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夏衍在创作（桌上放着《上海屋檐下》的单行本）

应该说，为祖父编《夏衍剧作十种》是很有压力的，因为之前有很多前辈都编过，每一版都非常系统，体系完备。当然，能够为老人家再编，也很幸运，因为之前很多前辈已经拓荒开路，给我们留出通途和捷径。

从1935年到2025年，漫长的90年历程。沉思与回顾，像是长长的留白。刘厚生先生说“夏衍是中国戏剧史的一部分”，涵盖内容很广，既是说个人创作，也是指整个的戏剧运动。他还主持了《夏衍全集》的“戏剧卷”的编辑出版工作。

从1935年创作《赛金花》开始，至1954年写成多幕剧《考验》，夏衍共完成多幕剧、独幕剧、翻译剧、与友人合作剧等近30部。当年的重庆《新华日报》曾指出：“短短的几十年的中国新剧运动史，是一部交织着血和泪的历史……从1907年到今天，我们民族所遭际的是一大串说不尽的苦难和辛酸。”在救亡图存的日子里，难以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首先是革命者，先是为了革命的利益，用文艺作为革命的武器，进行创作活动，然后，在创作实践中，才逐渐掌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学会了文艺创作的技巧。”这段写在《生活、题材、创作》一文中的话，夏衍是在说自己，也是在说他们那一群戏剧人。

尽管《赛金花》上演时被扔过痰盂，《上海屋檐下》首演夭折于战火，《都会的一角》因为一句“东北是我们的”台词而遭禁（《都会的一角》中的台词是：“我国地大物博，土地丰饶……东北以东三省，接俄国东海滨省，及日领朝鲜……”当年上海当局因这句台词中含有“东北是我们的”意思，怕引起日方反感，因而禁演），却都没能挡住以笔作枪的创作激情。革命家的夏衍在战火中奔波着，奋战着！戏剧家夏衍，佳作频出，高潮迭起，达到了他戏剧生涯的高峰。

沉淀之后，我们都希望可以编出一套与众不同的版本，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解读方法。除了剧本文本本身，我们增加了注释、扩展阅读和文献，选入《赛金花》《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戏剧春秋》五部剧目。这五部剧是夏衍戏剧的经典之作，也保持了戏剧史上跨度大、场次多、阵容强的演出纪录。

《赛金花》这部剧从落笔到发表，再到演出，都极具传奇性。1935年，遭遇三次大破坏后，革命进入低潮，左翼共产党人田汉、阳翰笙遭到拘捕，夏衍因替袁殊转了一封信成了追捕目标，他迅速在家的附近爱文义路卡德路口找到了一家白俄女人开的小公寓。这座西式两层楼房，只有四间客房，租金昂贵但安全、安静，只有一个老洋人租客，还每天包伙食。在这里，夏衍躲了三个月，写出了多幕剧《赛金花》。对外，他托人散风说，作者去了日本或北平。《赛金花》完成后又请人抄写，然后被带到北平，再寄回上海，之后他向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杂志投稿，第二年4月发表后引起巨大轰动，从此“夏衍”这一笔名蜚声文坛。当戏剧同仁们得知，原来影坛的黄子布就是文坛新锐“夏衍”时，他仍在报上写文章说，1935年夏天，他去了北平……云云，后来在《懒寻旧梦录》中证实了这是当时的一种遮眼法。从《赛金花》剧本的附言中就可以看出，围绕着赛金花这个人物，清末民初的社会所引发的现象级话题，话剧舞台上《赛金花》的出现，又在热度上加了一把火。而对于没有北平官府生活经历的夏衍来说，他一出手就将远之千里的京味宫廷戏描写得绘声绘色，原汁原味，除了文史功力和虚构能力外，恐怕还跟留日期间他个人的一段心灵“屈辱史”有关。1923年的暑假，深受英国文学感染的夏衍突发奇想，模仿起英国作家史蒂文生“携驴旅行”，带着一只小皮箱，只身到了汉城、平壤，感受到朝鲜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眼中的仇日情绪。到了奉天，而后他又北上哈尔滨，当时“南满”是日本人的世界，哈尔滨则是白俄的“势力范围”。最后，他入关到了北平，在东裱褙胡同的表兄家住了一个星期，游历名胜古迹，也见到了北京街头插着草标卖儿卖女的惨状。回到杭州，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感到孤独。过后，他写道：“这次旅行，我心里感触很深，也就是家事和国事之间的矛盾，想起朝鲜和东北的情况，像一块铅压在心上。”而这段短暂的北行，恰恰成就了日后的《赛金花》。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戏剧中最为著名，长盛不衰的一部，几乎每一个时期，这部话剧都会排演一次，吴祖光认为这是夏衍剧本中杰作中的杰作。

