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发表于1983年的文章《非洲的形象》（An Image of Africa）中，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写道：“这是西方心理中的一种欲望——甚至可以说是需求——将非洲设定为欧洲的对立面，一个既遥远又模糊熟悉的地方，与之相比，欧洲自身的精神优越性将得以显现。”随后，阿契贝以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为例，这部被视为“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六部小说之一”的作品，“将非洲描绘为‘另一个世界’，欧洲的对立面，因此也是文明的对立面，一个人类自诩的智慧和修养最终被野蛮的胜利所嘲笑的地方”。更关键的问题是，《黑暗的心》中所呈现的非洲形象并非康拉德原创：“它是并且一直是西方想象中非洲的主导形象，康拉德只是用自己思想的独特天赋来书写它。”

西方文学和文化中普遍存在对非洲的偏见和简化，尤其是将非洲视为“黑暗大陆”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由来已久，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开始，到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通过多种方式塑造了非洲的形象，包括小说、旅行写作、人类学研究、地图、传教士记录、殖民档案以及援助机构的报告等。在这类文献中，非洲被描绘为一个充满异域风情、原始野蛮、贫穷落后的大陆。正如V. Y. 穆迪姆贝（V. Y. Mudimbe）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非洲的发明：灵知、哲学与知识秩序》（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中所言，对于西方人来说，主导非洲的描述多为以下字眼：腐败、营养不良、患病儿童、冲突、犯罪、网络诈骗、海盗行为等。在这些描述中，非洲被简化为一个充满问题的大陆。这种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通过知识体系、哲学思想和文化叙事建构起来的。穆迪姆贝借鉴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指出知识的产生和传播与权力密切相关，非洲作为一个文化和地理概念，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过西方的殖民主义、人类学、哲学和宗教等知识体系被“发明”出来的，这种“发明”过程将非洲塑造为欧洲的对立面，即“他者”，一个野蛮、原始和需要“文明拯救”的地方，而西方则被视为文明和进步的象征。

对非洲的这种刻板印象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05年，肯尼亚作家宾亚凡加·瓦伊纳伊纳（Binyavanga Wainaina）发表了一篇极具讽刺意味的文章《如何书写非洲》（How to Write about Africa），尖锐地批评了西方作家、记者和学者在书写非洲时常见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瓦伊纳伊纳通过夸张和反讽的手法，列举了西方书写非洲时惯用的套路，如将非洲描绘为一个贫穷、落后、充满战争和疾病的地方。他嘲讽地建议西方作家在书写非洲时，一定要在标题中使用“非洲”“黑暗”或“野生动物园”“游击队”“永恒”“原始”“部落”等词，他还语带讽刺地指出，西方作家常常将非洲视为一个单一的国家，而非一个拥有54个国家、超过10亿人口的多样化大陆。文章还揭露了西方叙事中常见的“救世主情结”，强调西方的“慷慨”和“文明使命”，而非洲人则是不具任何自主性和创造力的被动接受者。瓦伊纳伊纳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广泛关注，成为《格兰塔》杂志上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

另一方面，自20世纪中叶大多数非洲国家开始走向独立以来，越来越多的非洲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开始主张非洲人应重新掌握对自己形象的塑造权，并通过本土的叙事恢复非洲的真实性和多样性。这种努力不仅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也是对非洲自身文化和历史的重新发现与肯定。挑战西方这种刻板印象的重要方式之一是非洲人自己去书写和塑造自己、国家以及整个大陆的形象。2001年，加蓬学者丹尼尔·门加拉（Daniel Mengara）主编的文集《非洲的形象：刻板印象和现实》（Images of Africa: Stereotypes and Realities）出版，聚焦非洲形象的塑造与重构问题。门加拉批判了西方对非洲的单一定义，主张非洲人通过文学、艺术和历史研究来重新定义自己的形象，用“真实的”、本土产生的形象取代“人为的”、强加给非洲大陆的形象。在这个方面，钦努阿·阿契贝成为典范，他的小说《瓦解》（Things Fall Apart）通过本土视角和非洲叙事成功地将非洲从“他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赋予非洲人以主体性，让他们成为自己历史的书写者。

