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863年2月3日，在《圣彼得堡警察新闻》上刊登了一则遗失启事：

2月3日，星期日，下午一点，本人由德穆特旅馆沿大科纽什尼亚街行至街角卡佩尔公寓，之后穿过涅瓦大街，又经过卡拉万街和谢苗诺夫桥，行至利捷伊大街和巴谢伊大街交叉处的克拉耶夫斯基公寓，在这段路上遗失了一个包裹，内有两本订好的手稿，标题是《怎么办？》，凡有人将此包裹送至克拉耶夫公寓涅克拉索夫处，可获酬金五十银卢布。

刊登这则启事的人，是俄国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他原定于在自己主办的《现代人》杂志上连载这部遗失的书稿。可是，在涅克拉索夫亲自携书去印厂的路上，却不慎将手稿丢失。他焦急万分，连续在报纸上登载三次启事，希望能挽救这部来之不易，且日后彪炳俄国文学史册的著作。在经历了五天的等待煎熬后，奇迹终于发生，有一位小官员将捡到的稿本完璧归赵。

这部注定笼罩上传奇性光环的书稿，便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创作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的第一部分。如果说这部书的出版经历了惊险万分、失而复得的一幕，那么它的创作过程在作者的革命和文学生活中，则不啻为一场九死一生的严峻考验。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家境殷实的神甫家庭，父亲颇有文化，家中藏书甚多。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184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进入萨拉托夫正教中学，但对未来从事宗教神职工作的前景丝毫不感兴趣，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自学，广泛阅读文学、历史、哲学等各门类书籍。1846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考入彼得堡大学，很快便对政府高压下缺乏自由精神的大学和教授感到失望。他与革命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结交，关注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力求从中寻找改造俄国社会的方案。1848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照我对人类最终目标的信念来说，我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极端共和主义者的第一个坚决拥护的人。”

185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萨拉托夫，在当地中学任语文教员，在课堂上鼓吹革命思想，反对专制和对农民的压迫。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再次奔赴彼得堡，起初为《祖国纪事》撰稿，后应涅克拉索夫之邀在《现代人》编辑部工作，发表多篇重要论著，宣传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揭露农奴制改革欺骗农民的实质，受到沙皇本人的仇视。1862年，警察当局借口赫尔岑信件中提到在国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合办《现代人》，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羁押进彼得保罗要塞近两年。1864年，沙皇政府在执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假死刑判决后，将他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在此后二十五年的监禁、苦役、流放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受了严酷的自然环境、沉重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但始终不屈不挠，保持着高尚的革命气节，坚持思考和写作，直至1889年获准返回萨拉托夫。多年的流放虽然不曾摧折他的精神意志，但的确严重毁坏了他的身体健康，返回故乡后过了四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0月29日夜里因病辞世。普列汉诺夫后来写道：“我们很难想象这位文学上的普罗米修斯骄傲地忍受了多少沉重的苦难呵！”

长篇小说《怎么办？》正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定罪之前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时写作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原本相信，因为缺乏指控他的直接罪证，当局将很快释放他。但案件的审讯过程从1862年7月7日故意拖到了1863年初，此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预感到前途险恶，心情变得十分压抑。《怎么办？》动笔于1862年12月4日，用了短短四个月便告完成，它是作者在原先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无法实施，只能发愤著书，且只能采取文学虚构形式的产物。但挑选小说这一文学体裁，除便于混过书刊审查之外，另有一层考虑：车尔尼雪夫斯基意图编写一部启蒙大众、内容丰富的《知识和生活的百科全书》，在具体写作时把其中的各个章节体现为一些情节引人入胜的中长篇小说，以促进他的思想在广大读者群众中间的传播。在1862年10月5日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谈到自己的构思：“因此我把这部书（《百科全书》）改写成一部通俗易懂的长篇小说，其中有轶事、大小场面、妙语，让所有除了小说什么也不读的人读一读它。”该写作计划的最重要部分即是长篇小说《怎么办？》，另外还包括《阿尔菲里耶夫》《小说中的小说》和诸多《小故事》。尽管身处险境，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所有这些作品里保持着对自己信念的忠诚，对旧世界的憎恨，和对人类光明未来的美好希望，同时揭露了农奴制社会的野蛮、奴役、卑鄙，和人在旧制度下思想的蒙昧和情感的扭曲，态度鲜明地展现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通过什么途径能够实现这样的生活。