1957年1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金山导演的《上海屋檐下》；4月，中央戏剧学院演出了欧阳山尊执导的表演系53届学生毕业大戏《上海屋檐下》；6月，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57届学生毕业大戏同样是《上海屋檐下》。同一年，同一台戏，被一个剧院两个学院同时搬上舞台，不敢说是绝无仅有，也是甚为少见。《上海屋檐下》风光一时，让瑞典人马悦然见识了，他当时只有33岁，任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他在1957年的春天里，反复观看着不同团体演出的《上海屋檐下》，他认为这是“到现在为止所看到最精彩的中国戏剧之一”。此时，正值中国话剧运动50周年。

江南/上海，是夏衍戏剧中具有作者意义的母题，江南/上海之于夏衍，如同绍兴之于鲁迅，北平之于老舍。《上海屋檐下》完成于1937年6月底，恰是戏中的“梅雨季节”。全面抗战爆发，他又将其延续到了《一年间》和《愁城记》中，“我想忠实于现实主义，我不作奇巧和偶合的追求，加上，我自己故乡沦陷，妻儿寄寓上海，‘身居南国，心向江南’（这是于伶兄说我的话），所以我就在比较熟悉的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环境里面，寄托了这个主题”。这是他的故园、沦陷的孤岛和思念的愁城。

他多次提到《上海屋檐下》是陈鲤庭、赵慧深的“索稿”，“没有他们的‘出题作文’和‘限期交卷’，这个剧本是不会写出来的”。同时，他也说，“业余实验剧团”列出的强大阵容，吸引着他“跃跃欲试”。

但是，首演毁于“八一三”的战火。“这个戏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绝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

而中国戏剧史，为此是留下遗憾的。晚年的祖父不止一次说过赵慧深是“最好的繁漪”，或许有可能也是最好的彩玉。

夏衍的第二部代表作是写于1942年的《法西斯细菌》。关于创作，夏衍一再强调，要写自己熟悉的，写一个留日科学家的故事十分符合这一规律。1920年至1927年，是夏衍在日本留学的6年8个月的重要时光，他是北九州工业大学的理科生，是拿到庚子赔款被国家当作工业人才培养的重点对象，“工业救国”曾经是他短暂的、脆弱的“理想”。在奉天车站，听到“满铁”警察对着中国苦力凶暴地吼叫时，这一泡沫般的梦想不堪一击地破灭了。这场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残酷的战争，击碎以俞实夫为代表的科学家们“科学无国界”的理想，结合当时在重庆流传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触动了夏衍写一个以“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为主题的剧本。每当国际风云变幻，世界格局面临着巨变，这一主题就会不由分说地跳出来，深刻地冲击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显示了其经典性。他将“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的变化过程，写进了俞实夫一家的平淡生活里，没有戏剧结构中强烈的情节冲突，却在日常生活积累中，孕育着人物内心的激荡。这是夏衍周边发生的，他所熟悉并深知的人和事，心情与思想。

《法西斯细菌》是“夏衍剧作中篇幅最长（七万多字）、场景最多（五幕六场）、跨越年代最久（11年）的一部力作”，也是他重笔写到日本的一部作品。他的一生，与日本的文化交流长达75年，被称为“知日派”。即便到了晚年任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时，他的日语，依然被日中友好人士称为是“用词准确的、旧式的、高雅的日文”。

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曾经在夏衍剧作《芳草天涯》中饰演孟小云，一个热情又自我的抗战时期女青年。1945年，张瑞芳说：“又找到了一头扎进角色的感觉。这是夏公用了一年的时间，特为中国艺术剧社之约而写的。夏公的戏和郭（沫若）老、曹禺的风格又不同——没有顶天立地的英雄，也没有感天动地的悲情，只是淡淡地、极其生活化地描写一个故事本身，写实到了几乎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夏公的厉害就在于他可以一边讲述着一个故事，一边却还让另一个自己永远保持着一双冷静、理性的眼睛在审视着戏中的故事，在思考着故事所揭示的哲理。所以，演夏公的戏和看夏公的戏，都要够一定水平才行。”

