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乡间的鲁迅
三汇中学一年的生活，给了我“大城市”所无法给予的许多东西，广阔的田野，金灿灿的油菜花，足以令人怀旧的“小山城”的颓败的景物，坑坑洼洼、弯弯曲曲的古镇街道，这都不是今天真假混杂的“现代古董”所能拥有的魅力，当然，还有那批天真烂漫、求知欲旺盛的乡村孩子。不过，乡村生活也有它难挨的部分，这就是信息匮乏的寂寞。每当夜深人静，我们还是渴望在丰富的社会信息与切实的人间关怀中变得充实。人性，永远在梦想的洒脱和现实的饱满间徘徊，没有终结。
读书无疑是打破寂寞的最好的方法。然而，这并不容易，因为，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三汇中学还是一处被排挤在现代信息网边缘的孤岛，能够找到的可读之物甚少。
一
我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只够塞下最基本的被褥衣物，除了一本教书必备的字典，其他书籍都难以装入。学校办公室里有个报架，上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四川日报》等几种，但是一律都是三天以前的。因为当天的国家大报都得在成都印刷，成都印好发往达州得整整一天，达州分装好再运送到渠县又得一天，第三天能够从渠县县城到达三汇镇，再从三汇镇过渡到学校最快也是下午光景了。办公室里还有一部电话机，但是没有拨号键盘，打到任何一处的电话都必须先使劲摇动手柄，这样才能接通电话局，然后说出你要拨打的地方，由电话局接线员统一转接，完全是民国时代的风范。当然，常常也是无法接通的。我们男教师宿舍里有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机，不知道是学校的配置还是原来房主李主任所有，但只有反复拍打才可能突然出现一片雪花，偶有人影晃动，总之我们从未成功收到任何一段连续的节目，后来也就闲置在那里了。
不过，学校里却有一处小小的图书室，宽大粗糙的阅览桌上堆着一些过期的报纸，还有数排藏书架，上面主要是各科的教材、教参和其他教学资料，少许陈旧的“十七年”小说。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守在那里，因为几乎没有人进来，她就不紧不慢地织毛衣，做手工。百无聊赖之中，我也去图书室翻看过期报纸，一来二去也就和老太太熟络起来，她说：“靠里边还有些旧书，你可以自己进去找找。”于是我掠过那些花花绿绿的教学读物来到了最里层的书架，在这里，发现了一长排的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半新不旧的，全都是一九七三年“文革”期间的版本。
三汇中学的教学楼，作者摄于2024年
这当然不是大学学术的推荐书目，但是，遥远的三汇中学，没有可能跟随八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为这些孩子的语文学习备好新版的《鲁迅全集》。这些二十年前的印刷品，已经能够满足我彼时彼刻的阅读需求了。
二
就从鲁迅读起吧！
在大学的现代文学课堂上，我也是从鲁迅读起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富仁老师的《〈呐喊〉〈彷徨〉综论》打开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视野，一时间，阅读鲁迅、评论鲁迅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借着评论鲁迅来“自我发现”却是更大的企图。学生年代胆子大，竟然首先就从老师的论著中寻找破绽，于是我写出了《〈伤逝〉与现代世界的悲哀》，也因为王老师的宽容，推荐到当时大名鼎鼎的《名作欣赏》发表，从此走上了阅读鲁迅的学术之路。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虽然历经中国历史的变幻，鲁迅却始终屹立不倒，这曾经引起了某些愤世嫉俗者的疑惑，质疑鲁迅精神与某些基因的内在关系。其实并不是鲁迅一定要拽住我们，以“导师”自居，而是每当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某些晦暗的时刻，当那些眼花缭乱的学说和思想都隐身不见的时候，能够在暗影重重中支撑我们的精神，激励我们生存的恰恰就只剩下鲁迅了。王富仁老师的“思想革命”学说固然彰显了一个新时期的鲁迅形象，但是真正打动他的“鲁迅记忆”却延续在最朴素的生存之中，当我读到这样的文字，在心中激荡的回响久久不息：
