求定本的‘公法’的束缚。”

“同样，《走向未来》丛书的主持者们，也抱有李泽厚这样的‘干起来再说’的想法。《走向未来》丛书采用的是一种狭长的小32开本（787mm×960mm），每本书的字数要比《美学译文》丛书少将近1/3，但是合译的现象仍然很普遍。24本译著中，只有6本是个人独译的。金观涛们甚至恢复了30年代以后就少有人使用的‘编译’的方法，丛书第一、二辑的6本译作中，竟有5本标明是‘编译’，而在翻译和编辑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编委会干脆将该书的注释部分全部删除。凡此种种，都表明在金观涛们的心目中，翻译界那些追求完美的例法并不值得死守。为了尽早将译本投入社会思想变革的战场，他们宁愿采取各种灵活得多的翻译策略。”

对此，丛书之一《社会研究方法》的编译者李银河在该书“前言”中是这样说的：“关于这种编译方式，还想说几句。有人对‘编译’颇有微词，认为译书不全译会歪曲原著。无奈出版编辑给了篇幅限制。我的翻译方法是一字一句读原文，把主要意思全放进去，删掉了一些例子，自信还是忠实于原著的，甚至使书比原著更精练了些。”

王晓明指出：“如何设定这些译文的读者范围，就如同启蒙者对于启蒙对象的估计，变得非常重要。李泽厚期待的主要读者群并不是专业人士，而是广大的年轻人，是所谓文学和美学的爱好者。这样的假设在《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方针中体现得更为鲜明。这是一套着眼于未来的丛书。金观涛们明确将‘青年’定为他们最重要的读者。他们对书的开本的选择，封面的设计（以黑白两色的抽象画作封面），篇幅的设定（每本原则上不超过12万字），以及标题的改动，编委会明显地喜欢用那种明快而能引起兴趣的标题，如‘人的现代化’，‘人的创世纪’，‘日本为什么成功’之类，等等，主要都是为了适应青年读者的需要。”

陈昕认为：“在惊叹这套丛书的气势与新锐的同时，也隐隐觉察到它的某些不足。譬如丛书的整体结构有些随意、将就，触及改革开放核心的经济学选题相对偏少；由于出版周期的急迫，许多选题缺乏必要的打磨与积淀。因此，一些品种题重文轻。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书是作者的急就章，真正的‘干货’只是一篇论文。《西方的丑学》就是如此。毕竟是大风乍起的年代，不少新知睿识来不及研究吃透，就被催生成出版物了。一些译作的翻译比较粗糙，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只是一个粗糙的节译本。总的看来，这套丛书的启蒙意义大于学术积累，而且编辑的职业介入程度似乎不深，基本上是编委会操盘。这一切必定会折损其市场的生命周期和传播、收藏价值。”

九、延伸

王晓明在《翻译的政治——从一个侧面看80年代的翻译运动》一文中说：“本来是为了翻译和编辑而建立起来的编委会，随着所出的丛书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们的功能也日益扩展。即以《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来说，它原本就是想出两种丛书，一是翻译论著，一是中国学者自己的论著，而它的最大的兴趣主要还是在后者。从1987年的夏天起，它更规划了一系列丛书出版以外的活动计划，首先是办杂志。差不多与丛书第三辑同时，1986年8月，一份也叫《走向未来》的杂志在成都创刊。”

“二是举办大型的学术研讨会。1987年冬在成都，1989年春在北京，丛书编委会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等机构合作，先后召开了两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三是在北京筹办独立的出版社，而且还想在北京、香港和台湾同时开展出版活动。四是组建研究所，名为‘21世纪研究院’，而且也已经为此筹到了资金，甚至连挂靠的单位都初步联系好了。五是组织和参与其它非文学的艺术活动。1987年11月，在成都举办了‘走向未来画展’，还想进一步举办更大规模的综合艺术节。”

