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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却是世界最重要的人文科学学术图书馆之一。梵蒂冈图书馆的前身为仅供教宗和教廷内部使用的私人藏书室。约在1450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决定将其对外开放，并任命首位馆长。目前其藏品包括8万余种不同文字的写本，160万册纸质书籍（包括最早采用古登堡印刷术印行的“摇篮本”约8700部），此外还有硬币、版画、绘画、照片等。其中中文藏品约7000种，1911年之前刊印抄写的古籍有约2000种，是欧洲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中文古籍如何走进梵蒂冈

早在十六世纪，梵蒂冈图书馆即已有中文书籍收藏。有资料记载，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德阿维兹曾于1514年，向教宗良十世赠送了一批来自异国的礼品，其中包括1部中文书。据梵蒂冈图书馆东亚部负责人余东考证，该馆现存最早入藏的中文书籍，应是明嘉靖刻残本《续资治通鉴节要》，约在十六世纪中期进入该馆。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该馆已拥有4部中文书。1623年，梵蒂冈图书馆又得到了原属于选帝侯腓特烈五世在海德堡的藏书，其中包括《汉书故事大全》等7部中文书，使得其中文馆藏超过了10部。在当时的欧洲，中文书籍难得一见，该馆将其作为珍宝展示给来访的学者，如法国著名作家蒙田于1581年访问该馆时，即曾寓目。

1682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从中国返回欧洲，携带了400余册的中文书籍。这些书籍为明末著名学者徐光启的孙女许甘第大出资购买，委托柏应理进献给教宗的。在收入此批典籍后，梵蒂冈图书馆成为当时欧洲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图书馆。可资对比的是，当时的法国王家图书馆仅有4部16册中文书，而以中文收藏著称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也不过藏有百余册而已。

十八至十九世纪，入藏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古籍数量不多。较成规模的，仅有在1809至1814年间，收入了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康和子带到罗马的文献，其中严格意义上的中文古籍有50余部。1902年，传信部向梵蒂冈图书馆移交了一大批中文古籍，这批古籍主要为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的旧藏。傅氏在中国生活20余年，购买了大量中文书籍，1722年返回欧洲时，所携之书多达300余部、约4000册，数量超过了当时欧洲绝大多数的图书馆。这批书籍后来辗转到达罗马，在傅圣泽去世后收入传信部。约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有一部分流散到欧洲其他国家，但今存梵蒂冈图书馆的仍有180部左右。此外，传信部移交之书中，还包括意大利望族巴尔贝里尼家族、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余天明，以及意大利汉学家蒙突奇的收藏品各数十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梵蒂冈图书馆又接收了罗马大学教授华嘉（或音译为乔万尼·瓦卡）的中文藏书。华嘉为意大利数学家、汉学家，曾于1906——1908年间来华。其藏品多达三四百部，多数为清末民初的常见版本，以数学为主的科技类典籍占了很大一部分，一些还带有华嘉的批注。如《津逮秘书》本《梦溪笔谈》卷十八所载有关围棋棋局变化之数的内容，其天头即有华嘉用红笔所作的相应数字演算。

梵蒂冈图书馆馆藏中文古籍的特殊价值

从时代上来看，梵蒂冈图书馆中虽然也有日本平安时期（794——1192年）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元至正五年（1345年）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等早期文献，但数量很少，绝大多数为明代中期之后的版本。由于其并非系统收集而来，故藏品的类型也不很均衡。尽管如此，其所藏仍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不容忽视的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梵蒂冈图书馆中文藏品中的一大部分，为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与了解西方知识的中国士人，用中文撰写的有关西方科技、历史、哲学、宗教的著作，学界称之为“西学汉籍”。这是研究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此类典籍在国内存量不多，但传教士经常将其带回欧洲，故有相当一部分在梵蒂冈图书馆保留了下来。如明崇祯二年武林超性堂刻本《天主圣教圣人行实》，国内仅苏州图书馆藏有一部，已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梵蒂冈图书馆即藏有全本二部与抽印本多部。又如，明末徐光启等纂修的《崇祯历书》，至清代被改为《西洋新法历书》重印，崇祯年间的印本十分少见，梵蒂冈图书馆即藏有《大测》《测天约说》等几个零种。刻本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中文著作的稿抄本，最具代表性者为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的《周易》研究未完稿十余部。此外还有《坤舆万国全图》等传教士编绘的地图、胡若望致傅圣泽的信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早期拓本等非书文献。

