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道“水浒”的波光
一
年内我二度赴江苏淮安。先是过访吴承恩的老家河下古镇，再找寻市内《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故居。遗憾的是刘宅闭门谢客，我刚想离开，意外得知距此500米还有一处施耐庵的旧居。籍贯兴化的施耐庵，怎在淮安也有故居？
步行至内大香渠巷6号的目的地，黛瓦青砖样式，门朝西，砖上还有扇刻，系一清代合院式建筑。外墙挂“施耐庵著书处旧址”等两块灰色铭牌，显示为“淮安市文物保护单位”。入内看，面积不大，仍存抬梁硬山式房屋十余间。按我以往的游访经验，这类名人故居多半年久失修，通常还住着几户人家。有些故居或因价值发现被列入整改项目，假以时日，成为修缮一新的文化景点也未可知。眼下这处，据说是元末时施耐庵父亲施元德为躲避兵燹，自苏州逃往淮安，于旧城西门内土地祠后购置的产业。其亮点显而易见：其一，它是施耐庵晚年创作《水浒传》的地方，一向朋旧少至，形同隐居。至于是否终老于此，看法并不一致。中国水浒学会更倾向其终老于此说。《水浒传》中有宋江受招安后被封楚州（淮安宋时名称）兵马总管、最终归葬南郊蓼儿洼一节，加之施耐庵曾游楚州白马湖，行至蓼儿洼时，亲见当地阮氏兄弟“浪里白条”、扎猛子捕鱼的好身手，此即小说中阮氏三兄弟的原型。以上可充当施耐庵于淮安创作《水浒传》的实证。其二，令人惊讶的是，这里还是施耐庵门人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地方。当年罗贯中一直陪伴于施耐庵左右，与施耐庵切磋写作技巧，同时尽到弟子看护恩师之责。直至施耐庵去世，罗贯中才带着未完成的《三国演义》书稿离开淮安，去往北地。坊间亦有二人合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传说。
从此处出来，结合刚去过的吴承恩故居，我才恍然回过味来：敢情四大名著中的三部《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出自古邑淮安？说淮安是名著的“摇篮”并不为过吧？对于文学史而言，这又是一桩怎样的奇缘！施耐庵的祖籍和主要活动地向来有苏州、兴化、吴兴、大丰几种说法，目下以“兴化说”为主流说法。据传在施耐庵去世数十年后，身为大盐商的孙子施述元迁祖父遗骨回兴化，落葬西落湖，即今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听说每年春祭，施家散居各地的后人郑重其事，分别向施家桥村施耐庵葬地汇集。而身在淮安的我，为了解施耐庵葬地的现况，想起择日不如撞日的话来，随即导航直奔兴化而去。
车近施家桥村途中，施耐庵的符号次第出现。先是老远瞥见一座高耸的木结构标志物，上有“施耐庵文化园”“施公故里·灵秀施家”两行大字。继续往里，一道波浪式瓦檐白墙下，便见到了汉白玉材质的施耐庵墓墓碑，年头倒也不远，许是近年所立？抬眼又见前方一座小型广场上，有尊施耐庵左手握书、右手捋须的立像，有三四米高。广场居中四柱三门的大牌坊上，镂“施耐庵陵园”五个大字。可惜我来得稍晚些，检票口已打烊，周遭阒无一人，喟叹不能入内一探究竟了。
二
施耐庵生于大丰白驹镇（历史上属兴化，1950年划归盐城大丰）一清寒之家，父亲从事水上运输。他7岁时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然其生性好学，小小年纪即向大人借阅“四书五经”，到13岁时已将部分内容背得滚瓜烂熟。若有人出题考他，也能对答如流。施耐庵19岁考中秀才，28岁中举人，36岁进京应试又中进士，同榜得中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刘伯温。如此看来，施耐庵应有大好前程，却在赴任钱塘县尹的两年中，因处处受人掣肘，遂愤而辞官，归隐故里。
正值元末，他的同乡，靠贩卖私盐、打鱼摸虾为生的张士诚因不满盐官挤兑，率“十八条扁担”起兵抗元，一时从者如云，接连攻占多个县邑，直至拿下富庶的苏州。据传张士诚属下卞元亨系施耐庵表弟，经其引荐，施耐庵曾短期出任张士诚的军师。不过这说法迄今无法确证，难度在于：施耐庵的生平记载本就模糊，而有关张士诚的文献资料在明朝时多被销毁，很难取得实证。那能否确定此事为虚呢？却也不能。淮安、兴化地方志和民间传说都支持施耐庵曾出任张士诚军师一说，想必不是空穴来风。当然也有折中之说，1921年编印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施耐庵”条目云“元末以赐进士出身，官钱塘。与当道不合。张士诚闻其名，聘之，不出；亲造其门敦请，仍不从”，说的是张士诚亲自登门请施耐庵出山未果。相对而言，我更倾向前说，因为这里有个隐性的“传导链条”，倘施耐庵和张士诚从无合作，就难圆其说：张士诚在苏州建立大周政权后，骄奢淫逸，刚愎自用，面对一班谋士的忠言更无接纳的胸怀。施耐庵觉得此人“器小”，不值得与之共事，遂不告而别。后来他写《水浒传》，其中不少人物均有张士诚部属的影子在，可否理解为那段合作的“投影”呢？
