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芬：排队小史
日常生活中，排队，往往让人不耐，无奈。排队，意味着一桩非常普通的小事，都须耗费额外的时间，如出行的如厕、大型商场购物付款、驾驶时的塞车等等。倘去医院看病，挂号、检查、付费、开药，再付费、取药，没有一项不排队，没有一项不教人彻底放弃焦急，以木然的态度，或坐，或站，安静地等待。排队已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不过先别烦，排队固然耗时，却属于希望中的等待，远远好过不排队的竞争，因为，排队意味着大家都在先来后到中，遵循着同一个游戏规则，体现了公平。
有一个时期，人们是不作兴排队的，做什么都靠挤。或者说，原本也是排队的，但总是虎头蛇尾，最后总是被插队的破坏掉。那时候，买电影票，买肉，买过年分配的紧俏食品，售卖口那里，往往挤作一团，力气小的，只好站在后面叹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县城如有新电影，青少年就不惜花时间去排队买票。一般是，售票开始前数小时，就有人开始排队，但队伍一般不会太长，太长了没有意义，排在后面的一定是白排，最后一定是以挤告终。售票时间一到，售票窗户打开后，人多起来，一些人站在队伍外抄着手，冷眼旁观，排队的人就开始紧张起来，尤其是排在后面的，危机感最强。随着排在头里的几位陆续购得票子出来，这种紧张和不安就在暗中增长，混乱的气息在无形地凝聚。排着排着，突然就有人径自从一旁直插到窗口，于是，不满的喊叫声响起，队伍顿时大乱，排队的人在不满和不甘中，不顾一切一拥而上，售票窗口那里，也就人叠人地乱成一团。购完票的拼命往外冲，还没买到的拼命往里挤，互不相让。突破口往往是个子矮的、力气小的、购完票往外突的人，在奋力挤出人群时，往往裹挟一两个咕噜咕噜滚出来。被挤出来的不甘，继续挤。我在那时，就永远是被裹挟出来，永无靠近窗口之时的那一类。循环往复，新的电影上演前，又是这样。唉，为什么要挤呢？为什么不好好排队先来先得呢？大家都不满意，但除了抱怨，好像也毫无他法。下一次排队，还是重复这样的情节。
卖肉的铺子，县城只有一个，铺面倒有好几米宽，队伍（大多是家庭主妇）也往往沿着肉案横着排，然后往后延伸。但相似的情形是，只要铺面门板卸开，开始卖了，排在铺面以外的队伍不知怎么就排不成了，所有的人都挤向铺板，指着挂在钩上的肉喊，给我割一斤坐墩儿，给我割一斤二刀……坐墩儿大概是今日所称的后臀尖，二刀是靠近坐墩儿的地方，是前臀尖吗？不知道。自到北方，再没听说过四川人经常说的这两个名词。在缺乏油荤、肉价不菲的时代，所有人都不愿浪费肉票和钱，都想买到最好的肉。坐墩儿肥瘦兼有而瘦肉较多；二刀好像比坐墩儿更受欢迎，似乎肥瘦均衡，瘦肉却比坐墩儿更嫩。最差的是槽头肉（大概是脖子），既不是瘦肉，也不是肥肉，肉质绵软，不好做，也不好吃。那时，城镇居民每人一个月二两肉，一般家庭肉票集齐，也就一斤左右，只能买一次。因此谁都想珍惜肉票，买到好一点的。至于你是否买得到好的，全凭卖肉的喜欢，他高兴割给谁就是谁，排队不排队，他不在意。当时县城里的卖肉屠夫，属于社会地位不高却很有些实权的人，他决定着居民们买得到还是买不到好肉。一九七八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何士光的《乡场上》，里面那个跋扈的罗二娘，就因老公是供销社卖肉的，她在当地就很有气焰。我们县城很小，所有人几乎都认识，卖肉的有点儿势利眼，我妈妈每次都抱怨，好不容易排在前面，就在屠夫跟前，嗓子喊哑了，他仍不理睬。如果不愿意轻易花掉肉票，妈妈就可能要去排好多趟，天天在那里喊“给我割一斤······”最后大概也终于轮得到，买到一块比较满意或不那么差的肉。为了买肉，有一次妈妈被人挤倒，拇指骨折，好几个月都没痊愈。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少先队在公安局领导下，寒假组织了一支学生治安纠察队。公安局的叔叔发给我们红袖套，戴着上街巡逻，感觉非常威风。这年春节，人们排了长队购买春节供应食品，譬如一户一斤白糖、几两瓜子、几两木耳和黄花菜之类。虽是凭证供应，但人们还是早早就排起了队，那时什么都缺，唯一不缺的是时间。
队伍从商店门口排到了十字街头，足有半里长。供销社的副食品商店，这时门板都上起来，待会儿开始卖时，售货员会卸下一两条门板。那时的商店都是老建筑，保留了过去的风格，铺面朝街，由一系列一二十厘米宽的门板拼成墙面，开门时，门板卸下，每块都编了号，关门时依次一块块插入门槽，拼装回去，门就关了。春节供应，由于事情重要，机会珍贵，商店只卸开一两条门板，形成一个二三十厘米宽的门缝，里面好几个人，收票收钱，清点东西，核对正确，递将出来，买卖双方都很郑重。虽每户都有份额，但人们还是早早候着，引颈企盼，或许还有些担心排在最后没了货怎么办，因此大家都早早就排起了长队。我们治安纠察队，专门监督排队，防止插队。我们戴着红袖套，在队伍前后来回巡视。那年春节排队，还真没人乱挤，都规规矩矩。而我，则做了一件“大义灭亲”的事。有人揭发我三哥插队，于是，我来到三哥排队的地方，不问青红皂白，叫他出去。三哥只比我大两岁，刚上初中，是个有名的老实人。当时我们居住的大院，有两个被称为“老实人”的男孩，都是家中的老三，都学习好而不爱说话，其中之一就是他。三哥红着脸不肯听从，事后证实，他并没有插队，是后面的人故意胡说的。我那时，当着小干部，满脑子阶级斗争，这时更加铁面无私，硬要把他从队伍中推搡出去。三哥一开始还红着脸坚持不肯，后来一气之下，突然从队伍中拔腿就跑了。我家那年春节的供应食品是谁去买的，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回家后，三哥半天不理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的言语行为，都模仿电影和书上的少年英雄。后来想，倘早生十年，会不会干伤天害理的荒唐事呢？很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