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与北京的“书缘”
巴金故居周立民馆长曾讲述过巴金先生在京购书的经历，颇值得回味。1952年3月至10月和1953年8月至1954年1月，巴金先生两次作为团长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奔赴硝烟四起的朝鲜前线采访。那时巴金先生住在上海，每次赴朝前，他都会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第一次赴朝前停留的23天中，他抓紧一切时间，采购并往家里寄了六包书。可以说，买书是他每次到北京来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主要地点在国际书店和东安市场。
第二次赴朝前，1953年7月底到8月初的9天时间里，巴金先生又寄回上海七包书，基本把带的钱花光了。8月5日，萧乾去北戴河写剧本，走之前把曾经向巴金借的100万元（折合现人民币100元）还他，他又拿去买书花光了。1954年9月15日，巴金先生从李劼人处借了200万元（现人民币200元），又让妹妹汇来300万元（现人民币300元），都用在买书上。1957和1958年，他看好了几部书，但钱不够，“还是有点贵”，便让家人汇600元买下（1955年人民币面值已调整，旧币1万兑新币1元）。
1981年3月12日，巴金先生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创作回忆录·关于〈寒夜〉》，将他倡议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想法正式公开。他说：“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出版这本小书，我有一个愿望：我的声音不论是微弱或者响亮，它是在替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出现喝道。让这样一所资料馆早日建立起来！”“要加强我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必须建设和开采我们自己文学的丰富的矿藏……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更多，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热烈响应，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振奋。在这里发表我的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来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优美的心灵。”
1985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郊万寿寺正式开馆时，巴金先生出席开馆仪式并参观“巴金文库”。散文家、《文艺报》原副主编吴泰昌曾回忆当时他到上海见到巴老的情景：“刚刚坐定，巴老就说，你们以后要好好关心现代文学馆的建设，要让人知道文学馆不仅仅与几个老作家有关系，而且与每个作家都有关系。”在吴泰昌的印象中，巴老那时日常处理的最大杂事就是整理自己的图书、手稿，准备捐赠给现代文学馆。除他侄女李国煣每天帮他外，文学馆还专门派了人来。
巴老收藏了不少西文图书，这类书他亲自过目、分类后捐给了北京图书馆。一般的中文图书和手稿，则是留给文学馆的。吴泰昌慨叹，巴老将这批珍藏了数十年的签名本捐赠给文学馆，不只是为文学馆书库里多充实一些书刊，更是希望我们永远不忘那些在艰苦的年代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值得回忆的作家。“而且巴老保存文稿很细心，这次捐出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冯至、吕叔湘等老作家作品的手稿，一般图书又找出了近400本，还有1978年至1984年的文艺期刊71包，共500多本。巴老自己从来不愿意谈起他所做的这些杂事，他只会无声地去做他想做又能做的一切。”
巴金先生当年购书时可能想不到，他从北京购买寄回上海的书，在二十多年后又回到了北京，这些书有两个重要的汇聚地：外文书和西文书到了北京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在京的曹禺、李劼人等送给他的签名书，大部分来到了接收捐赠藏书最多的、由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晚年病中，巴金先生仍坚持亲自挑选图书，先后12次托人邮寄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其中包括很多珍贵版本与存世孤本。2007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辑出版了巴金文库藏书目录，展示了9000多册巴金先生捐赠图书的基本信息。其中包括“激流三部曲”的初版本，装帧精美、保存完好，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与青年一代的觉醒；《随想录》则有三种版本，诠释了巴金“写真话”的精神内涵，其中红色的线装本，是在巴金先生九十大寿的这年春天，《人民日报》老记者夏宗禹想给老人一份特殊的贺礼，于是和袁鹰等人商量，为《随想录》印一版线装本。出版社和印刷厂出于对巴金先生的衷心尊敬，出于对《随想录》的感佩，不计成本在巴老九十华诞前印了出来。巴金先生非常高兴，专门为线装本写了后记。
巴金先生一生爱书，他与北京的“书缘”也在这淘书与捐书中流转。尤其是他将9000多册藏书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为今天文学馆丰富矿藏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前有一块巨石影壁，上面刻有巴金先生的一段话：“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他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做得更好、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是使人变得更好。”正是巴金先生当年的一个提议、一个念想，使这样一个美好心愿实现，到现在成为一个普惠中国众多研究者和民众的实实在在的文学馆，使人们不断从中得到信心和力量。
巴金先生说过：“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他也和沈从文达成契约：“不为名、不为利，要埋头做事。”他一生爱书，买书、读书、藏书、写书、捐书，当我们有机会推开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厅的大门，仿佛就能跨越时空，与巴金先生进行一场心灵上的“握手”，去感受他与书的深厚情谊以及他留下的宝贵文学财富，也仿佛眼前又看到了高莽先生画作中亲切的“一个小老头”——一位现代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书，奇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