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美国的国际中文教学界，就好的一方面来说，是个与时俱进的团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能力语言教学法和口语能力测定盛行之后，接下来有交际法、任务法、跨文化交际，眼下又有电打汉字和AI的旋风，每次新方法和新理论的出现，我们都是展开双臂地欢迎，毫无甄别能力地照单全收。开研讨会，办讲习班，出新教材，真是风起云涌、热热闹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每次新方法过后，我们这一界真是元气大伤，好几年都缓不过气来。换句话说，我们过分重视“趋新”和“应变”，我们总是在追逐，唯恐落后，而忽略了在“变”之中，也有“不变”者存。

这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什么？“宗”是发音和语法的准确。所有的新方法、新科技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是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但是，一点儿都不过时。我们平心静气地自问：在我们班上，在我们的项目里，真能说几句字正腔圆中文的洋人，到底有几人？我在这一界50年了，这样的洋人真是凤毛麟角，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责！

就中国国语发展史和美国对外汉语教学史而言，在“正音”工作上，做得最成功的是赵元任(1892—1982)、赵如兰(1922—2013)父女。

国际中文教学的奠基者：赵元任

一般说来，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两个中心人物，或者说是绕不过的人物。比如近现代中国文学或思想史的研究，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大概都绕不过胡适、陈独秀、鲁迅这几个名字。可是在国际中文教学这一界里，这个中心人物，至今没有明确地建立起来，我们甚至于搞不清楚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只要稍微审视一下海内外各高校国际中文教育学院研究生的课程，就能发现，洋人和洋理论所占的比重，远比本土学者多得多。一个对外汉语硕士、博士研究生最早接触到的很可能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这些名字。赵元任、王力、黎锦熙、吕叔湘这些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能偶尔在论文的注脚里出现，已经很难得了。所以国际中文教学这个学科，基本上是“西学”，而不是“中学”。

指导我们怎么教中文的专家学者，往往是完全不知道中文为何物的洋人。我虽然没有很精确的百分比提供给大家，但是我相信，只要稍稍涉猎一下我们这一界的论文期刊或研究生的课程，就能充分地证明我说的话不假。这不得不说是我50年来目睹之怪现状。这个怪现状近几年来，不但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变本加厉，几乎到了必须用英文才能深刻地分析中国语言，讨论怎么才能教好、学好中文的程度。我们试着把对外汉语教学转换成对外英语教学，你能想象所有对外英语教学的研究生必须透过中文来学习种种理论和教学法吗？如果我们这一界要推举出一个大家公认的中心人物来，赵元任是不二之选。赵元任不但是现代中国语音学、语法学的奠基人，也是美国“对外汉语”工作的开拓者和实际参与教学工作的语言老师。他在103年前，也就是1922年，就开始做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的工作。因此，他对中国语言的观察、描述和对实际教学所提出的指导原则，都是他的亲身体验，一百多年之后，依旧具体可行。许多洋理论玄之又玄，和我们的实际教学几乎不发生任何关系，理论和实际教学成了一种“油水关系”，“油”在上，而“水”在下。赵元任所提出来的理论、指导原则，和实际教学是一种“水乳关系”。

可能有人会提出质询，赵元任对中国语音和语法的分析解释，有些也是沿用西方理论，尤其深受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这话诚然不假，但赵元任在引用西方理论时，洋理论只是一个参照的对象，而不是指导的原则，他的研究并不是为了证实西洋理论的正确。而如今我们这一界所做的工作，许多是先引一两个洋理论，然后用中文的语料来证明洋理论的正确。这就成了本末倒置了。

我大概在30年前，就呼吁大家在研究生的课程里，加进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一门没有历史的学科，是缺乏反省能力的。

20世纪哈佛大学第一门中文课

1922年，哈佛大学在戈鲲化（1838—1882）去世后40年，请赵元任重新开设中文课。戈鲲化在1879年到哈佛教了三年中文，以自己写的几首古诗作为教材，他没有任何语言学的训练，现存的文献也极有限，在美国的中文教学史上，戈鲲化除了是“第一人”之外，并无其他影响可言。

1977年，赵元任接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ncroft图书馆安排的访谈，曾谈到自己在55年前开的这门中文课，第一年虽然只有3个学生，却是美国高校教授中文之始。有关这段经历，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了解。在访谈中，赵元任回忆道：

When the course in Chinese first opened, I had three students... They were interested in al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I approached it in the usual way by introducing them first to the spoken language and then went on to the written language,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 of reading literary form in characters.