《鲁迅全集》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把我可以有的“锦绣前程”给毁了。但我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觉着有些人活得怪没有意思。活得巴巴结结的,唯唯诺诺的。鲁迅虽然一生不那么顺,但活得却像个人样子。人就这么一生,窝窝囊囊的，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做的事不敢做，明明对人对己都有好处，却还是不说,专捡那些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但能讨人喜欢的假话大话说。我喜欢鲁迅，就喜欢他说的不是假话大话，说的不是专门讨人欢心的话，虽然当时年龄还小，懂得的事理不多，但这点感觉还是有的。直至现在，一些学者仍然认为鲁迅对人是很恶毒的，但我读鲁迅作品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觉。我从我的经历知道,鲁迅实际是对人、对自己的民族、对人类没有任何恶意的，只是他不想讨好人，别人听了他的话感到不舒服，而在中国，有权势的人总是能收到很多很多恭维的话、甜蜜的话的，而他们在鲁迅那里却收不到这样的话，鲁迅就不招在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的喜欢，而一当有势力的人不再关爱他，就有很多人前来找他的岔子。（王富仁：《我和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
鲁迅不仅打动了少年王富仁（虽然他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想到过什么“思想革命”，什么“研究体系”），在八十年代结束的时候，其实也继续打动着我，虽然我已经知道了“思想革命”，也自觉地认同了新的“研究体系”。但是任何理性的学习都不能代替真切的人生感受，当我不得不栖身在城市的远方，在校园思潮的边缘重新生活的时候，也必须重新面对周边的荒寂和自我精神的孤独，某些历史的情景似乎因此被“重建”，而我则别无选择地只能与鲁迅相遇，在那个缺少知识和当下信息的角落，鲁迅是唯一可以拂去尘埃，自由捧读的内容。我觉得，人生的境遇不仅让我进一步走进了鲁迅的世界，其实也走进了少年王富仁的世界，在这个现代中国人都有可能经历的“典型”环境中，我们都有机会阅读和体验那一种“典型”的情感。
《呐喊》《彷徨》我都读过了好多遍，那就再读《故事新编》吧。图书馆里的老太太让我随意借阅任何书籍，我抱了一大堆的鲁迅读物回宿舍，既有作品，也有各种各样的注释和阐发。虽然这些“政策图解”式的阐发几乎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它们都与鲁迅的原作排列在一起，却也构成了一种奇异的“学术氛围”，告诉我这是一件有无数人积极参与的事业，而此时此刻，与他们为伍的我是值得的。多多少少，它们的存在也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动力，或者在我后来捉笔表达心得的时候，成了我可以面对的讨论的对象。现在，我明白了，生活的寂寞也可以通过这种学术氛围的形成和解构获得超越。
“文革”时代的“鲁迅论”没有什么理性的含量，这留给了我充分的自由阅读的空间，面对《故事新编》的文字本身，我投入、沉浸、咀嚼，努力辨认那些奇谲诡异的神话叙述的真切的人生意味，然后记录下我各种新鲜的感受。《呐喊》《彷徨》之后的精神世界好像正在为我徐徐展开，那里有夷羿“英雄末路”的尴尬，有眉间尺义无反顾的复仇，也有不肖子孙对创始之主女娲的无赖似的纠缠，这仿佛是一个五四退潮、“启蒙”终结的故事，而鲁迅似乎从现实的沙漠被抛入了历史的荒原，在当代生活的远方回望人生。不知怎的，这样的情景也令脱离城市喧嚣、置身田野乡村的我更能“共情”。
三
我用文字叙述自己的这些阅读的发现，就是出于对鲁迅文字世界的再现，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的周旋，这样的读书体会反倒更加真实和朴素。当然我渴望回应和印证，于是在一番表达的挣扎、文字的搏斗之后，我试探着在身边支教的同事中寻找知音。历史李老师和语文康老师都主动或被动地成了我文章的听众，尤其是康老师，原本就是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入职的文学编辑，对文字的敏感和文章规范的看重已经成了她的一种职业本能，她有时候近于苛刻的挑剔让我很是沮丧，但一种征服编辑的顽强也因此生成。历经反复的磨砺，终于康老师流露出了满意的表情，这不禁让我暗自庆幸。翻阅那些已经在复写纸上成形多时的稿子，康老师说：“你可以找个杂志投出去啊！”