这种对多元叙事的追求，在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演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2009年，阿迪契在TED的演讲《单一故事的危险性》（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中，以她独特的洞察力和感染力，揭示了单一叙事的危害。她说道：“如果我对非洲的一切认识都来自于大众流行的影像，我相信我眼中的非洲也同样是充满了美丽的地貌、美丽的动物，以及一群难以理解的人们进行着毫无意义的战争、死于艾滋和贫穷、无法为自己辩护并且等待着一位慈悲的、白种的外国人的救赎……关于非洲的这个单一故事从根本上来自于西方的文学……西方社会讲述非洲故事的一个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充满了消极、差异以及黑暗。”阿迪契的这番话直指西方叙事的核心问题——它将非洲简化为一个单一的故事，剥夺了非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她呼吁非洲作家努力通过自己的作品重新定义非洲的形象，挑战西方的单一叙事：“故事很重要。多重性的故事很重要。故事一直被用来剥夺、用来中伤。但故事也可以赋予力量与人性化。故事可以击毁一个民族的尊严，但也可以修补那被击毁的尊严。”阿迪契的演讲不仅是对西方叙事的批判，更是对非洲作家和艺术家的激励，鼓励他们通过多元的故事展现非洲的真实面貌，重塑非洲的尊严与力量。

然而，非洲的形象从未、也绝不可能只有西方和非洲自身这两种方式，因为形象的核心在于交流。形象是关系性的，它是被描绘者与试图理解这种描绘者之间的共同创造。根据《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形象”（image）来自两个方向。首先，它是对某事物的表达或其对应物，是一种复制、象征、标志、表现、类型、典型例子或体现。它是对事物的近似描述——例如一种“人工模仿”——但它源于事物本身，并受到与事物关系的塑造。其次，形象是外部观察者或旁观者心中所持有的东西，它是一种心理画面或印象，一种观念或概念。换句话说，形象既以其与事物的（不完美）联系为特征——其人为性、模仿性——也以其存在于他者想象中的形式为特征——作为一种观念、概念或心理画面。归根结底，形象是事物与其观察者之间共同塑造的东西，它是两者关系的产物。

正是在这种关系性的框架下，中国与非洲的形象互动也逐渐显现出其独特性。中国和非洲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古代由于遥远的地理距离、稀缺的互动和有限的了解，二者间并未形成明确清晰的关系，因而非洲的形象在中国的叙事中相对较为模糊，只是一个异域的“他者”。20世纪中期的反殖民运动和革命热情将亚非拉国家团结了起来，标志性事件便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此后，非洲作为反帝反殖的盟友频繁出现在中国的叙事中。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大国，与非洲国家的联系愈发紧密。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非关系更是不断深化。如果说初期国人对非洲的想象和书写还沾染西方刻板印象的影响，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作家逐渐摆脱了西方的叙事框架，转而以更加平等和多元的视角呈现非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尽管在叙事深度和广度上仍有欠缺，且多以旅行、日记等纪实性题材为主。毕淑敏的《非洲三万里》即通过旅行文学的形式，记录了在非洲的所见所闻，如非洲草原上奔跑的羚羊、夕阳下的沙漠，以及当地人民在艰难环境中展现出的乐观与坚韧。她笔下的非洲不再是西方叙事中那个充满苦难和绝望的“黑暗大陆”，等待“救世主”的拯救，而是一个充满生机、坚韧和希望的地方。这种叙事的转变，不仅是中非关系从历史盟友迈向文化共鸣的见证，更是全球文化版图中一次意义深远的多元化觉醒。通过平等的对话与文化交流，中非双方正在携手编织一幅更加真实、丰富且充满希望的非洲画卷——一个不再被单一叙事束缚，而是由多元视角共同塑造的非洲形象。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