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吕梁英雄群像的人民作家
我喜欢读马烽的作品，一读就读了四十多年，常被其中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所感染，常对其中轻松幽默的叙事发出会心的微笑，越读越品味出了马烽先生塑造的“吕梁英雄”们的真实、可爱，越读越体会到这些“农民英雄”在创造历史中改变自己的平凡与伟大。马烽用他的笔触勾画出的吕梁山区从抗日战争到本世纪初60年里一个个生动鲜明的各式人物群像，我感觉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吕梁英雄的真实回响
第一次读马烽的作品大约是在1980年，正在读大学的我在阅览室看到了发表在《黄河》杂志上的《新来的县委书记》电影文学剧本，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改编成电影《泪痕》上映后，我更是看了一遍又一遍。
令我遗憾的是，马烽的扛鼎之作《吕梁英雄传》，在我青年时期却始终未能读完，那“土”得掉“渣”的晋西北农民抗战故事，与《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作品相比，少了许多“传奇”色彩、缺了诸多“绝技”与“侠气”，直到五十岁以后，我再次到吕梁地区工作，循着小说情节，“按图索骥”地寻觅那一个个鲜活的吕梁山抗日农民英雄“原型”，不禁感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不正是这样一群原本散乱如沙、衣衫褴褛、朴实木讷的穷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觉醒、组织起来，反抗外敌的侵略与剥削压迫，追求独立解放、民主富裕的历史吗？《吕梁英雄传》是晋绥根据地，也是广大敌后根据地，党领导农民抗日的真实历史写照，是一部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抗日求解放的“英雄传记”，它虽不传奇，却最为真实；它是小说，更是史实。
由此，我开始深入阅读马烽的作品，从反映土改前地主、农民不同心态、不同行为的《玉龙村纪事》，到反映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农民爱社如家、推动生产发展的《韩梅梅》《我的第一个上级》《饲养员赵大叔》，再到人民公社初期劈山筑渠引水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几度风雪几度春》，再到改革开放后，反映农民先富带后富、兴办企业的《咱们的退伍兵》《葫芦沟今昔》，直到他晚年写的《吕梁山忆旧》《京华七载》等一串串忆往昔、谈创作的珍珠般的散文，我试图从中寻找马烽成为人民作家的“密码”，更试图寻找一群群“吕梁英雄”成长的轨迹……韩梅梅、赵大叔、孙玉厚、赵满囤、贺老拴，他们是合作社事业的主力军、社会主义创业者的代表；方二虎、费成树、康丰年，他们高举着“共同富裕”的旗帜，是农村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朱克实、金长久、陶清、老田，他们是农村基层干部的榜样，是务实求真、苦干实干的典型。
时代脉搏与鲜活的群像
在马烽的笔下，很少有“传奇”式人物，更鲜有“高大”的英雄。他写的故事和人物，能让读者特别是农民读者马上认出就是“自己的事”、就是自己身边的“哪个人”、就是自己周围“哪个村”的事。
《吕梁英雄传》是马烽和西戎根据1944年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的124位民兵英雄的事迹，通过实地采访，结合他们在根据地的工作经历和所见所闻创作的。小说一面世，就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人们从小说中寻找自己所在根据地的英雄，传颂、学习这些英雄的模范事迹。《刘胡兰传》是马烽先生上世纪60年代，根据晋绥八分区的抗战故事和反顽斗争写作的，传记写了英勇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武工队长；写了被敌人吊打得半死、始终不说出埋公粮地方的抗日干部石居山；写了青年妇女李薏芳被敌人的狼狗咬得鲜血淋淋，也没有出卖抗日干部；写了机警英勇的小通讯员为掩护首长突围壮烈牺牲；写了誓死不屈的云周西村“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十五岁英勇就义的刘胡兰，是在党领导的伟大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一位农村少女，是一位在抗日英雄及先烈影响和感召下，慷慨赴死的英雄。唯真实，读来感人至深！
马烽被誉为时代的歌手。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的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几乎都围绕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技术与旧经验、新方式与旧传统、先进人物与落后人物展开，其作品中“歌颂”与“暴露”的矛盾冲突，总是体现在执行党的农村政策时理解的“深”与“浅”、走集体化道路时认识的“快”与“慢”，在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时“先干”与“先看”、推进先进生产组织方式时“坚定”与“迟疑”之中，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表达对“先进”的称赞、对“落后”的贬斥，在“自己富”与“带动大家富”的“大公”与“小私”之间表明立场。《我的第一个上级》塑造的是县水利局副局长老田，这位基层党员干部一听说发洪水，走路不再是八字步，而是大跨步，“走得飞快”；说话不再是有气无力，而是坚决果断“毅然”跳入洪水中，带领群众组成人堤，终于堵住缺口，自己却昏倒在水中。老田既是工作扎实的“基层干部土专家”，又是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马烽的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总是与时代和群众产生着强烈的共鸣，总有一股正气和英雄情怀在读者胸中激荡。读他的作品，读者会在轻松愉快的笔调与爽朗的笑声中，感受到一股集体主义情怀。
