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郑振铎精神，续古籍保护薪火
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在书斋里静静读完吴真老师的新作《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这部书讲述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留守沦陷区上海的文化抗战史”。把一个人与一部抗战史相类比，本身就具有一种奇异的辉光。郑振铎在民族危亡之际，“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保卫民族文化。他选择的报国途径是“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在当时上海各大图书馆成为敌军炮火摧残之目标、各著名大学及文化机关尽遭破坏、故家旧族藏书源源不断流入上海之时，一介书生郑振铎和其同事，以高度责任感和非凡毅力抢救了大批国宝，避免了“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奇耻大辱。
正如郑振铎在《求书日记》里说：“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抗战把所有人的生活划了一道界限，沦陷区的上海文化人普遍有一种道德危机感，而郑振铎选择的是不躲、不逃、不撤退，他说：“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绝不放下。”如果任由民族文献毁于战火而无所作为，才是真正的千秋罪人，百身莫赎。所以，“要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只有向前，决无逃避”。他主动选择了艰苦的生活，在敌伪横行的“孤岛”环境里，以身家性命来冒险，抢救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宋元明清善本精椠就达到一万五千余种。其中包括江浙一带丁祖荫、刘承幹、庞元济、叶恭绰、邓邦述等一众收藏家的藏书，吴真称之为“郑振铎大坝”，“它把江南传统藏书楼的景世珍籍拦截在上海，避免其零落流出海外；古籍珍本也由之大多归于国家，不复隐匿民间。”
吴真使用郑振铎抗战时期的日记，通过“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之间的叙事裂缝”探索郑振铎从事的文献抢救保护工作，是本书的一大亮点。郑振铎存留日记尚有1939年全年日记、1940年1-2月、1943年2-8月、1944年全年日记、1945年6-10月日记，大部分用钢笔写在台历上。而日记必须万分机密、万分谨慎，所涉及郑振铎与出资方的重庆中央图书馆、保存古籍的法宝馆等相关信息，还要从台北保存的档案中查阅，才能勾勒出郑振铎秘密行动的相对完整的拼图。另外，与郑振铎同处上海的朋友们的日记，也被吴真纳入考察视野，如陈乃乾、王伯祥、张凤举、陈君葆、夏承焘等人的日记，以及多种年谱等。吴真好多次去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东京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等机构查阅战时档案图书，通过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文件，以及事件过程中参与者或目击者无意识留下的现场记录，如题赠跋语、印章、信件、记录、文章等“无意史料”来佐证分析，这样抽丝剥茧，全景式地为我们揭开了郑振铎抢救文献背后的人与事。
郑振铎生前，则有意识地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他在抗战八年间写了《失书记》《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求书目录》《烧书记》《售书记》《“废纸劫”》等十几篇文章，编纂了《长乐郑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等八部书目，还有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文献相关的工作报告及四百多通书信，以及数百篇题跋书话，详细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暴行，及其战争导致的书厄。
一部书在时光胶囊中历经千载保藏下来，又从藏家手中漂泊到上海，郑振铎“每于静夜展书快读，每书几若皆能自诉其被收得之故事”，这些文字真实记录了个人命运与书籍命运的共沉浮，也记录了书籍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共沉浮。后人评价郑振铎的文献抢救是一部“血泪史”“地狱相”。烧书以逃死，售书以求生，救书以抗日，全书以续脉，在人类的苦难面前，是黑夜中的一盏“传灯”，直到今天，仍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吴真对于题词、题跋、印章的考察和判断，都进入了她“侦案”般的细节里。如从国图西谛书库里一本送给“张叔平”的“特制赠送本”，揭开了张叔平不但与郑振铎交谊很深，还是促成毛公鼎收藏国家、将日军军火偷运给新四军的“三面间谍”。而郑振铎在上海秘密保全的近三万古籍，1948年拖延迁台，也是通过书上印章梳理其经手渠道，清晰还原历史的。在吴真的笔下，一段段隐秘历史逐渐逼近历史真相，远远不是一般的对郑振铎功绩描述可以概述的。这场“暗斗”，是郑振铎个人的，是同时代每个人的，也是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真实写照。