张瑞芳回忆，1945年11月底的演出，整整演了一个月，最后又连加演了6场。

《芳草天涯》，一直是业界评价最高、禁锢时间最长的一部剧，也被认为是夏衍唯一的一部写恋爱的戏，配合上后来对其“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判，客观上对这部剧的论调似乎已经固化了。夏衍自己也承认：“现在我打算写了，但我写的恐怕不是甜蜜而是辛酸。正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得过恋爱的摆布，但在现时，我们得到的往往是苦酒而不是糖浆。”作者的个人痕迹重过以往，个体、恋爱、家庭，但绝不仅仅是爱情，而夏衍剧作中独树一帜的知识分子立场，这是他在文学、戏剧、电影一系列作品中开创的，并且永不放弃的。

然而时过境迁，80年以后，我们再来读这部作品，对其恋爱主题的要求不再执拗，因为戏中内心悬动又止乎礼的男女关系背后，是厚重的知识分子的家国命运。知识分子在生活颠簸和精神困苦中，一种淡淡的情绪蔓延开来，“流亡”的主题暗流涌动，草蛇灰线，贯穿始终。对于抗战文化认知，随着时代的推进，逐步走近深入。从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厮杀，逐渐地进入到大后方的文化抗战，譬如桂林的《救亡日报》和“西南剧展”，重庆由《屈原》唱响的“雾季公演”，西南联大的大迁徙，到四川宜宾李庄的徙居。全民抗战，前线与后方，构成了完整全面的版图，从个人到群体，“流亡”是抗战文化，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最大的人文主题。同样，夏衍本人和他的家庭也处在分离与流亡之中，所以，重拾这一主题对我们今天深读夏衍剧作中的《芳草天涯》有着丰富和拓展的意义。

《戏剧春秋》被称为富于时代意义的史剧，是夏衍与于伶、宋之的合作的作品，献给一位四十初度的戏剧狂人。陆宪揆的原型是著名的戏剧家应云卫。1963年年底，日本著名戏剧家千田是也亲任导演，将该剧搬上了日本的舞台。除此之外，《上海屋檐下》也被德国导演和演员排演，于1953年在东德柏林人民剧院上演。

周恩来是“戏迷”，也是一位眼光独到的批评家。在看完《法西斯细菌》后，周恩来对我祖父说：“我在延安看过你的《上海屋檐下》，在这里看过《一年间》，我还是喜欢这出戏，清淡当然也是一种风格，但我觉得你的戏写得太冷。”1944年，对契诃夫“有一种癖好”的焦菊隐，写过一篇《夏衍与契诃夫》的文章，同时期，曹禺在剧本课上也把夏衍称为“中国的契诃夫”。

而他本人却说：“有些朋友说我受契诃夫的影响很大，我自己说，我热爱契诃夫的作品，但不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契诃夫看人看事是那样的冷静，我是很主观，很不冷静——我的心是很不平静的，这，也许是我三十年来一直卷进在政治斗争中的缘故。假如一定要问，我在外国作品中受到过什么人的影响，那么我说，狄更司（斯）和高尔基对我的影响要多一点，大一些。”我祖父早年留学时爱上了英国文学，他说，狄更斯的小说是迷人的，最喜欢的是《双城记》，同时也受到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影响，“我喜欢他们明快、平淡而简洁的风格”。在日本的七年，夏衍读了著名作家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还在1924年翻译了日本菊池宽的《戏曲论》。多元的、混杂的、复合的文化结构，对一个作家如同打开了多扇窗户。“至于二三十年代写话剧的人都受到过易卜生的影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焦菊隐说：“他（夏衍）的剧本，是一首生活所织的诗。然而，在他的每一首诗里，都有积极的主题。这主题常常是从整部生活描写上均匀地放出来的，而不是用一两句话呼喊出的。”祖父所处的星空，人类群星闪烁。那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也是夏衍们的黄金时代。

今天，重读他这五部著名的剧本，体现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精良水准，具备了作者论意义的辨识度，有了文学的描述、文学的想象、文学的价值和高度，由此，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审美享受和经典力量。

“广义地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夏衍同志写了许多知识分子：新闻记者、教师、剧作家、文化战线的革命工作者，显然有他自己的影子在内，有他周围那些昕夕与共的同志和朋友的影子在内。”对此，我们深以为然。这次选本的序，依然是唐弢先生为《夏衍剧作集》（三卷本）写的序言《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

2025年是我祖父诞辰125周年及逝世30周年，《夏衍剧作十种》纪念版在这一特殊年份的出版，是跨越时空的崇高致敬！

2025年2月6日于北京

（本文为百花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的《夏衍剧作十种》纪念版话剧 卷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