中文课初开时，只有三个学生……他们对语言的各个方面都有兴趣。我首先把口语介绍给他们，然后再教书面的文字，最终的目的则是透过汉字阅读文学作品。

在这短短的几句回忆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赵元任的教学法体现了“听说领先，读写跟进”的原则。

1922年1月1日，他在哈佛大学写了《国语留声片课本》的序，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目见不如耳闻，耳闻不如口读”学习语言的基本原则。这一段为中国人学习国语、写在103年以前、质朴无华的语言教学基本原则，即使用在今天，依旧可以作为国际中文的教学指南。

这篇不到两页的短序，以发音准确的重要作为结束。赵元任用极其夸张的口气，要大家在学“国语”的时候，不受“乡音”的干扰：“对自己的方音，要半个面子不给。”换句话说，学国语的时候，不要对自己原有的乡音，有任何依恋，要断然割舍！当然，“乡音”能不能去净，并不全是一个感情问题、面子问题；是一个“能不能”，而不是一个“愿不愿”的问题。最后赵元任提出：

发音的要是在这十六课上千上万个字里念错了一个音，就是逃了“十目所视”，也免不了“万耳所闻”，就是躲掉了“十手所指”，也还要给“万口所讥”呢！

赵元任写文章，一般是不用典的，在这里他用了《礼记·大学》曾子的典：“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他要说明的是：发音的对错，不但有客观的标准，而且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会受到“十目所视” “十手所指” “万耳所闻” “万口所讥”的检验。“其严乎”，这是多么地严格啊！

赵元任在中国推广国语的年代，希望“南腔北调”让路，向标准的“国音”靠拢。他的方言调查是为国语统一服务的。1938年，他在《建国评论》第1卷第5期上，发表《文字统一与方言分歧》,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文字是统一的，中国的方言是分歧的”。他的愿望是中国不但“书同文”，而且应该“语同音”：“方言既然非常分歧，我们就应当努力（并且事实上已经努力了好久）使它统一，以至于全国人，不但写统一的文字，并且能够写统一的国语。”

20世纪30年代，赵元任除了发表大量语言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之外，也写了不少“科普”性向大众说法的文章来推广国语。1934年，赵元任在《广播月刊》第1期上发表《矫枉过正的国音》，讲方言和国语之间发音的对应关系； 1935年又在第23期上发表《国语语调》讲国语变调和轻声的问题，他特别强调“的”“了”“着”“呢”必须轻读——要是把这4个字读成了“地、嘹、酌、泥”，他风趣地说道：“我要做了小学教员，学生地嘹酌泥我就扣他分数；我要做了小学校长，教员地嘹酌泥我就扣他薪水。”在这近乎玩笑的语气中，他要读者知道，轻读——这个常常被南方人忽略的成分，在国语的语调中，占有关键的地位。1937年5月，赵元任发表了《广播须知》，总结一个国语播音员应该注意的方方面面，从机械的使用，到音量语速的控制，都有细致的说明，在语音方面，特别提出“注意国音轻声字”，在在都说明他对建立“标准音”的投入和努力。

标准的确立

这个态度转换到在哈佛大学教中文，就是“洋腔洋调”之务去。

1961年3月28日，赵元任在费城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71次会议上，发表论文What Is Correct Chinese（《什么是正确的中文》）,提到了他39年前在哈佛大学教中文时，是以1919年官方发布的《国音字典》为准，所谓“国音”，和现在以“京音”为准的普通话是不同的，国音有第五调，亦即“入声”，分尖团。这个所谓的“标准国语”，是个人造的“标准语”，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家乡音。赵元任在回忆中是这么说的：

For thirteen years I was the sole speaker of this idiolect, meant to be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4, 5, or 600 hundred million speakers. (在13年的时间里，这种给4亿、5亿或者6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能说。)

在这篇文章中，赵元任一方面说明，语言的发展有“约定俗成”或“积非成是”的力量，但一方面也有制定标准的另一股力量，始终和“积非成是”相抗衡。最后的成败取决于时间的久暂和使用人口的多寡。

在赵元任一生事业中，较有社会影响的工作是方言调查和国语统一。他在近代中国语文改革史上，扮演了两个重要的角色，在方言调查中，他是语言的记录者和分析者，但在1919年，参加“国语统一运动筹备委员会”并制定以“国音”为准的“国语”时，他的角色从一个语言的“记录者”，一变而成了标准的制定者。一旦标准制定之后，他又成了一个严格的标准维护者和标准的推广者。我们作为国际中文的老师，对学生而言，我们的角色是标准的制定者、维护者和推广者。