在囚禁期间所写的全部作品中，当时骗过书刊审查而出版问世的只有《怎么办？》，这与作家在这部书里巧妙的情节设置不无关系。小说一开头便用三角恋爱故布疑阵，安排了一出仿佛是侦探小说里常见的自杀悬案。而各个章节的标题也让人联想到流行的家庭伦理剧：《初恋和正式结婚》《婚后和第二次恋爱》《第二次结婚》等等。以至于阅读过长篇小说第一部分的书刊审查官在官方报告中说“它的内容无可指摘”。可是，熟悉俄国文学传统的人都知道，俄国作家一向把家庭视为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中夫妻之间的爱情，关系到对整个社会制度的评价和改造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例外，但他对爱情的文学阐释即便在尤其强调社会批判的俄国文学传统中也独具一格。在自己第一部美学著作《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他表达过这样一个看法：世界上的美不外乎美景、美人和爱情，那些认为“艺术的对象是美”的唯美主义诗人往往沉溺于书写大自然和真挚爱情；但在人的漫长一生中，在更广阔的时代和民族生活中，有比年轻人的爱情更加严肃和持久的问题值得关心，将整个人生都渲染上玫瑰色幻想，只会让文学作品显得既夸张造作，又单调乏味——因此“美学应当要求诗人只有当他真正需要描写爱情的时候采取描写爱情”。

小说《怎么办？》以爱情纠葛开场，但也只是被用作表明更崇高的观念和实现社会政治纲领的一条线索，而根据作家的自白，在祖国传播真理、艺术、科学是俄国人当前唯一的使命。按照这种颇具启蒙精神的知识分子使命意识，对于女性而言最真实有效的自由便不可能局限在狭隘的家庭和感情领域，而是与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要求紧密地联系起来。让车尔尼雪夫斯基倍感痛惜的，不仅是俄国女性在婚前婚后都只能听命于父母或丈夫的安排，更是她们被剥夺了选择生活道路和社会劳动的权利。他通过文学创作的鲜活形象表明，女性只有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公民权，并且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保持独立性，才能够为自己争取到真实有效的自由。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虽然从奴隶状态中被丈夫拯救，但她在婚姻中并未像契诃夫笔下的“宝贝儿”那样完全满足于对丈夫的感情并把丈夫的思想当作自己的信念，而是渴望了解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大众的需求，从而把女性解放问题与女性广泛参与社会实践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正是依靠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六十年代人”的努力，启蒙的光芒照进了家庭关系中“以前完全黑暗的角落”。

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在第一章便宣布，小说无意编造“虚张声势的冲突”。小说情节并不复杂，讲述了女主人公韦拉·帕夫洛夫娜在年轻一代先进的平民知识分子指引下冲破旧家庭的桎梏，自觉争取家庭幸福和投身社会活动的生活道路。其间穿插着韦拉的四个梦，代表着她逐步觉醒的过程，揭示出妇女解放的真正意义和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但这部小说的情节冲突仍然扣人心弦，因为它真实再现了具有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信念的“新人”与屈从“偷和抢”规则的旧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社会冲突。车尔尼雪夫斯基塑造出韦拉·帕夫洛夫娜、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和拉赫梅托夫等六十年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是旧制度的掘墓人和未来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在旧制度和旧思想仍然压迫人心、控制人际关系的局面下，他们珍惜人的个性尊严和价值，捍卫一切人拥有自由劳动、追求幸福的权利，按照新的方式提出爱情和婚姻问题，把个人和家庭问题的解决归入根本的社会改造方案之中。而这种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明确而热切描绘的社会主义远景，它已成为那一时代所有先进的人的最高理想。

