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为师”还是“生活充实”——吴兴华与汪玉岑
吴兴华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期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有宋淇、孙以亮、石增祚、黄宗江、张芝联、郭心晖等人，这些名字经常出现在他给宋淇的书信里（《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这些友人钦佩、赏识吴兴华过人的才气，并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吴兴华的燕京大学朋友圈里，有一个校园诗人，论诗名在当时或许还要在吴兴华之上，此人便是汪玉岑。然而汪的诗却并不得到他们的认同，吴兴华、宋淇甚至多次在书信中对其倍加揶揄。多年以后，宋淇还在一篇名为《朗诵诗人》的短文里语带嘲讽：
读大学时，有一位自命为诗人的同学，喜欢作文艺青年状，时常写一些似通非通的白话诗。这算不了什么，他还喜欢当众朗诵自己的杰作，那才要命！事隔四十年，我仍记得他如何在未名湖畔的柳树下，摇头晃脑的用蓝青官话朗吟：等候你从一株花树到另一株花树，等候你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底下还有许多又臭又长的句子，不提也罢。有些同学越听越烦，或是掩耳疾走，或是干脆叫他闭起鸟嘴。可是他反而提高嗓门为自己辩护：“现代英美诗人常在无线电台上朗诵自己的作品，我们也应该加以提倡呀！”亡友吴兴华（梁文星）忍不住插进一句：至少我们不愿意听时，可以把无线电关掉！
宋淇文中所引之诗为《等候你》，收在《燕园集》中，全诗如下：等候你从一株花树到另一株花树，等候你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从此怕想起那暗暗流动着的溪水，我不再逢人说每一次银月底圆缺。
1940年，汪玉岑编《燕园集》由燕京大学出版，收入陆志韦、郭绍虞等人谈新诗的文章，同时也收入了一些燕京大学在校生的诗，其中收汪玉岑诗6首，比吴兴华还多一首。需要指出的是，《燕园集》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唯一收录吴兴华诗作的文集。所收汪玉岑诗有《牵牛花》《百货店巡礼》《“晓”》《“等候你……”》《“我羡慕……”》《夸父》，其中长诗《夸父》可以说是汪的代表作。
汪玉岑的诗曾得到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郭绍虞的赞赏，郭绍虞更是两次为汪玉岑诗集作序，足见对他的器重。汪玉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为什么吴兴华、宋淇对他总是冷嘲热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为理解吴兴华诗歌创作的转向提供了一个颇具意味的参照。
汪玉岑（1916—2003），出生于上海，其父汪世铭为沪上民族资本家，也是有名的苏州朴园园主。汪玉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结合的教育，1935年汪玉岑考入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与张芝联、宋淇、张心漪等沪生同年录取。抗战爆发后，汪玉岑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1938年重返燕京大学就读。1940年毕业后，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
在燕大读书期间，汪玉岑积极参加校园文艺活动，与秦佩珩、吴兴华、王继朴、姚克荫等人交往颇多，并经常互相切磋，交流探讨。因为经常向同学高声朗诵自己的诗作，他因此得了一个绰号“汪诗人”。《燕京文学》创刊以后，汪玉岑也贡献了一篇诗作《“忆”》，署名“山玲”。1941年，汪玉岑的诗集《夸父》出版后，吴兴华写了一首略带戏谑的诗来回应。
《夸父》——答汪先生
你问你的诗千载后能否知名，
我们回答是一个无疑问的能，
在中国诗歌耀目的历史里面，
谁能看不见这么一大片黑暗。
对于这部诗集，郭绍虞赞誉有加，他认为“玉岑之诗以音节胜：如洞箫，如铁笛，掩抑呜咽，一往情深，使闻之者低回而不能已；如吴侬细语，软绵绵，腻致致，有一搭，无一搭，若高，若低，似有声，似无声，却能声声打动人的耳鼓，震动人的心弦。”这种稍显空洞的评语是否出自一个学者的真情实感，我们不得而知，但它确实是师生情谊的见证。