赵元任在《什么是正确的中文》这篇论文的结论中指出：“Correctness in language is in the last resort a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语言的正确最终是绝对的规定）。”这句话总结了赵元任在推广国语和教“对外汉语”的基本精神。我们所教的中文，无论是发音还是语法都是有客观标准的。尤其在发音上，他的要求是百分之一百。任何一个稍有经验的老师都知道，教洋人说中文，最难的就是发音的准确，能达到七八成的，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所谓百分之百，就连老师也未必有如此水平。这点简单的道理，赵元任岂能不知？他之所以如此“理想主义”，是他深知“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道理。做百分之百的要求，或许还能有个七八成的收获，若只做七八成的要求，结果就一定更差了。

他在1922年所编的《国语留声片课本》里，坚持说人为的有入声、分尖团的“国音”，最能体现他对“国语”标准的执着。即使拗折天下人之口，他也要做出一套留声片来，让全国人民学习。

胡适以一个史学家从语文发展的角度，对1921年颁布、人为含入声的“标准国音”是完全怀疑的。他在1922年1月12日所写的《高元国音学序》中，对这一人为标准，有入情入理地分析：

我可以预料，五声的标准是定不出来的。即使定得出来，即使用图用音谱表示出来，也无法能使多数教员学生懂得记得。现在的国语是北部与中部的调和，但中部的小部分虽保存入声，北部与西部久已没有入声了。北部与西部的废止入声，是语言自然演化的结果，决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使已经天然淘汰了的入声依旧回到国语里去，这个入声的复辟比满清帝室的复辟还要艰难一千倍。

胡适接着说道，他对汉语“声调”整体发展的观察：

中国各种方言的比较，可以看出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由最古的广州话的九声逐渐减少到后起的北部西部的四声……这个趋势是应该再往前进的，是应该走到四声完全消灭的地位的。

赵元任偏偏不信邪，他在《国语留声片课本》里，不但“用图用音谱”表示出五声来，还灌了“留声片”用录音记录下来“阴阳上去入”是怎么回事。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设法让“入声”“复辟”，但结果是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以“国音”为标准的“国语”，从1919年宣布到1932年废“国音”改为“京音”，13年之中，全中国只有赵元任一个人会说。他在1934年写《新国语留声片课本》序时指出：“旧《国音字典》里的国音标准，人工的成分太多，结果如吴稚晖先生所说，它在纸上无所往而不胜，而在口语中无所往而不败。”新课本最大的不同是取消入声，分配于阴阳上去，不分尖团。赵元任“入声复辟”的努力告终。从此有了以京音为标准的国语。

在有关国语入声存废的讨论中，显然胡适的观点是更符合语言发展的历史规律的。但让我不解的是，他在6个月之后给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写序，竟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然而，在声调存废上，胡适却是同情高元的“废四声论”。在胡适看来，从广东话的九声，“简化”到北京话的四声，是符合汉语发展规律的，因此，企图在入声已经消失了的北方话里，保持住入声，那是做不到的“复辟”，但“废四声”和“保入声”，恐怕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不同。

1943年，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主持美国陆军特训班（ASTP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当时作为助教的邓懿，1996年在接受访谈时，对当年的教学活动，有一段回忆，最能说明赵元任对发音准确的重视：

赵先生特别重视语音，老先生脾气挺好，可是在语音的要求上特别严格。你要是说得不对，他就让你不停地说，说对了为止。……总的就觉得要求要严，一定要说对了为止。

“说对了为止”这5个字，不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坚持。这背后需要的是无数次机械的重复、模仿，耐心的说明、示范。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个音一个音地调。直到学生“说对了为止”。这个过程，没有捷径，也没有替代。电脑、AI能起的作用不大，这才是国际中文教育的核心和本质。任何偏离或者忽略这个核心和本质的教学法，无论说得怎么天花乱坠、怎么高深花哨，对洋人汉语水平的提升都是一条“歧路”，而非“正道”。

邓懿接着说道，学生发音的好坏跟老师的“心态”是有关联的：

要让学生发音纯正，老师的心态也特别重要。如果老师就觉得无所谓，只要学生说出来差不多是那个音就完了，那是一种效果。如果老师觉得应该让学生不说则已，一说就要说得正确，那你就能不厌其烦地去纠正他，这样的效果也就不一样。

这一段平实的话，真是“卑之无甚高论”，但这一点态度的不同，却是一个国际中文教师优劣的分野，一个语言项目成败的所在！

1959年，赵元任在台湾大学讲“语言问题”的系列演讲，他把学习外语的内容分成发音、语法和词汇三部分。他认为：“发音的部分最难，也最要紧，因为语言的本身，语言的质地就是发音，发音不对，文法就不对，词汇就不对。”