倘有此事，那么脱离张士诚，无疑是施耐庵的明智之举。因为，固守苏州的张士诚很快被剿灭。施耐庵重回文人本色，带着门人罗贯中四处游学，而后回到兴化老家。某日路过一书铺，对一本讲述梁山泊宋江等三十六人故事的元人话本《张叔夜擒贼》颇感兴趣，买回家后悉心研读，竟萌生以此为线索加以再创作的想法。写作前期，他特意请来擅画人物的高手，以宋末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为底本，摹成三十六幅人物画像。平日悬于壁上，时时观赏，以启迪文思。
今施家桥村一带，当年还是芦苇丛生的茫茫水泽，唯有水路可通运河，素有“自古昭阳（兴化的别名）好避兵”之说。苇荡之中，有块露出水面的土墩，常吸引施耐庵和罗贯中乘舟来此散心，这便是“水浒”和“梁山泊”两个关键词的由来。有意思的是，施耐庵在《水浒传》中给自己也安排上了一个角色：军师智多星吴用便是，暗合出任“军师”的那段经历。而“吴（无）用”二字，或许是他无奈的自嘲。当然，若辨别真伪，靡不稽诸故实，可惜史料所限，很多事只能按逻辑进行合理推论，却不能一口咬定。
三
刘伯温听说施耐庵隐居乡里，便向朱元璋举荐之。有前车之鉴的施耐庵，在朱元璋特派刘伯温两顾茅庐时，态度冷淡，坚辞不就。为躲避“骚扰”，索性避居淮安，那里有空置的家族房产，正可寻个清净，专心创作。
限于篇幅，这里重点谈谈《水浒传》中最关键的“招安”一节。民间有个传说：刘伯温奉命寻访施耐庵，发现他正在写《水浒传》，拿给朱元璋过目后，认为“此倡乱之书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必贻大患”。故书稿一出即成禁书，施耐庵也被关押一年多时间。我以为其真实性大可怀疑。一向采取规避姿态且很有见识的施耐庵难道心里没数吗？就那么放心地将书稿交给刘伯温，给自己惹祸？不过还有一则传说，指“招安”是施耐庵在情势所迫之下作出的“妥协”。因为新朝甫立，百废待兴，《水浒传》在这档口面世，若无“招安”而只讲“谋反”，恐说不过去吧？我以为不确切，因为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施耐庵所秉持的儒家忠义思想，是他头脑中不可逾越的“红线”。“招安”一节，本就和施耐庵的价值观不悖，他这么写并无特别的理由，而是直抒胸臆。或有人会问：既如此，讲“忠义”的施耐庵为何投奔张士诚呢？不是“二心”的体现吗？其实不难回答：他们合力反元，便自带“恢复中原”的光环，也算师出有名。
“招安”的出现，使《水浒传》多少显得有些前后“割裂”，以至明末文学批评大家金圣叹专门写了一部《金批水浒传》。他大胆地将全书拦腰斩断，即“腰斩水浒”（止于聚义），堪称石破天惊之举。胡适一方面评价“《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大得多”，另一方面也认为“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继而认为“他删去《水浒传》的后半部，正是因为他最爱《水浒传》，所以不忍见《水浒传》受‘狗尾续貂’的耻辱”。确实，“招安”后的“水浒”，读之很不给力：七十回前，英雄们个个呼之欲出，剔肤见骨；七十回后，齐刷刷如砍瓜切菜，横遭不测。他们出走的出走，出家的出家，伤残的伤残，自杀的自杀，折煞了多少干云的豪气？唯余英雄末路般的窝囊气。金圣叹的大手笔，让七十回前的“水浒”形成结构完整的“闭环”，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罕见的奇事。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也是一本用兴化话写成的“方言活化石”，同时它还结合了施耐庵安顿身心所依托的淮安人文地貌风情。今天，我们通过施耐庵的绝句《赠顾逖》可见其对淮安的一腔深情：“年荒乱世走天涯，寻得山阳好安家。愿辟草莱多种秫，莫教李子结如瓜。”诗中的“山阳”即指淮安府山阳县，“安家”二字则可看出淮安在他心目中乃家园般的存在，而非客寓卜居的暂住地。
回想暮春我打淮安走过，再去到兴化，本属临时起意，却于这两点一线之间，掬起一道连接双城、可互为观照的“水浒”的波光。