应该指出，社会主义倾向的艺术作品，在欧洲和俄国早已出现过：比如乔治·桑、狄更斯、赫尔岑、奥加辽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的小说。但他们的社会理想往往远离现实，依靠普遍的人性、爱与和解的精神。韦拉·帕夫洛夫娜对此想到：她之前读过的书虽然也提出过关于穷人、妇女和爱情的问题，但“这一切思想不是夹杂着疑问，就是附带有那么些条件，并且这一切仿佛都是不平凡的、难以置信的东西。仿佛是幻想，好固然好，就是没法实现”。与之前文学传统中抽象的人道主义呼吁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明明白白地指出了现实中进行社会改造的道路。这条道路摆脱了“‘高尚’之类的冠冕堂皇的字眼”，或者神秘主义的宗教启示元素，依靠的是人的理性计算、物质利益和社会化的劳动联盟，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利己主义”原则。当然，这里的“利己主义”不同于自私自利的庸俗打算；作者相信，一旦人们掌握了科学知识和进步的道德观念，把过去用于相互争斗的人力和财力转而用来造福人类，便会发现建立在团结和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自己更加有利的选择。

不过，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书中力图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大型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实验，无疑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这部小说也经常被说成是天真幼稚的儿童寓言。但所谓的乌托邦和寓言因素，并没有妨碍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革命前景和历史复杂性的深刻洞见。为了准备革命，作家在普通新人之外推出了“盐中之盐”拉赫梅托夫，尽管故意避而不谈这位英雄人物的革命思想和行动，但他在钉子上睡觉的场景却成为这部对自然主义描写极度克制的小说里唯一一个鲜明的细节，牢牢锁住读者的注意。此外，韦拉的母亲玛丽娅·罗扎利斯卡雅在女儿第二个梦里的登场，彻底打破了作者刻意营造的“儿童寓言”的氛围：

“韦尔卡。你有学问，可你是靠我偷来的钱求得学问的。你想着善，可我要是不恶，你连什么叫善也不知道。懂吧？什么都靠了我，你是我的女儿，懂吧？我是你的娘。”

韦罗奇卡又是哭泣又是哆嗦，身上发冷。

“妈，您要我怎么样呢？我不能爱您啊。”

“难道我在求你爱我吗？”

“我希望至少能敬重您，但是我连这一点也办不到。”

“我需要你敬重吗？”

“您到底需要什么呢，妈？您干吗来找我，这么气势汹汹地跟我说话？您要我怎么样呢？”

“你要感谢我，你这不识好歹的。你不必爱我，不必敬重我。我恶毒，为什么爱我？我坏，为什么敬重我？可你得明白，韦尔卡，如果我不这样，你也不会有今天。你好是因为我坏，你善良是因为我恶毒。你得明白这个，韦尔卡，你要感谢我。”

这段文字揭露出俄国启蒙思想发展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玛丽娅出身于把女儿视作商品、把丈夫视作收入来源、把作为妻子的自己视作满足丈夫虚荣和肉欲的工具的旧世界，依靠争强好胜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手段，为自己在充满欺骗和暴力的非人环境中争取到专横跋扈的资格。但她不择手段获取的财富，却为女儿接受教育，成为拥有光明的知识和健全的道德的劳动者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个深刻的隐喻解释了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何把用专制手段在俄国推行欧洲文明成果的彼得大帝称为“爱国主义者”，也说明了为建立新世界广泛运用资本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技术力量的必要性。

正是因为在讨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这种务实性、辩证性和科学性的态度，在俄国经典文学中，《怎么办？》对整个国家的道德和精神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无与伦比。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动情地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命属于历史，“所有那些关心俄国文学的命运的人，所有那些珍视智慧、才能、知识、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将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他的名字”。在19世纪的先进思想运动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怎么办？》不仅是俄国，而且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社会主义生活教科书和指引方向的旗帜。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