对啊，投稿吧！我马上想到了北京的《鲁迅研究月刊》。一九八七年，因为王富仁老师研究的争议，我连续关注和阅读了这份杂志上的许多文章，那些质疑、批评王老师的论文令人莫名紧张，有时甚至产生隐隐的窒息之感。但是也是这一份杂志，连载了王老师数万字的长篇回应，一时间传诵广泛，让很多关心王老师的师大师生深感宽慰。我记不得杂志的准确地址了，只好在信封上写下一个笼统的“北京阜成门北京鲁迅博物馆”，当然，装入的稿件是整整齐齐的。三汇中学附近没有邮件寄送处，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走了半小时的机耕道，再乘轮渡过河，找到三汇镇上的邮政所，用挂号信将稿件寄往北京。
作者通过轮渡到三汇镇上的邮局，将稿子投寄《鲁迅研究月刊》
三汇与北京，在我的心中隔着千山万水，我并不期待很快就有什么消息。不过，等待却也没有那么长久，数月之后，一封鲁迅博物馆的邮件寄到，告诉我论文将在近期刊出，落款署名“高远东”。再过了一段时间，杂志也寄到了。我激动地拆开装有两册样刊的大信封，轻轻抚摸着信封上的蓝色名字：鲁迅研究月刊。想象着它如何来自我曾经熟悉的北京，又如何穿越崇山峻岭来到这偏远的川东乡村，由此打通我感受过的热烈的一九八〇和冷寂落寞的一九九〇，似乎也打开了我人生的一条新路，或许对《故事新编》的阅读就是这一新路上的正确的选择。
我不记得文章发表的喜讯让我有怎样的庆祝，是不是拉上朋友在校外的田野上乘兴而行？是不是渡河上街，到三汇镇里游走餐饮了一番？又或者是在夜色降临之后，在台灯下兴冲冲地高声朗读，向我的同事康老师炫耀杂志精美的印刷和新鲜的墨色？这一段记忆的模糊很可能还是被《故事新编》带给我的通向未来的光亮所掩盖了。总之，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愈加勤奋地阅读和写作，是一篇又一篇的阅读心得传到了康老师（编辑）的眼前，又是遭遇了一次次的批评和质疑，而到最后，我竟然完成了对这部小说集的完整的阐释。
对我来说，《故事新编》是完整走进鲁迅的一次尝试，对于我曾经寂寞的支教生活来说，鲁迅是我重新发现人生意义的一个契机。它也让我的语文教学焕发出了新的光彩。那时的高中语文没有《故事新编》的篇目，但这并不妨碍我在自己的课堂上为同学们讲述这部小说的热情，而且我很快发现，其中那些神异的想象可能更能引起同学们莫大的兴趣。几次鲁迅的补充阅读之后，同学们都让我继续为他们推荐鲁迅的作品，似乎课文中反复出现的鲁迅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渴求。新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就在学校放假的前夕，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重庆看望父母，一个学生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在重庆替他买到《鲁迅全集》。这是一个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的孩子，我看到过他背着大米来学校“搭伙”，用自家的粮食换取日常生活的饭票。他的要求让我吃惊不小。当然，那个时候，重庆的书店里也买不到鲁迅的全集，我也一时不能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作者和他的学生们
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感叹：鲁迅对今天的中学生来说还是有点难，或者说离他们有点远。有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当下的孩子在理解能力上大幅退化了？或者，就是社会本身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的记忆中，鲁迅不就在遥远的乡村找到了知音，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一代质朴的孩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