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博：作家红柯二三事
中秋节，月光漫进窗来，忽然就想起了红柯——那个总是眯着眼、低头走路的人，已经离开七年了。作为你一直以“叔”相称、现在也喜欢写点东西的人，红柯，在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日子，我想起了你。
第一次见红柯，是1985年秋天。我在宝鸡文理学院组织部工作，常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在宣传部门口进出。他走路微低着头，说话时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架着副眼镜，有时又徒手揉着眼睛，模样介于学生和老师之间。后来才知道，他叫杨宏科，中文系刚毕业留校。
没过多久，办公楼里那个低头沉思的身影消失了。听说他去了新疆，像一粒被风吹向西北的种子，在奎屯落了脚。那时的我忙于琐事，渐渐忘了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年轻人。
再见已是十年后。我调任校纪委书记，有一天办公室门口有人徘徊——还是那个微低着头的姿势，还是那副沉思的模样。是杨宏科回来了。他搓着手，语气局促地询问爱人工作安排的事。我告诉他我不分管人事了，他也简单说了这十年在新疆的情况，却只字未提自己已成知名作家。临走时，他依旧低着头，背影里似乎藏着生活的重量。
直到有一天，家乡两个高考生来找我，说要报考文理学院中文系，因为仰慕作家红柯，我才恍然大悟——那个总是低头走路的杨宏科，就是文坛上新锐作家红柯。从那以后，我慢慢拼凑出了作为作家的红柯在新疆的漫漫十年。那些低头走路的日子，那些藏在局促背后的沉默，应该都化作了他笔下娓娓道来的文字。
红柯待我不同旁人。在学校，别人都叫我“老师”或“书记”，唯独他叫我“叔”，叫我夫人“姨”。这称呼来得自然，仿佛我们不是同事，而是同村隔壁的邻里。他来找我时，从不客套，就像傍晚来家吃碗面那样随意。
记得校门口梧桐叶落满地的那个秋天，我看见他在碎金般的落叶里来回转悠，背着手，脑袋埋得很低，皮鞋尖碾着枯叶。我拍拍他胳膊，问：“在这儿转悠啥？”他猛抬头，镜片后的眼睛亮了，说：“买了张床垫，等送货的人。”我告诉他送货的早往他家那边去了，他“啊”了一声，咧嘴笑出个月牙，慌慌张张就往回跑，活像个怕错过水果糖的孩子。
爱人工作安排、评职的烦恼，可能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烦心事，红柯终究不想在母校待下去了。陕西师范大学要调他，他来办公室找我，眯着眼，语气却比往日坚定：“领导开会时，您不要发言挽留我。”那时我已退居二线，其实没有发言的机会了，但我懂他——新疆的风、文学的魂，让他不愿再困在这个老地方。
临走前，宝鸡市委副书记设宴为他送行。他紧张得像个孩子，说“从没和这么大的官一起吃过饭”，非要我作陪。宴席上，市领导们为流失这样的人才深感惋惜，红柯却话不多，只顾低头吃饭。只有说起新疆的草原戈壁、笔下的人物故事时，他眼里才会泛起光，滔滔不绝地说上一阵。那一刻，他不是局促的杨宏科，而是在文字里自由驰骋的作家红柯。
去了西安后，他当了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陕西师大博导。有次我去西安，试着给他打电话，本想简单问候，没想到他放下电话就打车赶来，推掉所有事务专程接待。点了八盘菜，我说太多了，他认真道：“齐了呀，叔。”给我倒上酒，语气郑重：“得把你招待好。”原来他一直把我当长辈，所以要尽晚辈之道。
后来他挂职宝鸡渭滨区副区长，我们住得很近，我却一次没去找过他。不是不想见，是怕——怕他又推掉所有事，摆上一桌子菜忙前忙后。我知道他待人实在，越是这样，我越怕添麻烦。
突然听说他走了，是心脏病。1962年生人，2018年2月24日离开了这个他无限热爱又偶感烦扰的人间，才56岁。电视里播着他的追悼会，贾平凹先生致悼词，送行的人黑压压一片。
学界说他是陕西继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后的文学黑马，开创了边疆诗化叙事风格。可我总想起校门口那个低头转悠的身影，想起他听到床垫送到时猛地抬头的样子——镜片后的眼睛弯着，嘴角咧得大大的，带着孩子气的雀跃。那笑容刻在脑子里，一闭眼，就清清楚楚地对着我。
杨宏科啊，今天是八月十五，我想起你叫我“叔”的情分。每逢佳节倍思亲，咱们是有亲情的，叔想你了。
你没离开。我仿佛看见你踏上了西去的列车，飞驰过嘉峪关，去大西北寻找骑手；又仿佛看见你带着采访本，行进在天山脚下，奔波在大漠戈壁。在那片你深爱的土地上，你永远走着，写着，眯眼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