马烽的作品除了以农村、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为主要描写对象外，还有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刻画农村年轻人和妇女，描写年轻人的恋爱，以及在劳动中颇具戏剧性的“三角恋爱”。第一次观看马烽的电影是在村里的露天广场，当《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部故事片在空旷场地上放映时，爽朗会心的笑声此起彼伏，尤以青年人和妇女们的笑声最为响亮。青年是社会的未来、是农村的活力源泉，广大妇女打破封建枷锁，参加集体劳动、实现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突出成果，也是党领导下当代社会实现的重大变化。在马烽笔下，青年人的生龙活虎、妇女的冲天干劲，夹杂着劳动者的欢歌和青年的自由恋爱，在时代的背景下是那样和谐和生动。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俊美飒爽的孔淑贞、朴实温柔的小翠、英俊英武的高占武、多艺多谋的曹茂林，他们的工作与恋爱场景，曾引起多少人的“憧憬”。
马烽作品中的特有场景是开山劈岭、引水入村、灌溉农田、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发展机械化、电气化，兴办乡镇企业。集体化的力量何在？集体的前景如何？在于能够办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在于实现“千百年来人们不敢想、不能办”的事。建水库、修水渠、建工厂、搞加工，无疑是那个年代最令人“心动”，也是最有成效的事。山西老区如今星罗棋布的中小型水库，80%是1980年前修建的，其中，“一县一个小型水库”，几乎都是1962年前建成的。那是怎样一个火热年代，艰苦却干劲冲天。上世纪80年代，是山西乡镇企业带动农民增收速度最快的几年，那是一个让农民开始快速走向工业化的年代。马烽的作品抓住“建水库”“烧砖瓦”“炼焦炭”“加工果脯”“发展贸易”这些特定场景刻画人物，就使得他的作品充满着时代性、充满着现实主义。读他的作品，就是在读一部党的农村政策演变发展史，就是在读党领导农民改变山河的变化史，就是在读几十年广大农民“英雄”拼搏奋斗改变自己的纪实史。
马烽曾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农村工作队长，亲身在农村的一线工作，因此，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不少优秀的县委书记，杰出的乡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等基层干部。《泪痕》塑造的县委书记朱克实正气凛然、亲民为民、有胆有识，尽显共产党基层干部担当负责、脚踏实地的作风和情怀，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建功立业、舍我其谁的革命英雄主义豪情。当年，穆青等撰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影响、鼓舞了多少人！在历史的长河中，“郡县治天下安”“宰相必起于州部”，能做好一个为人民所拥护的县官，一个个县官能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实在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马烽塑造的《结婚现场会》中县委周书记，《典型事例》中县委书记金长久、公社书记陶清，《咱们的退伍兵》中的村干部方二虎，《山村锣鼓》中的村干部费成树，《黄土坡的婆姨们》中的常绿叶等县委、乡党委、基层党支部书记、农村退役军人、组织创业的农村“留守”婆姨们，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合作社社长、互助组长等感人至深的农民基层干部“英雄”群体，成为他作品一个显著特点，这些干部与广大农民构成了一个个鲜活的农村图景。
山药蛋派的文字丰碑
马烽6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其作品基本上在每一个时期都产生过强烈的社会共鸣、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他被誉为是一生写农村、写农民，有“自己的根据地”的人民作家。从1942年，他20岁时在《解放日报》发表处女作《第一次侦察》，到2003年，81岁时指导改编《吕梁英雄传》电视连续剧剧本，他一生与晋绥革命根据地、与他的家乡吕梁革命老区相依相偎，笔耕不辍：反映抗日战争民兵英雄的《张初元的故事》，获得了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散文类乙等奖，《吕梁英雄传》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发行；反映互助组、合作社的短篇小说《饲养员赵大叔》《太阳刚刚出山》《结婚》等短篇小说，都曾被《人民日报》推荐转载、都入选了《语文》课本；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演时，全国城乡万人空巷，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