发音的准确是外语教学的根本！

赵如兰：“Stick with what I taught you!”（就照我教你的说！）

20世纪40年代，赵元任在哈佛大学办美国陆军特训班和编写《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的那段时期，女儿赵如兰是他的得力助手，他在1948年出版的《国语入门》序中，特别向如兰道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赵如兰女承父业，在哈佛大学教初级中文，用的就是《国语入门》。2013年，赵如兰逝世，她的几位美国学生都写了文章悼念他们中文的启蒙老师赵如兰，在文章中也都提到赵老师对他们发音准确所作的严格要求。

赵如兰是赵元任教学法最忠实的信仰者和执行者。她对这些美国学生所给出的建议是：你们作为中文二语的学习者，要坚持说标准的国语。

令人忧心的是，现在许多研究者和教学者往往是这一态度的反面：打着“尊重方言”冠冕堂皇的旗号，为了“政治正确”，而牺牲教学的正确。企图为带着浓重方音的香港“粤普”或台湾普通话辩护——中国人不也都“南腔北调”吗？外国人带点“洋腔洋调”是正常的，不必过分斤斤计较。这是误尽苍生的妖言！

坚持住标准

今天时兴的是讲各种花哨的教学法，什么能力法（proficiency approach）、交际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任务法（task based approach）、“课堂活动”“角色扮演”等等，真是不一而足，唯独不讲的是发音、词汇和语法。在这个AI和 Google的时代，还讲什么“发音准确”“句型操练”，那是要被人笑话的。可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位老一辈学习和教授中文最成功的美国学者，却异口同声地都说“字正腔圆是文化得体的基础”。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谈什么跨文化交际！我以一个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50年的英语二语的学习者，和从事国际中文教学半世纪的对外汉语老师的双重身份，在这里苦口婆心地说两句老实话：所谓“跨文化交际”，跨不过的百分之九十九，绝不是因为我们对洋人的“文化”了解不够，只是因为我们的英语太差，洋人的中文水平太低。剩下的百分之一，不是我们说不清楚，就是他们听不明白。没有什么玄之又玄的“文化”问题。换句话说，先把语言学好了，再来谈“文化”，一点儿都不迟！

赵元任1922年在哈佛第一次教中文，教的是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会说的“国音”，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元任编著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并发行了由他灌注的唱片，推广国语。1948年《国语入门》出版，以120页的篇幅，细讲中文语法、发音的基本原理和变化，将轻读、儿化、三声变调都另立专节。赵元任所创发的“国语罗马字”，不但可以拼出4声，也可以表示出儿化和轻读。这是我见过讲解中文发音最全面、最仔细的一本教科书。他的这些工作，是尽力地为中国的“国语”在发音上建立起一套标准，并把这套标准形诸文字，录成唱片。无论是在国内的国语运动，还是海外的“对外汉语”，标准是一致的。这也就是他1961年发表《什么是正确的中文》，在结论中所说：Correctness in language is in the last resort a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语言的正确最终是绝对的规定），而不是相对的，也不是有条件的“hypothetical imperative”。这种坚决明快的态度，今天在国际中文教学界里，已成“绝响”。

至于在规范的建立上，许多从事“国际中文”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大多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如港台两地大多不分“知、吃、师”和“兹、雌、思”，鼻音收尾的“嫩、能”也不分；甚至于在语法的结构上也为带有浓重方言色彩的说法辩护，如闽南语中常有“有+动词”的结构，如用“有吃”“有看”，来表示“吃过”“看过”。学者专家们作各种研究，试着为这个结构找出它的历史渊源，企图为这样的结构在语法上合法化，美其名曰“汉语”的“本土化”或“在地化”。这样的用心，我们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同情的，但是作为一个负责的“对外汉语”老师，我们何忍把洋人子弟教成“老思有雌”（老师吃过了），这样的说法，显然不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认可。这种借着“尊重方言”的动人口号，在港台为“粤普”或台湾普通话辩护的人，表面上似乎是尊重香港、台湾的语言习惯，但实际上是把港台的所谓汉语教学，进一步地“边缘化”和“孤岛化”。我们应该大声疾呼，要他们向“京调”的普通话、规范字靠拢。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我们绝不担心“本土特色”的消失，贺知章的千古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道尽了乡音的顽强。赵元任父女两代，向“南腔北调”和“洋腔洋调”宣战的热情和投入，到今天依旧是我们的榜样。

在外语教学这一行里，有些人不知不觉地受到美国无所不在的政治正确的影响，也搞起了类似DEI的把戏来。所谓DEI是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三个英文的缩写。也就是“多样”“平等”与“包容”。赵元任在推广国语和对外汉语的事业上，所体现出来的是这三个概念的反面。语言的标准是独一的，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包容的。

（作者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