“事实上，就是上述金观涛们的那些计划中，也有相当部分未能实现，但是这些堪称庞杂的计划和行动却极为清晰地显示了这些丛书的组织者推动社会文化变革的整体性思路，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和从事翻译活动。一旦他们确信中国的社会的文化变革已经向纵深发展了，他们就自然要开始走第二步、第三步乃至第四步。他们那些原本是为了翻译出版而建立的组织，也就自然会产生出许多新的功能。对这些人来说，翻译活动本来就是整个文化变革必须努力的一部分，他们不会认为这样扩大编委会的职能范围，让他们去承担许多与编毫不相干的任务，有什么不妥当。”

十、尾声

198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走向未来》丛书第五辑，也是最后一批，共14种。1982年时，编委会和出版社规划出版100种，实际完成了74种。

关于《走向未来》丛书后期的出版和销售，刘东认为：“多数读者的新奇感却在日趋减弱，他们已很难再带着抢购禁书的心情，来收藏远远超出自己求知欲的爆炸性增长的图书。所以到了80年代末期，各套丛书的印数都在直线下滑。我本人在《走向未来》丛书中的先后三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西方的丑学》属于1986年的第3批，两次共印行了10万册；《马克斯·韦伯》属于1987年的第4批，一次就印行了15万册；而《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属于1988年的第5批，却总共只印行了3万册。所以，根据我们当时的料想，如果这套丛书还能按计划推出1989年的第6批，其平均印数也只会在3万册以下，甚至只有一万册左右。这对曾经名重一时的《走向未来》丛书来讲，无疑已是微不足道了！”

刘东在《交替的介入》（中译本）“跋”中写道：“重读这部雪藏了20年的旧稿子。真让我不禁抚今追昔……如果每本书都有其独特的故事，那么属于这本书的故事，就格外的波折和离奇了。在整整的20年前，也就是说，偏赶在80年代末那次大震之前，译者们完成了这项翻译工作，并把译稿交付给了我。按原计划，我是要把它放到下一批《走向未来》丛书里的。当时，大陆还没有参加‘国际版权公约’，所以出版译著还比较随意，也无需做什么特别准备，只是每逢丛书发稿的时候，开车到我这里来拉一堆稿子……”

1989年夏，《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止了编辑出书计划和工作。随之，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室也结束了自身的使命，给这套影响一代青年思想观念的热门启蒙读物历时8年的编辑出版画上了戛然而止的句号。这样的结局出人意料，也令人遗憾。

20年后，2008年，《南方周末》组织了“30年来影响较大的非虚构类作品评选”，《走向未来》丛书位列“思想类图书”首位。

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认为：“现在许多人愿意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确，上世纪80年代，不仅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年代，而且也是学术繁荣、学术出版繁荣的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便是金观涛、包遵信先生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往往可以不断地探讨下去。然而，学术问题必须是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探讨，才可能真正取得进展。”“历史的经验证明，民族的崛起，首先是经济的崛起，最终离不开文化的崛起。而文化崛起中，人文学术崛起、人文学术出版崛起必是应有之义。”

2019年12月底，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张杰采访时，谈到四川出版，首先就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他读到的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那批著作对我影响非常大，到现在我的书柜里还有十几本，偶尔有时候还会拿出来翻看一下。”“这在当时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需要出版人有眼光和胆识。”如今四川提出“振兴出版”，他建议“梳理总结四川出版曾经走过的辉煌历程，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成功经验，本身就是一个智慧宝库”。

回看《走向未来》丛书，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认为：“现在来讲，这套书还是很稚嫩的，它看很多东西还是两分法，对世界的复杂性没有那么多的探究。如果你说的比较好听，那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睁开眼看世界，所以，我们保留了很多纯真年代的特点：很多地方你很幼稚，很多地方你很天真，但很多地方你是很真诚的。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回到纯真年代，你必须要成熟。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大概还是需要重新来做新《走向未来》丛书，用一种更加复杂的眼光来关注中国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