汪玉岑早年的诗以浪漫主义的抒情笔调为主，与吴兴华、宋淇在新诗创作起步阶段的诗风相似，更多地受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而此后他们的新诗创作开始转向。吴兴华受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在古今中外的伟大诗歌中汲取养分，“先是陷在十九世纪的泥沼里，然后左脚拔起来，右脚陷入了现代诗，然后是玄学诗，教训诗，然后再回到中国诗，由清代往上一层层的垒……”尤其是当他遇到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也明确了未来诗歌写作的道路。而汪玉岑似乎走向了另一条不同的道路。
1942年，吴兴华开始着手编辑整理以前的诗，他在给宋淇的信中特别提及十四行组诗《画家的手册》，“汪先生特别心赏的，现在往回看那种绮丽的诗，真是像作（按，应为做）梦”。《画家的手册》由9首十四行诗组成，刊发于1939年11月《学文》第一期，这组诗可以算作吴兴华早期诗歌的代表作，绮丽的风格、感伤的笔触都是吴兴华早期诗的特点。当时吴兴华已经开始自觉回归中国文学传统，沉醉于古典诗文中乐此不疲，汪玉岑所欣赏的《画家的手册》对他来说已经是明日黄花，可以说此时的吴兴华开始与过去的自己告别，一个新的诗人正在走向重生。
1943年，汪玉岑病愈从北平返回上海后，与吴兴华保持着通信联系，吴兴华也不时打探汪玉岑的消息。有一次，吴兴华在给宋淇的信里提到汪玉岑的诗，讥讽其中一首为“天下奇文”，极尽嘲谑。而对于吴兴华的诗，汪玉岑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吴兴华看后却不以为然，为此给宋淇写了一封长信声辩，他说道：
汪先生（及他所代表的那一批人）所需要的其实不难满足，我只需在诗行间洒一些桃花春水，疯狂热爱元素，安几个倒装句就成了，而哪个是随时可以制造的，哪个是从心而出的，问谁都可以知道。我并不埋怨他脑力过低，世界上有光明就有黑暗，何况能欣赏议论咏史及纯粹引典故的咏物诗的人非得曾与诗卧起好几年，亲切的体验过那pretty pretty的阶段才行，在诗的发展史上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直到田园、忠君爱国、江西、西昆等体走到无路可走了，直到清朝，这就是说，议论或以用典巧妙见长的诗才充分显出它所容蓄的可能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批评致使吴兴华情绪如此激动？在吴兴华随后给宋淇的信中，或许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吴兴华1943年11月26日致宋淇书信提到：
下次来信把汪先生的地址告诉我，他给我来了一篇洋洋万言的辩难书信，援引中外古今的诗人（都是我发未燥时就念得不爱念了的）以证明“生活充实”的必要。我想回他莎翁生活在哪一方面比我或任何人充实？可是把他信封丢了，因此耽搁下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汪玉岑强调文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他对吴兴华的批评在于其生活经验不够充实，甚至可能是逃避现实。
吴兴华此时的新诗理念恰恰正在从自由诗转向古典诗，他的创作属于“向内转”，其题材多取自历史传说、典故或逸闻轶事，缺少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表达。正如后世学者所指出的，吴兴华为新诗提供了一个新的定义：“诗歌不是外在的日常经验的艺术转化和再现而是一个诉诸于人的内在世界的‘历史想象’，不再是个人情感和观念的自由表达而是一个要求具备学养的‘知识之航’，它要求驱除诗歌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转向对修辞技艺和文本秩序的经营。”这种理念固然有其文学史价值，但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很多。汪玉岑显然是对其表示怀疑的，而对于吴兴华以古为师，沉醉古典的倾向，他又写信与吴兴华展开辩论，劝他抛开中国诗，多研究一点外国诗。这些看似诚恳的建议都遭到了吴兴华的鄙弃。可以说此时两人的诗学理念已经是南辕北辙，再也没有对话的可能了。
事实上，汪玉岑也写过不少历史题材的诗，他最有名的《夸父》就取材于神话传说，后来也有《虞兮》《卞和》等诗作，这其实是当时诗坛上常见的一种创作取向。但与吴兴华的“向内转”不同，汪玉岑是典型的“向外转”，他的选择是拥抱生活，歌咏时代，《魔琴——大时代的交响乐》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很难说两种文学理念孰对孰错，这只是诗人在创作中的一种自主选择。
对吴兴华而言，汪玉岑在他的诗歌道路上却始终扮演着一个负面角色，每当汪玉岑形象出现的时候，吴兴华都想到了曾经的自己，汪玉岑所走的路实际上他都曾走过，而这条路恰恰是吴兴华所要尽力避免的，可以说吴兴华对汪玉岑的每一次否定都源自他内心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中，吴兴华才完成了真正的突变。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