成为宣传山西的最好名片；进入上世纪80年代，年过花甲的马烽仍然坚守农村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描写农村新人新事，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农村改革的小说、电影，《结婚现场会》《葫芦沟今昔》分别获得了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电影《泪痕》《咱们的退伍兵》分别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获得了广播电影电视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上世纪90年代，马烽先生用白描的手法，写了《延安岁月》《交城山忆旧》等大量回忆性散文，以“谈”“序”和“跋”的形式，结合作品阐述了深入生活、深入农村，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的创作理念和自己对中国农村、农民的崇敬与热爱，串联起他60年的作品，让我们进一步对吕梁农业、农村的变迁和农民的变化有了一种“史诗”的感觉，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时代变迁中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的鲜明个性特征，深切地感受到一部吕梁英雄农民的进步史、吕梁农村的发展史！
马烽的作品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即许多作品是与“晋绥五战友”中的西戎、孙谦等共同创作的。“晋绥五战友”志趣相投、经历相仿、创作风格相近，且都专注于描写农村新人新事，他们的同时涌现，这在山西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大事。这五位作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坚持深入生活、坚持为农民创作、坚持创作新时代的新人新事、坚持用农民喜欢读和读得懂的语言，自觉以山西的赵树理为榜样，共同催生了一个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晋绥五战友”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一同战斗、生活与创作，将写作视为事业与工作，共同商量、共同创作，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已分不清哪部分是谁写的，他们也从未刻意区分，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讨论文章、经常一同下乡采访写作。读“晋绥五战友”的作品以及他们的回忆散文，常常为他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工作上互相鼓励、生活上互相帮助所感动。他们的许多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晋绥五作家的创作，或许没有塑造出像“杨子荣”“李向阳”那样广为人知的艺术形象，但却留下了一颗颗“新短通”充满泥土气息的“山药蛋”。“吕梁英雄”便是他们作品中所有人物的代名词，唯其如此，马烽的作品才更具有经典的价值、才更具有“吕梁英雄群雕”的特质。
马烽常常自谦是在赵树理文学道路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赵树理是文学大家、是根据地文学的开创者，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最早践行者，他根据调查研究创作的《小二黑结婚》及其后的《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在反映根据地政权建设、婚姻自由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反映农业合作社的《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马烽作为在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作家，他自觉地学习赵树理，在北京工作期间曾和赵树理在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一起工作，在赵树理的影响下，其写作时间之长、题材之广、作品在广大农村影响之大，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描写广大农村新人新事，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求真务实的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描写改革开放后的“先富带后富”的电影三部曲和《葫芦沟今昔》《结婚现场会》等获奖小说，将山西文学或“山药蛋派”的创作，又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这从上世纪50年代评论家口中的“山药蛋派”，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火花派”，再到上世纪80年代成型的“山药蛋派”的论述中，便可看出端倪。我们常为赵树理先生的早逝而痛惜，但也因有马烽“晋绥五战友”及山西一众作家的崛起而欣慰。在文学上能够“开山立派”，是何等不易之事！马烽与“山药蛋派”塑造出了60年山西老区农民英雄群像，雕塑出了史诗般的“吕梁英雄群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