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书信是研究作家交往的重要史料，其中蕴藏着大量鲜活的文学细节。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汪曾祺书信有多封，其中有一封用红笔写在《经济日报》稿纸上的信，收件人是邓友梅，共3页。笔者查阅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的《汪曾祺书信集》、上海三联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的《汪曾祺书信集》以及2018年12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书信集》，均未收录此信。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的《人生百味——汪曾祺年谱》一书中提到了该信：“2月27日致信邓友梅，原件藏中国现代文学馆。”但未将内容列出。这封未收入任何公开书信集的信件，看似日常，实则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涉及创作工具、绘画、赴美交流计划以及个人心态等，是理解汪曾祺的创作生态与晚年心境的一扇独特的窗口。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友梅：

请原谅我用红色的笔给你写信，——照外国规矩只有绝交信才用红笔写，我手头没有别的颜色的笔。

香港好友使人回北京，请韩舞度给咱们捎几枝斑马笔(就是我现在写信用的这种笔)回来。要黑色的。我觉得斑马笔最好使，比钢笔、圆珠笔都好。我从香港带回来好多枝，都送人了。剩下最后一枝黑色的，春节前写了一下剧本《一捧雪》，写得没有水了。

可我的画，拿到美国去宣传，咋宣传法？是发表，还是展览？今天画了一张风荷，花叶半倒伏在画的一角。画不算好，题字却佳：“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有这一张，再从组画里挑一张(有一张秋海棠，画得比较野)，即可交差。何时交，交给谁？要不要裱？——我自己裱不起。

元宵节是我六十六岁生日，写了一首诗，读一读：

一事胜人堪自笑，

年年生日上元灯。

春回地暖融新雪，

老去文思忆旧情。

欲动人心无小补，

不图海内博虚名。

清时独坐饶滋味，

幽草河边渐渐生。

读后，当知老夫情怀不恶。

到韶门，密后议。无锡我不想去，那里的饭菜味淡而油多!

曾祺二月廿七日

信的开篇即以幽默口吻解释用红笔写信的原委，既体现了汪曾祺的诙谐个性，也透露出与邓友梅关系的亲近随意，更显其待人的周到——唯恐友人误解。

接着从“笔”说起。书写工具是作家创作“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信中涉及了文学的“手写时代”作家对写作工具的选择。据了解，日本斑马公司虽于1963年在香港设立子公司，但其产品(汪曾祺使用的水性笔)在内地市场普遍流通是在1987年前后。1985年10月2日，汪曾祺随中国代表团从北京赴香港，11月返京。此信写于1986年2月，汪曾祺所使用的斑马笔，应系从香港购得带回，彼时在内地尚属稀罕之物。汪曾祺使用并推荐给朋友，可见其喜爱。斑马笔也承载了他的剧本创作。信中提到用剩下最后一支黑色的斑马笔所写的京剧剧本《一捧雪》也在当年有所推进。1986年7月15日，汪曾祺赴密云水库参加北京市文化局组织的“新剧作讨论会”，《一捧雪》受到肯定与好评，认为可以较快投入排演。

在详述斑马笔事宜后，汪曾祺将话题转向信中更显迫切的核心关切：其画作拿到美国去宣传的问题。

问题是，画为什么要拿到美国去？这其实与爱荷华写作计划有关。汪曾祺在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邀请后于1987年8月底赴美。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出版之时，汪曾祺之子汪朗回忆，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向国际写作计划推荐汪曾祺的时候，“国际写作计划的领导说没听说过这个人，但是他去了之后挺会折腾的，弄得大家都挺喜欢的。他就拿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和《晚饭花集》作为自己的身份证明”。根据该信息并结合信件内容可以合理推测，国际写作计划推荐工作有一个时间流程，在1986年，甚至是更早之前，中国作协就已经在物色推荐人选，汪曾祺被推荐。汪曾祺与邓友梅是多年好友，在上世纪80年代交往十分密切。当时邓友梅已被任命为中国作协外联部主任，外事访问、中外交流都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作为好友给出一些具体建议，相互交流亦在情理之中。