第二，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中，包含一些稀见的品种和版本。如明末刻本《汉书故事大全》为以两汉故事为题材的通俗历史小说，可能是依据《全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传志》等同类小说改编而成，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仅梵蒂冈藏一部。明刻本《东鲁许先生文集》为明代前期名臣许彬的文集，《明史·艺文志》曾有著录，但久无传本，梵蒂冈藏本也是存世唯一的一部。明崇祯六年南京国子监刻本《孔圣家语》，是根据万历年间吴嘉谟刻《孔圣家语图》翻刻之本，同样未闻别处有藏。明万历种德书堂刻本《新刊全相忠义水浒传》国内已无传，仅知德国德累斯顿图书馆还有一部，与梵蒂冈藏本可能原为一书，后流散为二。清康熙年间钤印本印谱《长啸斋摹古小技》，国内仅中国国家图书馆与西泠印社各藏一部，梵蒂冈藏本可能为最早传入欧洲的印谱类文献之一。此外还包括一些名家旧藏，如明万历刻《九部经解》本《尚书辨解》《毛诗原解》，钤有“曹炎之印”等印章，乃清康熙年间常熟藏书家曹炎旧藏。明万历王其玉刻本《周易古今文全书》钤有“孙氏万卷楼印”，可能为明末清初藏书家孙承泽旧藏。清康熙刻本《周易玩辞困学记》天头有朱笔批注，从其注文分析，应为明清之际的歙县学者王艮旧藏。

第三，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很多都曾被传教士与汉学家收藏、阅读，有些还添加了批注。如《周易本义》《关尹子》《玉堂校传如岗陈先生二经精解全编》皆为傅圣泽旧藏，傅氏将这些书籍拆开，在原书的各页间插入空白页，并作有中西文批注极多。康和子旧藏的《周易说约本义》《纂序书经说约》等，封面封底也有大量西文手写内容。这些注释是研究傅圣泽等人汉学成就的重要资料。而傅圣泽《论中国人及其学说之真正起源》（Dissertatio de ve-ra origine doctrinae et monumentorum Si-nensium）、康和子《若干汉籍浅探》（Parva Elucubratio super quosdam librosSinenses）等汉学著作，也与今存梵蒂冈图书馆的傅氏等人的汉籍旧藏，具有密切联系。

欧洲中文古籍收藏与利用的宝地

梵蒂冈图书馆的现建筑整体呈三层结构，各层功能划分清晰。地下室专门收藏大量古代纸莎草纸，中层设有文献修复区域以保障藏品完好，顶层则用于存放所有已拍照存档的手稿。

当前，梵蒂冈图书馆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研究者。来访者持学术机构或专家签名的介绍信与护照，即可通过梵蒂冈城南部的圣安娜门进入城中，换取临时通行证后，再到馆中办理阅览证，以后便可直接凭阅览证出入。阅览证长期有效，仅需每年注册1次。在文献服务方面，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多方面支持。大部分中文古籍可在三楼的写本部与印本部阅览室借阅，读者到馆后，凭书籍索书号提交预约申请，通常1小时内即可拿到所需书籍。除少量已在官网提前公示的不可借阅文献外，多数馆藏书籍均对读者开放阅览。此外，梵蒂冈图书馆近年持续推进数字化工作，目前已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史通》《博古图》《广舆记》等多种文献的数字版本，让远在东方的研究者无需跨洋，就能触摸到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化遗存。作为欧洲收藏中文古籍数量最多的图书馆之一，梵蒂冈图书馆历经数百年积累，不仅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程，更成为延续学术交流和对话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