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周敦颐及湖湘文化
鲁迅籍贯浙江绍兴，这已广为人知。但鲁迅房族确实是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才迁居绍兴城内竹园桥。远祖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原籍湖南道县，今属湖南永州市，有7个街道，12个镇，3个乡，常住人口近60万，分属30个民族。
认周敦颐为鲁迅远祖是有史实依据的。鲁迅祖父周介孚在《浙江乡试朱卷》中自填履历：“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濂溪”是周敦颐的自号，因为他晚年辞官，在江西庐山创办了一所书院。院址西北面有一座峰，山体如莲花初绽，名为莲花峰，水源来自龙开河，周敦颐将这条小溪命名为“濂溪”，书院也命名为“濂溪书院”。
1880年，鲁迅之父周伯宜参加会稽县县考时中了秀才。鲁迅的外祖父鲁希曾在致周介孚的贺信中写道：“雅居中翰之班，爱莲名噪；秀看后英之茁，采藻声传。”“爱莲名噪”，即指周敦颐的散文《爱莲说》，虽然只有一百多字，但言简意赅，将莲花之姿与君子之德融为一体，广为人们诵读。据鲁迅三弟周建人回忆，绍兴新台门周家的船只夜航时，高举的灯笼上也写着“汝南周”三字。汝南位于河南中部，汝南周氏是中国古代著名郡姓门阀，起源于姬姓，为周平王后裔。隋唐时迁至湖南道州的一支发展为周敦颐家族。
更为有趣的是，周敦颐的母亲是湖南衡阳人，他曾在衡阳舅舅家生活过，所以现在衡阳柘里村也修建了一所周子祠，除了供奉周敦颐像，还供奉了鲁迅（周树人）跟周恩来的遗像。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曾对鲁迅夫人许广平说：“广平同志，论起辈分来，我应该叫鲁迅叔叔，叫你婶母才对。”
由于周敦颐是湖南本土产生的思想家，学界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湖湘文化的奠基人。湖湘文化的母体与源头为楚文化，而楚人一度因“非先王之道”而被孟子讥为“南蛮鴂舌”（不文明，说话如鸟叫）。但楚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如敢为人先，坚韧不拔，朴拙厚重……即鲁迅所说的“楚人蛮性”。湖湘文化也具叛逆性和创新性。
周敦颐人品高尚，被后人誉为“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他对鲁迅最直接的影响见诸鲁迅的七律《莲蓬人》。这首诗写于1900年左右，其时鲁迅大约十九岁或二十岁，正处于人格形成时期。诗中的颈联是：“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风骨”就是精神脊梁。诗中描写莲蓬，既是咏物，又是喻人；既是诲人，又是自况。诗中塑造的莲蓬形象，体现的正是周敦颐《爱莲说》那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七律中的尾联是“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直接点出了周敦颐的号“濂溪”，表明鲁迅笔下的莲蓬洁净挺立，承续了《爱莲说》中莲花的品格，能洁身自爱，不随波逐流，不会被世俗的恶习所污染。
周敦颐对鲁迅的影响并不止于《爱莲说》。他的《通书》《拙赋》同样对鲁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通书》原名《易通》，是周敦颐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深入阐述了“诚”这个核心命题。按本义而言，“诚”即诚实、真实，也就是鲁迅身上体现的“反虚伪”精神。周敦颐指出，“诚”是圣人之本，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人如果能克制私欲，闻过即改，便能通过实践达到这种圣人的心灵境界。
1907年，留学日本的鲁迅曾跟友人从事“新生运动”，试图通过文艺之力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他们首先分析国民性的弊端，认为其中最为缺失的就是“诚”与“爱”这两种道德因素。在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重点介绍了以拜伦为代表的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力图从他们的作品中引进一种以反抗和复仇为核心的“至诚之声”。这种内心的呼声似乎不可见，但可以像春雷震响，冲破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万马齐喑的局面，让百草萌动，长夜消逝。“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此后的鲁迅，就是以“精神界之战士”的英姿屹立于中国思想文化战线的前哨！