汪老晚年的愿望是办一个画展，出一本书画集，这个愿望在他离世后才得以实现。由佚信可知，在首次出国之行前，汪曾祺就在思考画作是发表还是展览。“何时交，交给谁？要不要裱？——我自己裱不起。”三连问，直接而强烈地体现了汪曾祺对此次外宣机会的重视，内心之迫切与困惑溢于纸上，而提到自己囊中羞涩的窘迫也有些许无奈。信中所提到的两幅画也有迹可循。“残荷画”兜兜转转，赠予了谢冕。上世纪80年代末盛夏褥暑之时，汪曾祺亲自封寄一幅黑白风雨残荷。谢冕自述：“当年风狂雨骤，危急中，我立即体会到长者赠画深意，他是在劝我临事慎行，不可匆忙促急！我为此感激在心。”“秋海棠”带到美国送给了聂华苓，在《遥寄爱荷华——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中他提到：“我给她带去一个我自己画的小条幅，画的是一丛秋海棠，一个草虫，题了两句朱自清先生的诗：‘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惆怅近黄昏。’”这印证了信中提到的画作确实被挑选出来并发挥了作用——虽然可能未完全按信中预设。信中提及“再从组画里挑一张”，表明他应存有能够称为“组画”的一批作品，并计划从中挑选赴美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晚年创作了许多以“三”成组的小说，如《故里杂记》《晚饭花》《故里三陈》《桥边小说三篇》等。学者王干曾指出，这种组合小说和书画“屏条”形制相关，是汪曾祺对书画美学的变通理解。

汪曾祺着重描绘花鸟草木等静物，信中提到“风荷”与“秋海棠”便是如此。绘画不仅是其日常遣兴之途，更深植于其文学肌理之中。作品语言的描写力、把控力，以及“画意”的凸显，离不开绘画上的积淀。正如他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谈的那样：“把作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有的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有‘画意’，这不是偶然的。我对画家的偏爱，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影响。”汪曾祺曾创作了数篇与书画相关的小说和散文随笔。前者如《岁寒三友》《鉴赏家》，后者如《徐文长论书画》《齐白石的童心》《张大千与毕加索》等。汪曾祺作画方面的条件可谓简陋。其女儿汪朝曾提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汪曾祺恢复写作，“有时高兴了画点画儿。他先是给好朋友朱德熙画了幅墨菊，花径如掌，花瓣如丝。有几个朋友看到了很欣赏都要父亲画。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其时条件很简陋，父亲舍不得买宣纸，连颜色都没有，只有墨色一种。”这恰恰又能在汪曾祺赠给老友邓友梅的铁干梅花画中得到印证。画中的树干树枝为墨染，梅花是白色，他附上字条让邓友梅夫妇猜猜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二人猜了两个月都没猜出来，只好让老友揭晓答案：梅花竟是用牙膏点缀而成。白色的梅花与信中“裱不起”的叹息形成互文，生动映照出在条件局限情况下的汪曾祺如何以巧思与智趣化解困窘，用热忱浇灌出绘画方面的蓬勃创作力。

诗和画，是汪曾祺晚年的两大兴趣，他常作自寿诗，也常常写联感怀、赠人。信中所提到的六十六岁生日诗在《汪曾祺全集》旧体诗部分提及，原载1987年2月8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题目为《元宵》。汪曾祺每年生日都在热闹的灯火中度过，形成一种特殊的生命印记，也暗含繁华与个人心境的对比。冬去春来，冰雪消融，充满生机，而自己年华老去，时常怀念旧事旧情。“欲动人心无小补，不图海内博虚名”一句写他心怀一种淡泊名利、回归本心的态度。“清时独坐饶滋味，幽草河边渐渐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以景结情，清静时刻他独自安坐，河边幽静的小草正一点点地、悄然无声地生长着，传递了一种丰富而深长的生活滋味。“幽草”象征着生命的韧性、淡泊的志趣以及一种不张扬却生生不息的力量，与汪曾祺此时的心境高度契合。自寿诗表达了诗人在生日时的人生感悟：看淡世事比较与浮名，安于老去与回忆，在宁静中发现生活真味。也流露出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作家不事张扬的生命状态和恬淡自适、甘于寂寞的晚年心境。

总体来看，这封书信“日常性”与“重要性”兼备：既是与好友的絮谈手札，附有淡泊自适的生日感怀，流露其真挚性情，更是窥探1986年这一时间节点上汪曾祺创作生态、绘画追求与外事筹备的关键实证，亦为解读其人其文，添补了一方不可或缺的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