郑振铎在上海“孤岛”抢救文献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奋斗、敬业、学行精神的写照，中华儿女在民族存亡之际被激发起来的伟大斗志，一直深深感染着后世子孙，令他们感动，让他们效仿，促他们奋斗。对国家图书馆来说，典藏千年以来的珍籍，尤其要有在和平时代安全保障先行一步的战略、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做好古籍保护和化身千百的工作，不使书厄再起，不令子孙蒙羞，才对得起肩上这份责任和重担。
郑振铎因飞机失事去世后，他的夫人高君箴将他的近十万册藏书无偿捐献国家。国图编纂了《西谛书目》，历代馆员编目、保护、整理、研究、出版、数字化，付出了许多劳动，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以告慰郑振铎在天之灵。我在善本部工作时，读《郑振铎文博文集》，看到郑振铎火一般的激情，每每热泪盈眶，建议给善本部每人买了一部《郑振铎文博文集》，作为职业追求的榜样，我也由此把古籍保护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我们这一代在和平时代成长的晚辈，虽然不像郑振铎在孤岛上抢救古籍时的处境危险，但肩上担子并不轻松。国家经历百年战乱，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大量典籍遭受水火兵燹，破损严重，急需保护修复。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为国家藏书建设殚精竭虑，做出巨大贡献。经过国家调拨、藏书家捐赠、馆员采购，大量典籍如百川归海，集于国图，馆藏古籍特藏达到300余万册件。如何实现完善保藏、传承，是国图担负的重要使命。1999年至2006年，在财政部和原文化部支持下，国图新敦煌遗书库建成，修复完成了馆藏《永乐大典》《赋役全书》、西夏文献，极大激发了图书馆员保护古籍的积极性。在随后的敦煌遗书修复项目征集修复捐款、《文明守望》展览开展后，民众参与古籍保护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应运而生，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古籍保护工程。经过19年建设，全国古籍普查已完成270余万部，30个省区市完成辖区内90%以上汉文古籍普查登记，国务院公布六批13026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3家古籍收藏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带动全国1000余家单位改善库房条件，超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全国修复破损古籍超445万叶，建成古籍保护重点实验室，提升古籍保护科技水平。“中华古籍资源库”全国联合发布15.8万部（件）古籍，近三年访问量达3.5亿，国家图书馆超60%善本古籍实现免注册、免登录的线上阅览；建成《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山海经》《永乐大典》知识库；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一期已试运行，首批上线1.1万余种古籍资源。全国累计举办36场“册府千华”国家珍贵古籍展，2019年起连续举办六届“中华传统晒书活动”，覆盖30余省100多个地区，线上线下参与超4亿人次；合作《穿越时空的古籍》、“寻找古籍守护人”、《典籍里的中国》《重回永乐大典》等节目和活动广受欢迎；构建“三位一体”培养体系与“师带徒+岗位研修”路径，设立古籍保护人才发展论坛，推进“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已在22个省份100余所高校开展百余场讲座。古籍保护传承、活化利用上了新阶段。
2017年，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参访，牛津大学德高望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者杜德桥（Glen Dudbridge）设午宴款待。他谈起自己最佩服的两位中国学者：一位是孙楷第先生，说读他的书，就仿佛看到一个长衫老者，在油灯下潜心学问；一位便是郑振铎先生，读他的书，就好像感受到他心里有团火，一定要迸发出来。郑振铎一生抢救古籍，做了那么多事。两人虽然特点不同，但都是典型的中国文人，都是中国人的骄傲，言辞间充满敬意。
今天，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读读吴真这部潜心研究的成果——《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以激发保护古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不断奋斗的勇气和信心，真的很有必要。相信郑振铎精神还能鼓舞更多的有识之士继续守护耕耘中华典籍这块沃土，让我们的事业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