周敦颐的《拙赋》对鲁迅的立身行事和思想艺术也留下了明显的投影。世间崇“巧”：如灵巧，乖巧，慧心巧思，巧夺天工……反应了一种对机敏、恰合、精湛的褒奖。但周敦颐在《拙赋》中有感于当时现实生活中投机取巧、虚伪失诚的不良风气，提出了一种“崇拙去巧，笃本务实”的伦理原则和政治思想。这种看法，跟鲁迅所译《出了象牙之塔》一书的观点是近似的。该书作者日本厨川白村表示，他对于虚伪的“聪明人”十分反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是依靠那些拼命实干的“呆子”，而令人担忧的就是世界上“聪明人”太多，“呆子”太少。
鲁迅作品中有一种人物类型，可以概括为“巧人”，比如《野草·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聪明人”，《立论》中那位在是与非之间只说“阿唷！哈哈！”的“老师”……鲁迅认为“巧人”的特点是圆滑世故，台前一套，幕后一套，尤其是善于利用他人的牺牲，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在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鲁迅甚至激愤地写道：“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与“巧人”相对的是“傻子”、“愚人”，也就是朴拙之人。他们言行一致，踏实勤奋，乐于奉献。在《写在〈坟〉的后面》中鲁迅强调：“然而世界却是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鲁迅在择友和培养文学青年方面，看重的是朴拙之人。在艺术欣赏方面崇尚的是朴拙之作。鲁迅赞赏未名社的骨干韦素园，就是因为他宏才远志，但仍然甘当石材，甘当泥土，重病之中还在默默地从事译作。鲁迅赞赏朝花社的骨干柔石，就是因为他有点迂，“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凡是要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鲁迅提携东北流亡作家萧军和萧红，原因之一就是看到他们身上有一股淳朴的“野气”，不同于那些扭扭捏捏的江南才子。在艺术欣赏方面，鲁迅崇尚古朴厚重、不事雕琢的汉石刻、魏碑，民间年画，尤其倡导有朴拙之美的现代木刻。在这里“朴拙”不仅呈现出一种返璞归真的艺术风格，而且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战斗精神。
鲁迅生前没有涉足过三湘四水，但他的作品中却留下了湖南现代政治、教育的历史记录。最有名的诗作是七律《湘灵歌》，七绝《悼丁君》，新体诗《公民科歌》。最有名的杂文是《铲共大观》《头》。这些作品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湖南革命运动的镇压，对湖南左翼作家的迫害，对湖南学生青年实施的奴化教育……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首级示众”、“女尸陈列”！鲁迅悲愤地同时断言：“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情是很少有的……”
还值得提及的是，《鲁迅全集》中收录了两篇特殊的作品：一篇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这原本是鲁迅1934年的一篇弃稿，许广平从纸篓中拣回，展平，排印，收入了《集外集拾遗补编》；另一篇更重要，是未完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许广平亲自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是鲁迅创作中的绝笔。此文写于1936年10月17日，鲁迅18日凌晨两点突然气喘，19日凌晨五点二十五分溘然辞世。文末的几句是：“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文章至此戛然而止。
黄克强，名兴，籍贯湖南长沙，辛亥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华兴会会长，同盟会缔造者之一，曾发动并参与黄花岗起义。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1902年初，鲁迅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同年6月，黄兴进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鲁迅描述的正是他们成为校友期间目睹的一幕。鲁迅通过黄兴不顾学监的训诫，公然赤膊从浴室走进自修室，是借此细节显示楚人的“蛮性”。这种朴拙的“蛮性”，在鲁迅心目中就是一种他向往的叛逆性、革命性。此后鲁迅仍然关注黄兴的革命活动，如在《坟·杂忆》中谈及黄兴在南京政府期间镇压土匪兵的劫掠行为。如果天假以年，这位湖湘籍的革命家一定会在鲁迅作品中留下很多的丰姿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